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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政治学角度解析文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的一场“政治恶作剧” ——兼谈文革史撰写与解读中的历史价值观》 （2019年1月初稿，后有修订）
颜智华（重庆.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中共政治运动史学者）
内容提要：
笔者以为：毛泽东运用“大民主”模式来实践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是其文革政治运动的外壳（前者）与内核（后者）。 从政治学层面，文革期间出现的某些社会现象不都属于文革政治运动的范畴。应该把文革政治运动与文革政治运动时期的社会历史相区分，前者是后者的子集，前后两者的范畴是不尽相同的。区分这点非常重要，对于研究文革政治运动而言。
（1）文革运动的社会政治属性与后果。 由中共党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发动与主导的文革运动，是中国百年共产主义运动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或者称片段。其无疑是史无前例的。一是由执政党和它垄断的政权的最高政治首脑毛泽东自己以“革命”的方式颠复他自己创建和领导的政权的官僚机构并清算整个官僚阶级。二是这个革命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群众运动的模式展开与进行。三是毛泽东把这个运动与他之前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民国政府）争夺江山的革命斗争相提并论。 这个运动的最终结果非但未达到毛泽东的目的，反而走向了反面。主要指：一是毛泽东神话破灭，其中包括毛泽东个人神话的破灭和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灭。二是共产党官僚机构和官僚集团“打江山坐江山”之政治合法性的丧失和共产党官僚集团虚假的共产主义道德光环下的丑陋灵魂被撕开与暴露。在文革前，中共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教育主要分三大块，一是阶级、阶级斗争教育；二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如学雷锋运动，包括做好事不留名；学张思德、白求恩等，提倡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三是革命传统教育，让青少年学生误以为共产党老革命都类似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文革运动让青少年学生、教师；各行业职工（包括普通工人、农民）普遍认清了共产党官僚们政治上整人害人，经济上生活上对老百姓冷漠刻薄，心理上阴暗鄙俗，文化知识低劣贫乏……的真实面目。由此，共产党官僚集团在政治上与道德上都丧失了执政合法性。 三是该运动造就了一个思想上（前期包括组织上）与共产党官僚阶级对立的社会政治性群体（造反派和认可造反派的民众之一部分），并与共产党官僚阶级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多年抗争。造反派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群体，对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并非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与现实；他们是受共产党官僚阶级压迫了17年的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代表；是共产党建国后在文革特定政治背景中萌生的社会民主派，民主社会主义是其政治理想蓝图。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虽然政治幼稚，认识朦胧，但从社会政治学层面抽象、分类所应该得出上面的结论。1978年夏天开始至1989年“6.4”终止的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源头就是文革和后文革期间造反派造反运动。以给右派分子平反作为发端的和以农村农民自发包产到户作为引领的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非毛化”改革运动，并非邓小平所为。相反，邓小平始终是“非毛化”运动中政治改革（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的打压、镇压者。
（2）对共产党建国后的前30年（1949.10-1978年底）的历史阶段分期。 共产党一党专政时期（文革前17年）； 毛泽东个人独裁时期（1966年.8月-1976.9月死亡日），其中分为文革时期（约3年）、全面镇压时期（1969-1971，约3年）、后文革时期（1972-1976.9，约5年）； 华国锋暴政时期（1976.10-1978，回归共产党一党专政约2年）。
（3）浅析各种文革史观。 文革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的共产党体制内的政治斗争，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极端化（或者叫异化）。但它仍然是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百年共运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其发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把其从共运史中割裂出来，以维护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正确；掩盖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人类反人道的真实和本质，这一点对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官僚集团是自觉的；对于体制内外文革史撰稿人，多数是不自觉的；对于一般读者很多是稀里糊涂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政权主导、控制了话语权，甚至在海外（如在美国）。
（4）黄山归来不看山——推荐杨继绳《天地翻复-中国文革史》 本文只是概括地就文革历史的常识性问题作一些简要的梳理。对文革历史有兴趣的中青年人，可以去读杨继绳最近出版的《天地翻复——中国文革史》（90万字）。杨继绳作为出生农家，先后作为清华大学5年级学生和新华社记者经历了文革至后文革时期（共10年）全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在各种版本的文革史中，杨著给人黄山归来不看山的印象。凡是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还是初一年级以下的人，都不算在政治上经历过文革；没有深刻卷入进文革政治斗争或者意识形态漩涡中的人都不算亲历过文革。杨继绳先生至少具有后一方面的经历。其对文革至后文革1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剧烈震荡与变迁的体会与认知从他的著述中可见其非同凡响。
（5）批评中、西学界中所存在的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运动认知的误区。批判西方政治学界借用“极权主义”（对德国纳粹主义的政治学定义）来诠释共产主义的认知错误。并强调，把共产党专政政体与该政体下的社会形态和德国纳粹党独裁政体及它的社会形态分列为社会学中政治制度光谱排序中左右对称的两个轴线上，反映出西方政治学者对共产党专政真相的无知。且以讹传讹遗患至今。
一、文革——毛泽东的一场政治恶作剧 1、文革政治运动是3年而非10年。
政治运动的概念。我们可以给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下一个定义：“所谓政治运动，一般而言，是共产党在掌控政权的条件下，为达到某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目的，实现社会改造，在一个时间段内，大规模地调动和组织它的人力物力资源，超越或者摒弃原有的法律或者规则，挑动起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去迫害另一个社会群体，包括掠夺其财物的社会性行为。”凡是政治运动至少都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依靠对象；模式与手段。不同的政治运动间只是内容和形式的差别罢了。 毛泽东发动与操控的文革政治运动，全称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名称是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确定下来的。之前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此，反映毛泽东要与苏联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及之后的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模式划清界限；与西欧、北欧国家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划清界限、同时也是对第二国际历史过程中领袖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1以此凸显他首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史无前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它在马克思杜撰的人类历史发展5阶段论中，把最后一个阶段“（民主）社会主义”偷换成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共产党专政。而在共产党内又是几个高层寡头专政或者党魁个人独裁。即几个寡头或者党魁个人专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所有人的政。2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上述理论，他认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这个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这个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3毛泽东实际是把马克思杜撰的人类历史发展5阶段论改变成了6阶段论。他的文革理论就是建立在他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发展6阶段论点上的。
按照构成政治运动的三个要素，毛泽东的文革政治运动是3年，即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或者1968年底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4即《五、一六通知》出笼至中共“九大”前。我在多年前有一篇小文章，从文革政治运动三个构成要素与特征来论证的三年文革说的。一是毛泽东发动运动的目的（打到刘少奇为头目的党内政治对立面，即走资派。抛弃并摧毁自1949年开始经过17年建立巩固完善起来的共产党各级党政机构，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的党政机构）。二是依靠的阶级队伍或者叫政治力量（造反派），形式是造反派群众性组织。三是采取“大民主”的斗争模式。到1969年的“九大”前夕，已经达到或者说完成了“目的”。依靠的阶级力量基本上被抛弃，群众造反组织已经被解散，成员群体被肢解（如中学生群体被整到农村当农民-如林立果说是变相劳改。大学生被下放去军队农场劳动、分配到工厂当工人。只有学医的专业对口。上面算还好的。还有大批的人受政治迫害，如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等。在组织上土崩瓦解。（3）进行运动的大民主模式也不复存在。所以说，文革是三年。
秋后算账全面镇压时期（1969年九大后-1971年9.13林彪事件5）。这个时期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共产党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旧权贵对国民中的各个阶层秋后算账残酷镇压时期，鉴于此时期军人担任地方各级政权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企事业单位也多派驻军宣队（全称叫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类似军管），主导者主要是共产党军事官僚集团；依靠的主要是文革中未被打倒的旧官僚和文革前的政治红人。具体内容包括清查5.16集团（范围主要是高校学生）、清理阶级队伍（类似文革前的四清运动或者审干肃反运动）、一打三反（类似镇反运动）及地区性的反民族分裂势力（如内蒙古清查内人党）等内容，在理论宣传上强调反无政府主义与极左思潮。其目的是恢复到文革前的社会政治构架和政治高压。 毛泽东搞兔死狗烹，北京高校文革史问题撰写者认为发端于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召见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标志着文革群众运动的衰败和群众组织的终结……。”6由此，有人认为这是文革运动结束的标志。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鉴于全国各个地区政治运动进程的阶段的时间差异性与交通、通讯原因造成的各地方毛泽东指示的传达、执行的滞后，更主要的是这场在范围、规模和触及社会政治的深度的运动本身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惯性，不可能毛泽东一次接见会议就轻易地刹车的。把文革结束时间定在1968年底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或者1969年上半年“九大”召开才是合理的。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事件导致文革运动结束后实行全面镇压的政治逻辑丧失，但镇压运动的结束时间滞后到年底。如果没有9.13林彪事件，那一场全面镇压还会继续、深入下去，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监狱更加人满为患……。
后文革时期。1972年-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政变。7政治特征是：林彪事件颠复了毛泽东个人神话，文革理论和实践破产，对造反派秋后算账和对民众（包括黑五类）的残暴镇压运动中断，极端政策及恶果陆续纠正（叫“落实政策”）。但毛泽东文革理论和部分政治成果（如造反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任副职）保留了下来。政治构架与权力分配实际上回归文革前，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集团整体上复出并陆续接替原由军队干部担任的各级政权机关中的首长职务，造反派在地方权力机构中完全沦为陪衬。造反派组织虽然早不复存在但这个群体在思想上连结紧密，思想派别还存在，地下活动紧密。这可以看成毛泽东和旧官僚集团达成一种和解，政治妥协。吴思先生用固定的三层结构模型和可变三角形模型来分别解释文革前17年和毛泽东发动文革后的10年中的毛泽东、共产党官僚集团、老百姓等三者之间不同的政治地位关系及其变化，是很形象的。即文革前17年，社会分为金字塔形状的三层结构，毛泽东位居金字塔顶端，之下是不同层级的大小官僚，最底层是人民群众。文革和后文革10年，毛泽东、官僚集团、人民群众等三者关系则用可变三角形来描述：毛泽东始终位居可变三角形的顶角，普通老百姓和官僚集团分别位居左、右两个底角，但由顶角通向左右两个底角的两条边的长度是可变的。3年文革期间左边距短，人民群众地位提升靠近顶角毛泽东；3年全面镇压开始，右边距缩短（官僚集团距离毛泽东较近地位提升、左边距延长人民群众距离毛泽东较远地位下降……。
华国锋暴政时期（1976.10.6-1978年）。华国锋本是旧官僚，17年的红人。同时也是文革的受惠者，既得利益者。后来也是文革理论和文革成果的颠复者。类似赫鲁晓夫。但是赫鲁晓夫是从右的政治立场否定斯大林个人，否定斯大林主义，借用毛泽东的政治术语，叫搞修正主义，背叛马列主义。他是共产主义阵营实行政治改革的第一人，毛泽东恨得咬牙切齿。华国锋搞政变是宫廷内斗，争权夺利，组织清洗，是共产党内的帮派斗争。非但不否定毛泽东，反而采取凶狠的手段搞阶级斗争，镇压政治反对派，同时大整老百姓。有人把华国锋政变抓捕四人帮说成是历史转折，实际只是邓小平一伙旧官僚个人命运的转折。与1978年夏天开始的改革，即部分非毛化运动没有政治上的因果关系。在政治上华国锋推崇的是1966年前（共产党建政前17年）的专政模式。华国锋要恢复文革前的政治权力结构：由他替代最高统治者独裁者毛泽东，以下是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构成的官僚集团，压在最底层的是民众，三个社会层级。在底层民众群体中，任然按照“阶级成分”和政治身份确定底层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社会政治地位。华国锋人格上也卑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毛泽东的文革，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自欺欺人。他在台上实际掌权两年多时间，他采取的整人手段是土改、镇反、反右、四清……和文革运动整人的模式的综合，非常残酷。与文革不同的只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对造反派秋后算账如还乡团，全国中等以上城市的造反派骨干都被抓捕判刑，从组织上、思想上摧毁文革中形成的造反派派别。两年中把逃过毛泽东杀害的人都杀了，如在江西赣州杀文革中的女中学生李九莲（造反派）、杀为李九莲鸣冤的小学女教师钟海源并活摘器官。在农村，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割农民“资本主义尾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时期的浮夸、一平二调和瞎指挥风死灰复燃。制造了大量的冤狱。华国锋就是一个变形的小毛泽东。正是他两个凡是政治逻辑上的混乱和他个人在党内高层权斗中政治性格的软弱导致他最终失败。其实华的文化和工作能力远远高于习近平。中共党内权斗，除实力外，还在于谁更狠更邪。 该时期华国锋并未构建起个人独裁的体制，也属于共产党一党专政时期。
2、文革政治运动——毛泽东搞的一场政治恶作剧 这几十年来“文革研究”很热络。不少人还成为了大佬级别的学者专家，包括体制内外、华人洋人，名利双收。其实，对文革历史主要在于史料收集、整理、解读与编写的问题。比较深的卷入过三年文革的人大多在人世，自称“研究”文革者多是欺世盗名——特别是没有卷入过文革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的当年还是初一以下学生者。
（1）为什么说文革是毛泽东搞的一场“政治恶作剧”？这必须先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众说纷纭。尽管其说不一，但是各种说法当中，都有一个共同说法，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是各种说法中的交集，共同处。其实毛泽东自己也多次明确这样说过并写入共产党的文件中的。8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可说易如反掌，第一，他是党的最高政治领袖（开会要他同意、发文要他画圈）。第二，他是最高意识形态权威和社会偶像，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个人崇拜盛行，具体内容是三忠于四无限，在延安就开始喊万岁。从1960年开始，林彪在军队系统大搞造神运动。党内意识形态权威陈伯达说：对毛泽东的崇拜、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第三，他控制了军权，文革开始后，还规定调动一个连要经过军委批准。第四，还有中南海警卫师的控制权，警卫师掌控中央高层所有人的行踪和人身安全。所以他要扳倒刘少奇易如反掌，就像之前扳倒王明、高岗、彭德怀等人一样。既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操纵会议多数）也可以发动宫廷政变的方式。完全没有必要采用推翻国民党政权打倒蒋介石的革命手段。
毛泽东自己是这样定性他的文革的：文革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我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第二件事是发动了文革……。11 和国民党斗争，毛泽东采用军事叛乱武装斗争，花费20几年，血流成河尸体堆成山。打败了国民党，赶跑了蒋介石，颠复了中华民国政府，这个过程中最著名的有三大战役。 和资产阶级斗争，指的是1949年建国后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土地改革（包括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审干肃反，之后的一化三改造、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也是杀人、抓人、斗人、整人无数。 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按照刘少奇和他老婆王光美的策划和下的定义：……是相当于土改运动。是第二次土改。12与土改不同点，在于没有同时搞镇反杀人血流成河——除所谓土改时“漏划地主富农者”外，哪里还能找到反革命可以杀呢？ 文革也确实如毛泽东所言，运动过程中不仅夫妻吵架，父子反目，同事成仇，学生斗争老师等。还发生大屠杀。大家知道的有1966年夏天发生在北京郊区的屠杀。1968年发生在湖南部分地区和广西全省的大屠杀，骇人听闻。全国各地的武斗，真枪实弹，淮海战役国共两军投入的总兵力合计也有100万人。文革中的武斗合并起来总的规模也不亚于淮海战役。 在经济上，工厂停产、商店关门、运输瘫痪。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连牙膏、肥皂都买不到。 毛泽东在和国民党的战争中，很讲究战术的，其核心思想就是花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和国民党的战争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和平解放北平。还有和平解放新疆等。不论从政治成本还是经济成本考量，完全没有必要采取文革模式。但是他不走捷径，偏要选择最费力气最费代价最劳神丧财的办法。同时在运动发动的初期，还把自己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隐瞒起来，把群众和下层官员蒙在鼓里，使得他们在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共产党（旧官僚集团）、保卫红色江山（共产党各级官僚机构）的愿望中，相互争斗，你死我活，甚至付出了生死代价后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上当受骗，被毛泽东愚弄了。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玩弄于股掌。 所以说，文革模式是毛泽东策划与玩弄的一场政治恶作剧，破天荒的。
刘少奇对于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整人的套路是很熟悉的，他们都是搞政治运动整人害人的老手。据说1966年年底和1967年年初，文革如火如荼。刘少奇见大势已去，面见毛泽东请求辞去党内外职务，解甲归田携妻儿回湖南老家。以此换取毛泽东停止“大民主”模式，“避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更大的损失”。毛泽东没有同意刘少奇辞官回家耕田的请求。9犹如在土改运动中一些地主主动献田，为免于受皮肉之苦，但共产党是不允许的，这样，“斗争就没有对象了。”“就和平土改了。”1956年“八大”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高调肯定共产党暴力血腥土改运动的政治意义——对“一化三改造”顺利进行的推动意义。“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花了这样多的时间是否需要呢？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需要的。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广大的觉悟的农民认为，无论是地主或者富农的剥削行为都人是可耻的。这就为后来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地缩短了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时间。”刘少奇所说的“恩赐”的方式，即由共产党政府下一纸文件（行政命令）就可以和平的没收地主土地并分配给农民（贫农）。这种方式省时省力但是共产党不采用，而要采用群众运动即剥夺财产又杀人血流成河的方式。何故？这实际是《水浒传》里梁山寇贼入伙，需先杀人提头作为条件的套路的翻版。但共产党绝不是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造反的。采用暴力土改不但要镇压地主，同时让贫农中农都心生恐惧，诚惶诚恐，要活命就得顺从共产党……。其实，土改运动后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也不是没有遇到农民抵制（消极的方式），1955年搞第二次镇反运动，就是为农业合作化扫清来自农民阶层的阻力，杀鸡儆猴。 一些把苏共农业合作化与中共农业合作化进行对比研究的学者认为：苏共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遭遇到农民的强力反抗，而中共的农业合作化没有遇到农民的反抗。原因是俄罗斯历史上有农村公社的传统，具有组织性和凝聚力；而中国历史上是个体农业，农民是一盘散沙。这种结论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苏共农业合作化前没有土改，共产党专政的魔爪尚未渗透入农村每个角落；中共农业合作化是第二次土改，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剑悬在农民头顶已经好几年了的。
文革模式也可以说是毛泽东针对刘少奇搞的恶作剧，把土改模式发扬光大运用于党内高层斗争。非要把宫廷政变可以解决的问题搞成暴力革命，暴力夺权。据说刘少奇死的非常凄惨。从平民角度，更应该关注死难的老百姓。多年来，“学者”们出版的文革史书，多专注于共产党高层权斗。以“文革派”或者“抵制文革派”划分政治正确与否。有的是御用文人，有的主要为了博眼球，捞几个车马费。
邓小平何以能够死里逃生，咸鱼翻身？从主观上说，就是他见风使舵，完全不要人格，像狗一样从狗洞里爬进爬出，会写检讨认错书。会反戈一击，会落井下石，会给得势者表忠心。他个子矮，但大丈夫能屈能伸。这和他从小烟酒茶牌样样都来，痞子性格有关。不像刘少奇一副正人君子死要面子。刘少奇接受清末、民初社会乡村传统文化多一些。邓小平出生民国初年，16岁出国后在巴黎工厂里打工几年，后遇周恩来被裹挟去莫斯科接受共产恐怖主义培训，10从小习得一副痞子性格，政治和人格双重性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毛泽东在策划政治剧本，导演社会运动的宏观战略上，确实是大手笔。体现了他（二分之一）的蒙古草原民族后裔13血统中潜在的马上民族豪放性格，如他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把他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豪放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把这种性格用于政治斗争中，蓄意设计制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亿万人民推卷入阶级斗争漩涡中。其中一些人，完全疯狂，流血流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为一个共产主义图腾，为一个精神领袖去献身。当年重庆造反派有一句口号叫：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他们把毛泽东当成了理想与正义的化身超过了宗教狂热。他们把自己的美好愿望，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天真地寄附于毛泽东。这部分群体主要是青少年知识阶层，主体是中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深信毛泽东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见文革中林彪、陈伯达的讲话及官方出版物话语）。我要强调的是：发生文革，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神话、社会矛盾（包括党内矛盾）、领袖人物（毛泽东）等，这些要素一个也不能少。因此，文革是不可复制的。文革不可能在中国重演。有人把习近平上台后开政治倒车出现的某些社会政治现象叫文革复辟，实际和毛泽东的文革与文革时期的政治风马牛不相及。
毛泽东早已经见马克思去了，但可悲的是今天有人还在为他的共产主义运动点赞，为他的罪恶辩护，涂脂抹粉。 百年共产主义运动至少造成中国一亿五千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非命，包括被共产党推上战场战死的；被共产党枪毙的、劳改死的、关死的、斗死的、饿死的、被逼迫自杀的……。其中1959-1962年4年特大饥荒饿死多少人，根据颜智华调查分析，大概饿死7500万至1亿2千5百万。在特大饥荒前的1950-1958年的9年中，饿死人数约在4千万以上（按照年均饿死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推算）。1963年特大饥荒后活下来的老百姓们也还继续饿肚子直到1979年后。整个共产党建国后前30年都缺吃少穿，一贫如洗。就文革期间而言，死了多少人，其说不一，传说叶剑英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说非正常死亡2000万人的数字不可信。有人分析，认为非正常死亡200万人的数字应该是接近真实的。受牵连的上亿人口。文革中，毛泽东朝令夕改，翻云复雨，人民群众就像他锅中的煎饼，被翻来复去煎烙，即使不死，精神也被严重摧残。
毛泽东就是一个极端的妄想狂、欲望狂、贪恋狂、控制狂、虐待狂、迫害狂、杀人狂。这是他的人格特征，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他从1927年上井冈山落草为寇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特别是中共建国后，共产党使用掌握，控制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资源，打造出“毛泽东思想”这门“学问”，是造神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造神运动随着文革开始达到高潮。从1971年开始降温，源于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14和林彪的矛盾在党内最高层公开化。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特地邀请美国“白左”记者斯诺进中南海谈话，公开表示对林彪使用“四个伟大”拍他马屁的作法不满。15毛企图使用“出口转内销”的新闻传播方式打击林彪。过河拆桥是毛泽东惯用的伎俩。殊不知8个月后，林彪以“玉碎瓦全”方式回击，如核弹爆炸一般毁灭了毛泽东政治神话。林彪事件16是毛泽东的滑铁卢。也是林彪一生中做的唯一一件“善事”。笔者有一位比自己大10岁的同行，文革时是一名远离县城的山区小学教师，叫刘成祖。1971年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数千人集中在县城参加“一打三反”运动，这刘老师被以“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被陷害的）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林彪事件大半年后获得平反。否则会把牢底座穿。还有一位叫蒋宗仁的中学教师，是笔者读中学时的老师，也在这次运动中被批判，起因是有人揭发其曾经说过：我（姓名）是蒋介石的头，李宗仁17的身。林彪事件后组织上给他赔礼道歉，蒋宗仁老师当众扇了上一年搞运动整人的县教育局负责人两耳光。获得一片叫好声。
《毛选》共五卷，实际是由“编辑委员会”的秀才们修修补补，用政府财力打造出来的东西。中心思想就是谋权掠财，整人害人。1990年代后，在高校中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从国库支取经费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立项。这些折腾解决了不少读书人的就业问题，也成就了一大批学士、博士、教授。包括洋人。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初期（1966年7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斤两轻重”内心中是很明白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更早一点的1965年初，毛泽东在会见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于斯诺在他面前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就不以为然。
毛泽东神话（包括个人神话和政治神话），一是苏共孕育抚养；二是孙中山和苏俄做政治交易，即苏俄提供卢布和武器换取孙中山接收中共加入国民党，让中共借壳上市发展壮大。——引狼入室；三是（更主要的）在之后的1936年，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者蒋介石重蹈孙中山覆辙再次和苏俄做政治交易——联苏抗日，为获取苏俄的军事援助，放弃政治原则和法制，把中共10年烧杀抢劫反人类犯罪一笔勾销，并收编为国军发军饷，还划地盘给共产党割据一方，还坐视中共招兵买马发展壮大军队，到抗战结束成为一支力量强大的劲旅。蒋介石本有多次机会杀掉毛泽东，剿灭红军。据张戎在《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中的观点：蒋介石在红军长征途中歼灭红军易如反掌，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在苏联，是斯大林的人质，蒋介石实际是留下红军换回他的儿子。最后关键点在于从1646年8月开始，美国政府对民国政府实行武器禁运，釜底抽薪，致使50万美式装备的精锐军队在东北全军复灭，由此关内国军兵败如山倒，这是外因；内因是蒋介石军事战略错误和指挥无能等。上述事件都成全了毛泽东，犹如上天送给毛泽东一个一个的馅饼。但毛泽东最看中的是日本侵华这个历史机遇，没有日本侵华，所有馅饼的作用相加都等于零。毛泽东对日寇感恩戴德。18毛泽东（共产党）获取的江山，三分是他打的，七分是苏共、日寇、老蒋及美国人送的。主要是老蒋“送”的。如果说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有取胜的必然性因素；则官渡之战曹操获胜完全是偶然。毛泽东自己比任何人都明白他坐江山的偶然性。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完全是共产党欺人之谈。至今一些在美国的、台湾的学者还在鹦鹉学舌，说“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得到农民的支持，是其反蒋革命成果的重要原因……”。
其实从1956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开始，毛泽东就预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结局了。之后他的所有拼搏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罢了。但他邪恶之处在于：挟持和绑架亿万中国民众为共产主义陪葬，为他老毛送终。
（2）文革政治运动与之前的政治运动本质上的差异。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它把之前的几十年所有政治运动的特征、模式都浓缩于几年的文革运动中，可以说，凡是经历了文革运动全过程的人，犹如从时空上穿越过了共产党历史上的所有政治的军事的运动。理解或者解读的难点在于它和之前的运动的具体不同点在于：
一是毛泽东摧毁了他自己和他的共产党建国17年（或者说建党39年）打造起来的政权机构和培养起来的官僚集团。二是同时也否定了它自己安邦立国的经典意识形态（原教旨共产党意识形态）。这究竟是为哪般？ 先谈摧毁了他自己和他的共产党经过17年（或者说39年）打造起来的政权机构和培养起来的官僚集团。所谓摧毁，就是用“大民主”模式，揪斗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里的一帮大佬、揪斗省委、地委、县委的书记们（包括校长、院长、厂长等）。冲击占领党政机关。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把各级共产党政权搞瘫痪，最后夺权取而代之的准暴力模式。所谓准暴力，就是不允许杀人。
再谈：否定了它自己安邦立国的经典意识形态。
首先是把共产党组织实体和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抽象化。之前的概念是共产党是由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甚至包括普通党员）组成的整体，每一个成员都代表党，反官员就是反党。这个概念被置换为：毛泽东个人才是党的化身，才能代表党。党内一直存在正确和错误，革命和反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分野和斗争。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已经被党内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篡夺了，对人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夺回这些权力。所谓造反有理。这个理论的建立是从《九评》19开始的，是理论务虚。把这个理论落实到文革中，实际是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的直到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完成。之前的几个月的文革，是由他要打倒的党内大佬刘少奇邓小平们直接操弄的，只是镇反、反右、四清（有的地方或者单位正同时在进行四清或者“五反”）等运动的翻版。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所作出的开展文革的决定，即《中共中央通知（五.一六通知）》老百姓并不知道，毛泽东只是把这场党内矛盾斗争通报至县团级干部。到同年8月份后，特别是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发动群众，毛泽东不得不向群众公开，挑明——他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批斗党内最高层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运动从开初的文化批判转向为政治批判，批判自刘少奇以下的共产党各级党委和书记……。由揪斗阶级敌人转为揪斗省委、地委、县委……书记。四川是：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砸烂省市委彻底闹革命。包括砸烂公、检、法机关。完全颠复了共产党经典意识形态。颠复了历次政治运动“矛头向下”领导整群众的套路（反右运动套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发生了理论危机，信仰危机，17年的共产党官僚机构和官僚们失去了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得有理由，如“打江山坐江山”这只是停留在丛林法则层面的草寇意识。古代不论是封建制还是皇权专制，都要搞一个君权神受的“天道”，坐天下者是奉天承运。造反者反皇上反朝廷，举旗揭竿时候得假借“鱼腹丹书”、“石人一只眼”20一类的“天意”，即政治合法性。共产党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学说就算是它的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哲学基础。但是列宁又另外搞出个“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一党专政）”理论，是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动。列宁主义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如果说马氏共产主义与乌托邦有某种联系；则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就是纯粹的恐怖主义，中共建国后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把“科学共产主义”和康有为杜撰的“大同社会”，21和西方的乌托邦（社会民主主义）搅和起来，欺骗了中共建国后中国三、四代人中的很多读书人。前几天还看到有一个跑到美国来的人写了一篇长文，还在宣扬他从政治课本中获取的上述谎言。 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才是整个共产党官僚阶级要的东西。毛泽东的文革，把他和他的党打造起来的共产党政权，官僚机构妄断为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专政。直言“（共产党）官僚阶级与工人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22于是，其政治合法性丧失了。群众造反就合法合理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官僚阶级反对的就是毛泽东这个文革理论和根据这个理论所实践的文革运动；他们赞成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共产党官僚阶级专亿万人民群众的政，也就是他专你的政。他们否定文革只限于否定群众造他们的反这个方面。邓氏文革史只讲他们被造反，不讲他们为什么被群众造反。 对于毛泽东为何把17年共产党官僚机构的专政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其实他不过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用贴政治标签的方式打击政治对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了。共产党内部你死我活争权夺利残酷斗争从1929年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根据地就开始了，相似土匪帮派间杀戮。23
三是毛泽东文革采用的模式具有历史颠复性。
（1）一是开展政治运动依靠的阶级力量问题。以前的运动，如土改，依靠谁啊？贫下中农。目的就是要掠夺地主的土地和财物。方式，是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暴力土改，不但要掠夺你的土地与财物，还要你的命。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打家劫舍是只要财物不要人命的，留下买路钱，放你走人。但土改运动不是这样。据统计数据，土改运动杀了70-80万阶级敌人，官方数据。但实际上是杀了200万人以上。1957年反右运动，在城市里的党政机关、文化教育等单位搞的，依靠党团员、单位上领导的红人，政治上、生产上、工作中的积极分子，红五类。领导运动的就是机关单位的党委书记。上面是插叙，继续谈文革。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官僚集团。依靠力量就不是贫下中农，党团员，不是之前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而是依靠人民群众，依靠老百姓，依靠老百姓中那一部分人呢？造反派。这些造反派中，不少人在文革运动的初期或者文革之前，或者被共产党官僚整过，受过迫害；或是受到排斥、冷漠、不受重用，不得宠；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是看不惯共产党官僚的官僚主义作风。当然也有原本是领导的红人，也起来造反的。当时保皇派散布一个舆论，说：17年的红人靠边站，17年受压的要掌权。从共产党建国到1966年文革开始刚好17年。
（2）二是模式。毛泽东采取什么模式呢？“大民主。”远远突破了（从反右运动所采用的）“四大”的框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还有大串联，大批（揪）斗、大冲击（党政机关）……。毛泽东还破天荒的打破共产党的禁忌，鼓动老百姓自由结社建立政治组织。不需要经过党委、政府审批的。也不用去民政局登记备案。群众造反组织规模最大的有数十万人，主要在如武汉这类工业大城市。从共产党建国到1966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17年中，共产党是禁止民间结社的。凡是经常一起吃饭喝茶、谈天说地、来往过密者都有被打成反党政治小集团，反革命集团之虞。既然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些组织除尊毛泽东“四个伟大”外，就无法无天了。同时“大民主”这种文革模式，还由国家财政提供必需的物资保障。不仅闹革命的职工工资照发，粮票照领。而且单位还必须给这职工（学校是师生）和群众组织提供方便，如纸张、笔墨、场所、交通工具、广播设备等。各个大城市都成立接待站，给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们提供饮食、住宿。造反有理的口号和行动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大城市扩散到小城市，由学校扩散到工厂。最后由城市蔓延到农村。“大民主”模式，是毛泽东鼓动起来的并希望看到的。最后是大夺权。改朝换代。新建立的地方各级政权机关（包括企事业单位）名称叫革命委员会，虽然也是官僚机构，但它毕竟是在否定和颠复了共产党建国17年掌权的官僚集团的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下建立的。 对于这种大民主，也有三种看法。一种是官方的，否定的，老百姓贴大字报的权利也在1982年被中共官方以修改宪法的形式予以剥夺了。第二种是肯定的，认为人民获得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游行等自由。文革中民间办报有印刷厂铅版印刷，有手工刻蜡纸油墨印的。舆论工具主要形式还是大字报（包括传单），其次是有线广播站。第三种观点也是否定“四大”这种形式的，认为这种所谓的自由是假的，是受毛泽东利用并操控的，是限制在毛泽东思想范围内的。只是政治派性斗争的工具。搞乱了社会。这种观点在体制内外的学者中占主流。 对于体制内外学者中占主流的上面的第三种观点，笔者得进行简要的辨析：首先“大民主”本身只是一种技术手段，是没有阶级性的。在文革中，斗争的双方都曾在运用。官僚阶级以此整老百姓；老百姓为何就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当然这不合乎“和、理、非”原则。须知，受迫害的老百姓面对的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政府委派的印度总督，而是攥紧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抓你杀你没商量的共产党官僚。还在193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左联”舵主鲁迅，就嘲讽过“甘地的把戏，倘使不选择地方，就归于失败”。24如2019年6月开始的香港市民“反送中”运动，不论你是搞“和理非”，还是搞“勇武”方式，都会失败是必然的。因为面对的不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邓小平；而是脱光了裤子裸奔的习近平——尽快颠覆在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制定和实施的在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搞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是习近平开政治倒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绝对不可能退让与妥协的。上面是题外话。继续谈主题。 毛泽东运用“大民主”模式来实践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是文革政治运动的外壳与内核。毛泽东无异于玩火。老百姓借毛泽东的火把，火烧压迫了他们17年的共产党官僚阶级何错之有？毛泽东火烧官僚的目的是要变共产党一党专政为个人独裁；代表老百姓利益诉求的造反派火烧官僚的目的是维护和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毛泽东的目的截然不同。没有经历过文革前共产党压迫，在文革中又没有造官僚阶级反的“学者”是很难读懂文革历史的。杨继绳先生写就的文革史能够堪称大作，他除两者皆备外同时还具备不可缺少的其它多项功底。 文革作为政治运动，它与之前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比较，目的、采取的形式，依靠的力量是完全不同了。颠倒过来了。 （未完-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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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 06: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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