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出巡奢侈 安保措施变态 还是在毛的饭菜中发现了氰化物

1234abcd88

〖内容摘要〗开饭前一个半小时，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田畴跑来找我。他十分焦急。他说食品化验在菜中化验出氰化物，全部饭菜封存，厨房工作人员也全部不准离开，汪东兴要我马上赶去省委招待所。我赶去时，七张大桌上都已经铺好了白桌布。我走进厨房旁边一间食品化验室，各种菜、饭、酒、饮料的样品都放在那里，由北京带来的两位食品化验员，正忙得满头大汗。

1958年4月，陶铸陪同毛泽东视察广州棠下农村

我随同毛开始出巡之后，才见识到“为毛服务”的铺张浪费的一面。毛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极尽周全。毛的舒适和享受是第一要务。我早知道毛的安全工作一向非常周延，但在中南海内我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等出巡时，这种过度奢侈的现象才变得分外明显。

毛不断的出巡各地，很少待在北京。他是个南方子弟，因此觉得与北京格格不入。广州、杭州、上海和武汉是他最喜爱的城市。毛每次外出都是好几个月，五一节、国庆日或接见外宾时才回北京义务露个面。毛行踪飘忽不定，有时他早上才决定去杭州，我们下午就匆匆上路了。由于警卫局怕会走漏风声，通常随行人员前一夜才通知要外出，却也不知道目的地。

毛通常乘专列出巡。毛的专列共计十一节。专列平常停放在离北京火车站相当远的车库里，以利毛秘密行动。毛的专列有二节主车，一节毛用，一节给江青备用。江青只有一次与毛同乘这一专列。第三节是毛的餐车。毛的卧车非常豪华，里面装了一张大木床，大部分的地方都堆着书，前面四节满是上下铺的卫士、警卫、摄影员、机要员、厨师等随身人员的卧车。再接工作人员餐车一节，医疗急救车一节。在毛那节车前另有一节备用主车。

专列没有冷气，夏天酷热难耐。一九六零年初期，铁道部从东德定制一列新专列，十分奢华，有隐藏式灯光、设备齐全、自然也有冷气设备。汪东兴、机要秘书林克和我同住一节，三人共用一起居室。每个车厢内有沙发、桌子、床和热水浴室。

专列沿途的安全措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毛乘专列到外地一次，铁路的全线行车时间表都要改过，至少一个星期才能恢复正点运行。沿路火车站上匆忙的乘客和叫卖吃食的小贩全换上了安全警卫。专列驶进空荡荡的火车站，一路只见站台上的哨兵，感觉非常古怪。我和其他随行人员跟汪东兴说起这事后，汪便安排了一些打扮成小贩的警卫站在站台上，来增加真实感。

凡毛专列沿途经过的各省领导必须在其所属的省内，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在毛停留期间，每省铁路局都会派出一位司机和火车机车。沿线并有各省公安厅派警卫，每隔五十米放哨。我有一次和辽宁省公安厅一位处长聊起，他告诉我，一九五零年一月毛从莫斯科返国时，在北京到满洲里的铁路沿线上，两边每隔五十米派部队和民兵，轮流昼夜看守。他在一个铁路涵洞下蹲了两个星期，也不知道是谁经过，正是冬天冻得够呛。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火车上载的是毛泽东。

毛乘火车也不受时间限制。除加水以外，不靠车站。他不睡的时候，不管多长时间，列车行驶不停。他要睡觉，无论什么时间都得停下来，一般都停在铁路支线的工厂或飞机场。这时工厂就要停工，机场要停止飞机起飞及降落。

有时毛会乘坐飞机。一九五六年夏天我第一次随毛坐机出巡。十月下旬毛去广州，他决定乘坐飞机去。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毛第一次乘飞机是一九四五年由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由延安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谈”。

飞机的选用与试飞，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空军司令刘亚楼负责，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商定乘坐苏联生产的“利-二”型客机。出发那早，刘亚楼陪同毛及其随行人员前往北京西苑机场。在这段时间，全国所有航线停飞，空军派出战斗机巡逻。随行人员分乘四架飞机，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及其他秘书、警卫员等随行人员乘坐一架伊尔十四。毛的司机、厨师、摄影师、两位食品化验人员及另一批安全警卫分乘两架飞机。其他大约二百名随行人员，则乘毛的专列先行出发。专列载有毛那辆苏联制、防弹的吉斯牌（Jis）车，毛下机后，预订乘车直奔广州小岛招待所。专列则停在白云机场，随时供毛外出使用。

毛的利-二坐机是小飞机，只有单螺旋桨。客舱内原有二十四个座位，前一半的座位拆掉，安装了一个单人床，一只小桌，两只坐椅，后半部只留下了四个坐椅。这架飞机除毛以外，还有卫士长李银桥、一名卫士、秘书林克和我乘坐。

刘亚楼将一位麻脸瘦高个子的军人介绍给毛说：“这是胡平，他开主席坐的这架飞机。”毛说：“这可要辛苦你了。”胡很善于言词，说：“能给主席开飞机，那太幸运了。”胡平在文化大革命后升为空军参谋长。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坠机身亡后，胡平被判刑。

将近中午抵达汉口机场。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刘克农，在原是蒋介石别墅的东湖客舍设宴款待。东湖客舍环境优美，隔湖对面的是武汉大学。以前，外国人，特别是白俄，在汉口开了一些酒吧、饭店，雇用的厨师、服务员都经过专门训练。现在这批人中的一部分被调到招待所，做服务工作。

这次外出，使我对毛被奉承的情形大开眼界。王任重说：“斯大林处理党内斗争问题，比主席差多了。他杀了那么多人，我们党对王明他们还是讲团结。”毛说：“是啊，应该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性质。对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从来不主张乱捕乱杀。”王说：“这是主席领导才做得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任重，我感到他极会阿谀奉承。我从旁观察，毛对王相当亲切。无怪王的官运亨通，不过四、五年，升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虽然如此，王也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文化大革命初期，王被调到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很快被江青在群众会上，指斥为“背着文革小组活动”，而遭批斗。

将近下午六时，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广东省省长陈郁等人在机场等候。从机场乘车去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一路上突出的印象是街道脏乱，街上的人们大多穿着木底拖鞋，嘀嘀答答，十分吵人。

毛的广州之行是个机密。一组人员被拆散，分居数处，并不准随意外出、打电话、会客或收信。我们寄到家里的信件全由专邮送投。毛要走前几天，汪东兴才准我们随同广东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外出观光。

毛的舒适仅次于安全措施。

和平解放北京后不久，没收了许多旧别墅，也相继造了些新的，供党领导专用。中央办公厅在玉泉山上替五大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造了五个别墅。后来罗瑞卿和汪东兴（两人都是旱鸭子）又为毛加盖了游泳池。为了安全起见，游泳池只有两个澡盆宽，水只及膝。

毛为这小游泳池大为光火，此时彭德怀又在政治局会议中直言，指斥动用公款以为毛私用。毛于是用他自己的稿费付出建游泳池的费用。他此后没有去玉泉山住过。

一九五零年中央办公厅又在北戴河海滨一带没收了许多旧别墅，分配给各领导，并特别为毛修建了“八号楼”。自此后，各省领导也争相在其省内为毛修建别墅，但他们以为毛喜欢最现代化的设备，别墅内装设了西式弹簧床和坐式抽水马桶。毛出巡时总带了一张大木板床和蹲式马桶随行。一九四九年到苏联莫斯科时，这个木床也运去了。一九五七年再去苏联的时候，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只有坐式马桶，他没有办法，最后取来一个便盆临时凑合救急。

陶铸在广州为毛和江青修建的小岛招待所最合毛的意，因此毛爱常去广州住。小岛招待所在珠江两支流交会处，整个小岛布置得象个大花园，种着广玉兰、白玉兰、栀子树、洋桃树、木瓜树、芭蕉和香蕉。

这里面原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别墅，小巧的两层楼老式楼房，称为二号楼。省委书记陶铸觉得这楼太小，在旁边造了一号楼，两头各有一间卧室，毛住西首一间，江青住东首一间，中隔一极大大厅，可以开会，也可放映电影。靠西又修造了三号楼，是毛与江的起居室。

四号、五号和六号楼，是为刘少奇、周恩来及朱德来时用的。这次由罗瑞卿、杨尚昆和我们分住。我与林克住四号楼。

岛内布满武装明哨和暗哨，中央警卫团就来了一个中队。陶铸、罗瑞卿和其他公安人员深恐不到九十里外的香港内的国民党特务会想法子暗杀毛，因此这条珠江分支封了航，除去巡逻炮艇外，断绝航行。搞得岛上安静得出奇，只听到热带鱼的啾啾叫声。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人员，加上毛在北京的随行人员，总人数将近二百人。他们大都住在位于与内陆衔接的对岸桥头公安大厅内。八到十个人挤一间房间。

毛的专用厨房设备良好，卫生安全，管理容易。北京巨山农场每天运菜过来，供毛的厨师使用。毛有时会试试广东的水果、青菜和鱼，但他还是爱吃油腻辛辣的湖南菜。

但公安厅大楼的饭厅问题很大。饭厅和厨房的服务员及厨师的工作量突然增加很多，地方原本又小，没有食品冷藏设备。菜蔬肉类堆放在一间小储存室内，堆满以后，放不下了，又堆在厨房外院子中。虽然已经入冬，可是广州天气还很暖，老鼠又多，疾病容易滋生，也有可能食物中毒。汪东兴便召集了北京来的一些人员，协助厨师们做好厨房的清洁卫生，建立食品包管与化验制度，我则负责小岛内部的医疗卫生工作组。

汪东兴和罗瑞卿为了毛的安全工作，可谓大事周章，虽然理由正当，毛仍然十分不满。后来毛批评汪东兴，在警卫工作上“前呼后拥，如临大敌，只相信自己，什么事都要自己带的人去干，不相信当地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更不相信群众。”毛从来感受不到身边警卫人员的紧张心情。毛清楚群众崇拜他，谁会想谋害他呢？

这年冬季因为毛在广州，其他的“中央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都来到广州，以便开会。领导们分别住进四、五、六号楼，我则迁桥对岸的广东公安厅大楼住。其余政府首长分别住在小岛旁的广州军区招待所，和城里的广东省委招待所内。

陶铸为了表示对来广州的“客人们”的热情欢迎，在省委招待所举办宴会。陶来请毛，毛不愿出席这种应酬。陶一再请尝尝广东菜，毛仍不答应，最后同意让汪东兴、叶子龙和我参加，毛对我说：“你去，有什么特别的菜讲给我听。”

开饭前一个半小时，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田畴跑来找我。他十分焦急。他说食品化验在菜中化验出氰化物，全部饭菜封存，厨房工作人员也全部不准离开，汪东兴要我马上赶去省委招待所。

我赶去时，七张大桌上都已经铺好了白桌布。我走进厨房旁边一间食品化验室，各种菜、饭、酒、饮料的样品都放在那里，由北京带来的两位食品化验员，正忙得满头大汗。看见我进来后，他们似乎舒了一口气，说：“您来了，可好了。您看怎么办。”

广东省公安厅苏副厅长对我说：“这事情真奇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反复审查过，都没有政治问题。可也难说，离香港这么近，容易有坏人钻空子下毒。”

经化验后只有青笋中含有氰化物，其他的菜都没有问题。青笋是在招待所院子内的竹丛中自己挖出来的。于是又挖出一些青笋，化验表明确含有微量氰化物。我又赶到中山医学院，查阅书籍，青笋正常含有微量氰化物，是在正常食品允许含量以内。

我将情况向陶说明，陶立刻绽放满脸笑容，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等会我敬你一杯酒。”

苏副厅长拉我到一间客房，暗暗跟我说：“你可帮了大忙，刚才陶书记大发脾气，说是要处分我们。好在问题搞清楚了，饭也可以准时开了。要不然这黑锅我们可背不起。”

饭中，陶铸走到我前面，举杯对我说：“李大夫，我谢谢你，干杯。”我站起来，谢了他。陶转身对汪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汪乐吱吱的，嘴都合不上。

晚上回到小岛，我去看毛，毛正在看《明史》。我进去后，他放下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说：“我历来反对向外国乱搬乱学，搞个吃饭也要化验。在北京搞了还不算，又把这一套搬到外地搞，搞得人家人仰马翻。结果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告诉汪东兴，要改。”

我从毛那里出来后，到了汪的书房，告诉他毛的意见。汪很不高兴。我说：“你怎么这样不了解主席。我不讲，自然有别人会去讲。到那时，主席会说我有事不向他讲，对他不老实。而且别人讲，很可能跟事实有出入，给主席一个不真实的情况。他先有了一个歪曲的印象，就根本无法再改变。倒不如直接向他说明，听听他的意见。”汪觉得有道理。经过毛的批评，汪改变了毛的食品供应制度，取消了食品化验及试尝办法，巨山农场交给北京市，供应站仍保留，负责到各地采购食品（但这改变只是表面的，毛的食品仍大部分由巨山直接供应）。

以后我又将这些改变告诉了毛。毛笑起来说：“我说学苏联，难道拉屎撒尿也要学苏联？我就不学，我倒要学学美国。”

(李志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