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社會的誤導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網友

年輕時在學校裏學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給我的印象是整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大廈是建立在剩余價值這個概念上的。簡而言之，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小於工人所創造的價值，這之間的差價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 而資本家卻無償地獲取剩余價值，這就構成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為了消滅剝削，就必須消滅資本家，消滅私有制，建立壹個公正，公平的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年輕時認為這是壹個符合邏輯，能夠自恰的理論。過了多少年之後，越來越覺得現代社會，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很難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解釋。現在我把自己的壹點體會歸結為：勞動所創造的不是使用價值，而是功能性；功能性產品的價值是由市場交換所決定的；資本的貢獻在於它創造了必要條件，使得生產和交換得以實現；在壹個自由和透明的社會中，人性中的自利性和同情心是既能推動經濟發展，又能提升社會公正的原動力。

（壹）勞動所創造的是功能性，而不是“使用價值”

所有的產品（包括物件和服務以及思想）都是由勞動創造的。勞動可定義為勞動的主體（人）為了實現某個預設的目標而進行的壹系列的運動，包括體力的和腦力的運動，這壹系列的動作或思考的結果是把沒有特定功能的物件或思維變成有功能性的物件或思想（理論）。譬如，我們可以把壹根木頭和壹塊鐵加工成壹把斧頭，斧頭可以用來砍樹，具有了功能性。壹位科學家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出壹個科學理論，或者壹位哲學家通過思維創建了新的學說，這些腦力勞動的結果都是建立了某種功能性。雖然相對於斧頭，思想和理論是無形的和抽象的，但是同樣具有智識上的功能性。簡而言之，勞動的本質（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就是創造功能性。

雖然勞動創造了功能性，但勞動並沒有產生價值，因為價值只能通過交換產生。譬如說，壹把斧頭的價值是多少? 壹個伐木工願意用十五元買這把斧頭，另壹個伐木工願意用十元買它，而壹個紡織工只願意用五元買它，但如果沒有人買這把斧頭，那麽它的價值就是零，雖然這把斧頭的功能性沒有變。(這個推論同GDP的計算是相應的：這把斧頭不管以什麽價錢賣出，這交換後價值都會算在GDP裏；但是如果這把斧頭只是自己使用，或者無賞地給他兒子使用，那麽這把斧頭在GDP計算中是零。) 因此，沒有市場交換，斧頭本身是無法同價值聯系起來的。而且，在市場交換中有可能第壹位伐木工沒有出現，那麽這把斧頭可能以十元價格賣給第二位伐木工。如果，二位伐木工都沒有出現，那麽這把斧頭只能以五元價格賣給紡織工。因此，這把斧頭的最終價值是要在壹個自由的市場交換中得以界定和實現的；不通過交換，勞動和價值沒有直接的聯系。顯而易見，勞動所產生的功能性和交換所產生的價值是二個不同的概念。功能性是屬於質的範疇，價值是屬於量的範疇（註1）；質的範疇是不能用大小來衡量，只有量的範疇才可以用大小來衡量。馬克思所稱的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是把勞動產品的功能性和勞動產品由交換而產生的價值這二個不同範疇的概念混淆起來了。

（二）“使用”無關乎價值，價值源於交換

有人可能爭辯，壹把斧頭在交換前和交換後都是壹把斧頭，都有用來砍樹的“價值”，因此，使用“使用價值”這壹詞是理所當然的。當爭辯人在這裏堅持使用“使用價值”這壹詞時，我相信，其內心實際上想到是斧頭能用來砍樹的“價值”，但精確地說應該是指用來砍樹的“功能”，而並不是指斧頭在市場交換中是多少“價值”。因此，把勞動產生“功能性”用“使用價值”來替代，是概念上的混淆，在學術上是不嚴謹的。

有人也可能爭辯，功能性也是可大可小的，有大小就可以衡量，能衡量就有量的屬性。既然“功能性“和”價值“都有量的屬性，把這都屬於量的範疇的二個詞合並成“使用價值”在邏輯上並無不妥。功能性有沒有量的屬性可以用壹把斧頭十五元，壹臺電視機五百元為例來解釋。如果妳是住在城市裏，妳可能天天看電視，但很少用到斧頭，在這種情況下妳不單會說壹臺電視機的價值大於壹把斧頭，而且也可能會說，對妳而言電視機要比斧頭更有“價值”。但是，這是不是意味電視機的功能性就 ‘大於’壹把斧頭呢？回答是否定的。設想如果妳處在原始森林中，為了求得生存，這時候，對妳而言壹把十五元斧頭遠遠比五百元電視機來得重要。因此功能性是以在特定的環境下它的特定功能所發揮的重要性來衡量的。在口語中，人們可能說，在這種情況下斧頭比電視機更有“價值”。 而實際上人們要表達的意思是：在這種情況下斧頭所具有的功能比電視機更為重要。同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能會說某項理論很有“價值”，而實際上的含義是某項理論很重要，因為只有當這項理論能轉化成技術，用這種技術制造了產品，這種產品投放到了市場之後，我們才能討論價值。 因此，把壹個以質的概念來定義的功能性和壹個以量的概念來定義的價值合為壹 體，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

有人還可能爭辯，我同意勞動的目的和結果是創造功能性，功能性屬於質的範疇，但是勞動也是有量的內涵的，勞動有勞動量多少之分，有勞動效率高低之分，有勞動強度大小之分，這都是量的範疇。但是請註意，我們要區分勞動的過程和勞動的結果，這是二個不同的概念。勞動的過程包含壹系列的物理動作或壹系列的思考。壹系列的動作或思維可以有數量，效率和強度之分，而且在物理上是可度量的，但是不管這些運動量有多大不同，它最終的產物是它所產生的特定的功能性。因此，同功能性壹樣，這些運動在產品交換之前，同價值都沒有發生直接聯系。在交換完成之前來談勞動過程的價值或者勞動結果的價值都是沒有意義的。當然，勞動量和勞動效率是經濟學中的重要問題，因為這關系到投資的回報率。

（三）基礎價值和機會價值

勞動創造了功能性，通過交換，具有功能性的產品的價值才得以界定。這個價值包含二個部分：基礎價值和機會價值。基礎價值大體上是由消耗性的基礎成本來決定的，包括勞動成本，機器設備成本，土地成本，原料成本，運輸成本，產品設計成本，專利技術成本，新產品研究開發成本，汙染處理成本，管理成本，國家和地方稅收等等。很明顯，只有交換價值不小於基礎價值時，壹個生產過程才得以維持下去。

除了基礎價值，產品的價值還有附加的價值，可稱為機會價值。決定機會價值的因素復雜而多變，有很多不確定性，因為既涉及到物理因素也涉及到心理因素。可能獲得最大的機會價值的產品包括新開發的科學技術產品（壹個明顯的例子是智能手機），品質特別優異產品，或者要用特別的技術或技巧才能生產的產品。決定機會價值的另壹個因素是產品的稀缺性。稀缺性可由大自然所決定，譬如稀有金屬，寶石等等；甚至氣候變化或地理位置也會影響到稀缺性；另壹個可能的原因是人為造成的，譬如說商業炒作。第三個影響機會價值的因素是對消費者期望的滿足度，這包括品牌效應，名人效應，以及式樣的新穎性，使用的方便性等等。第四個因素是，壹些產品的機會價值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未來升值的預期，特別是對藝術品和古玩而言。

因此，價值是壹個由多因子決定的量值，有些因子是容易定量的，另外壹些因子很難用精確的數量來表達，但也可以給予壹個範圍值，當然真正的價值最後還是要在市場交換中決定。在這些決定價值的諸多因子中勞動是壹個重要的因子，特別是在決定基礎價值時，但它不是唯壹的因子，在壹些情況下，它更不是決定性的因子。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無限誇大了勞動在價值規律中的作用。馬克思認為決定價值的大小是勞動量，他認為商品價值是指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則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更進壹步，他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為“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如果這個定義是正確的，社會首先必須計算出全社會”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時間“總量是多少 ；其次，計算出總的“使用價值”是多少；然後才可以計算出壹個”無差別的社會必要勞動（單位）時間”的價值是多少，依此計算出各個產品的交換價值。譬如說，壹把斧頭被計算出來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三小時，在市場上可以十五元售出。那麽，如果壹臺電視機以五百元出售，意味著它的“無差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比斧頭大了33.3倍，壹定是花了100小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制造出來。或者反過來說，因為制造壹臺電視機花了100小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它才能以五百元來出售。在十九世紀恐怕誰也沒有能力來計算出這壹個”無差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是多少，即使在二十壹世紀，用最高級的電腦也是沒法把全社會不同的勞動以無差別方式計算出來的。顯而易見，商品的價值不是如此，也不可能如此來界定。前面已討論過，勞動創造了功能性，市場決定商品價值，在市場交換之前勞動和價值沒有直接的聯系。因此“商品價值是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僅僅是壹種理論上的假設，它同社會現實並不相符，在邏輯上和實踐上都不可能成立 。壹向思維縝密的馬克思用這種沒法精確界定的概念來定義“價值”，壹種解釋是：只有堅持“勞動創造價值”的這個假設上，才可能建立“剩余價值”的理論。

（四）壹切經濟活動都是人性的活動

資本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壹切生產活動都是由資本組織起來的，包括生產資料和人力資源等必要的生產因素，資本也組織了市場交換。正因為如此，資本在所有的經濟要素中處於最強勢的地位。馬克思對資本作了最強烈的譴責，他說：“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能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人間的壹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就按這壹點，資本是萬惡之源，資本主義社會應該被推翻。以下我們就來分析壹下為什麽資本主義社會至今不僅沒有被推翻，反而還比過去發展得更好可能原因。

首先，應該說馬克思的這個譴責不是完全沒有根據，但譴責的對象錯了，因為他把資本和資本持有者二個不同的概念混淆了。資本是用來組織生產和交換的工具，就其本質而言，它只是壹個工具，概念上屬於中性，無所謂貪婪或不貪婪。但資本的持有者就不同，資本的持有者是人，是人，其行為就涉及到人的本性。人性最本質的內涵有二個：壹個是自利性，另壹個是同情心（或者說惻隱之心，參閱亞當 ּ 斯密：《道德情操論》）。從哲學上思考，沒有自利性就沒有人類的個體，沒有同情心就沒有人類的社會。自利性也就是維持自我生存的本能，並且還有對自我生存的條件加以改善的沖動。自利性有積極的壹面，因為它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它的本質就是追求以最少的勞動量獲取最大最好的生存條件。自利性也有消極的壹面。譬如，在資本社會，特別是在原始資本積累階段，資本持有者為了獲取最大的利潤，除了以提高機械化水平來節約成本外，也會想方設法在生產的每壹個環節上降低成本，包括加長工作時間，加大工作強度，不改善惡劣的工作環境，以次充好，虛假宣傳等等手段。但是，當這些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而采用的惡劣手段發展到壹定程度時，也會喚起人性的另壹面，即同情心。這種同情心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會有所表達，包括社會上層，甚至也包括壹些資本持有者。因此，這就會出現抑制社會不公的輿論和行動，政治上如有十九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憲章運動和其他民權運動，思想上如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文學上如以狄更斯等為代表的對社會陰暗面的揭露。如果社會是壹個能很好運行的正向反饋系統，它不僅能推動新的社會輿論的形成，也會推動社會功能系統，如議會和政府對社會負面現象進行幹預，制定相關法律，例如限制工作時間，規定最低工資，禁止童工，反托拉斯法，以及壹系列規範資本運行的法律和法規等等。其結果就是使得資本的貪婪性得到壹定程度的抑制，公正性得到壹定程度的拓展。當然這是壹個漫長的，復雜的社會進化過程。那麽，為了縮短這個過程，並徹底有效地消除壹切社會不公現象，按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壹下子把資本和資本持有者都徹底消滅掉，不就可以了嗎？可惜，這個方法行不通。為什麽行不通？很簡單，如以上分析，社會不公現象不是來自資本，而是源於人的本性中的自利性，而消滅人的本性中的自利性，結果也就消滅了發展生產力的原動力；壹切企圖消滅社會發展原動力的想法和實踐都是災難性的，壹百多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已經明白無誤地證明了這壹點。任何企圖改變人的本性的運動從來沒有成功過，將來也不可能成功。

按照如此分析，如果消滅了人的自利性就失去了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保持人的自利性就不可避免地產生社會不公現象，那麽，社會還有進步的可能嗎？當然是可以的，這個可能性就在於社會的活動是人的活動，是人性的活動。如前所述，人性具有內生的和不可分割二個方面，即同情心和自利性。當自利性表現得過度時，它就會受到基於同情心而發出的譴責和抑制。反過來，同情心不切實際地泛濫，也會削弱積極進取的動力。因此，人性本身，即自利性和 同情心，構成了能相互制約的反饋系統。但只有建立起壹個正向反饋系統，社會才能正向進步。使得正向反饋系統能夠有效地運作，最低的條件是社會的自由和透明，當然這僅是必需的基礎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在這個條件下，人的能動性能夠得到發揮，各種社會訴求都能得到充分的表達，不同利益之間的博弈才能得以進行。基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全社會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這給了資本持有者更多的回報；同時，創造了物質基礎，在壹個開放和透明的社會中通過各方的博弈，最終也會導致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升，勞動時間的縮短，提供更好的福利條件和工作環境，逐步降低了社會不公。在這個系統中，人性中的自利性和同情心，無論是資本所有者或是勞動者，都得到壹定程度的滿足。這裏應該再強調壹下，社會的自由和透明是逐步降低了社會不公的必要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人性中的同情心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傳染，而人性中的自利性就會膨脹，最終導致社會道德總體下滑，叢林法則流行。這裏也應該強調壹下，類似於資本和資本（持有）者的區別，勞動和勞動（執行）者也是二個不同的概念。勞動是壹種有目的的運動，勞動者是執行這種運動的人。是人，同樣會有人的本性。因此無可譴責勞動者積極追求高工資，短工時，好環境的正當要求。正因為勞動（執行）者和資本（持有）者都是人，都具有同情心和 自利性的本性，勞動者中有同情心豐富的人，也有同情心低下的人；同樣，資本者中有同情心豐富的人，也有同情心低下的人。把資本者都描繪成貪婪殘忍，把勞動者都描繪成高尚無私，這並不是我們在社會中看到的現實，而只是有些人用來煽動仇恨，引起社會動蕩的手段。其結果只能是妨礙生產力的發展，又制造出新的社會不公平。

社會反饋系統有高效率的正向反饋系統，低效率的正向反饋系統，也有零效率的反饋系統，甚至負向反饋系統。中國二千年來的歷史就是封建專制社會的改朝換代，既沒有顯著的生產力的提高，也沒有社會自由和透明，社會不公現象不可能得到改善，所以只見周期性的改朝換代，少有社會進步，它屬於壹個零效率的反饋系統。過去二百年，西方國家能獲得發展，就因為它是壹個正向反饋的社會。工業革命使得全社會的生產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同時它的社會有壹定程度的自由度和透明度，社會各階層的訴求能夠得到表達，通過博弈，使得社會不斷有所進步，社會公正能得到了壹定程度的實現，雖然這個過程是長期的和曲折的。

總而言之，推動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基於人的本性，產生社會上種種不公現象也是由於人的本性所致；在自由和透明的社會環境中，也正是人的本性，它是逐步改善和消除種種不公現象的原動力。我們只能在尊重人性的內在規律的基礎上，把壹個比較不發達不公平的社會逐步地推進到壹個比較發達比較公平的社會。以上的分析和百年來的歷史教訓都告訴我們：所有以改造人性的方式去建立壹個所謂最好的烏托邦式的社會是不現實的，不可能的。這類實踐最終都導致壹個或者是生產力更加低下，或者是社會更加不公正，或者二者皆是的社會悲劇。

因此，結論就是：只有在壹個自由和透明的，具有正向反饋的社會中，在尊重人的本性的前提下，人性才能既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能提升社會公正的水平。反之，必然會導致社會發展停遲，道德水準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