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模式”正在影响美国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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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撕裂为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则有风投行业与智库两大类，风投行业分析短期，目前悲观，例如9月4日，彭博社发表一篇《对冲基金减持严重依赖中国的美国公司股票》，其中引述高盛集团编制的数据，美国对冲基金正在减持在业务上严重依赖中国的美国公司的股票。尽管作者强调，对冲基金迅速撤退与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预测无关，更多地是出于对北京全面监管打压的担忧，但读者与转述者都夸大为中国经济前景晦暗，完全忽视了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效仿“中国模式”，对美国经济结构与中美经济有全局性影响的白宫政策，却显示出强烈的“抄中国作业”的倾向。

政府投资：根本之抄

在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及干预经济上，拜登政府一直在抄中国作业，这一点我在《拜登美式大跃进有个“拦路虎”》（大纪元，2021年4月3日）一文中，指出拜登政府公布的总4.3万亿（含长达8年的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及一项总额2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是在“抄中国作业”。但当时美国媒体与经济界主要在考虑负债规模，4个多月过去，拜登的产业政策与方向日渐明晰，《华尔街日报》（WSJ）终于发现拜登政府在抄中国作业，从7月份开始，连发数篇文章，都是分析美国正在学习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及资金扶持方式。

在9月6日那篇《中国产业规划升级，引发美国担忧》的文章中，要点是谈中美两国轮流抄对方作业：

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曾经和前苏联一样重视农业和工业生产目标，如今中国政府仍在进行五年规划，但将资源倾斜到了具有工业应用前景的基础科学研究上。在美国放弃对基础科学的资源投入之时，中国在许多领域采用美国过去的做法，迎头赶上，正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曾经由美国主导的领域进军——这是中国在抄美国作业。

拜登政府感到危机，现在又抄中国作业，比如动用政府资金来巩固在半导体生产方面的竞争力。该文引用拜登6月发出的感叹，“几十年的忽视和不投资，让我们处于竞争劣势，全球许多国家，例如中国，已将资金和注意力投入到新技术和新产业中，让我们面临被甩在后面的切实风险。”

在WSJ的专栏文章《美国能从中国的产业政策成败中学到什么？》（2021年7月27日）中，作者承认拜登政府在基础设施巨额投资与半导体产业等加大政府投资这些政策，都是在“抄中国作业”，但仍然给予高度肯定：“无论美国政府决定如何直接支持特定产业，做好基本工作不会有什么坏处，而且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关系重大。”

中国产业补贴政策：昔日缺陷，今天抄作业的重点

中国希望由制造业挑起经济大梁，而非互联网与各种相关的服务业，我在《中国行业整顿的即期目标：脱虚向实》（大纪元，2021年8月13日）说的“脱虚向实”的转化。这一点让西方各国感到危机。《华尔街日报》在《西方政府重返产业补贴老路，以抗衡中国》（2021年8月3日）一文中，开宗明义就指明一点：“美国及其盟国长期以来一直敦促中国停止以补贴、政府优惠政策等干预措施扶持重点产业。而如今，它们正开始‘抄作业’”美国参议院于今年7月投票通过了一项几乎前所未有的产业补贴法案——《美国创新和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批准拨款520亿美元帮助建设新的半导体制造厂，即“晶圆厂”——美国国会通过的几项法案将把联邦政府在研发、科学教育和半导体工厂补助方面的支出提高多达2,500亿美元。

前风险投资家、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民主党参议员Mark Warner是《美国创新和竞争法》的提议者与主要推动者。Warner称：“中国模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中国政府确保中国公司而非外资公司成为国内市场的主导者，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公司在全球市场占据一大块市场份额，并称，很难想像美国或任何正常的、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的公司如何才能与这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竞争并取胜。与此同时，白宫提出了一系列工具，以促进被认为对供应链至关重要的四个行业的国内生产，即半导体、电池、特殊矿物和制药原料。

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已推出类似做法。欧盟致力于将其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中的占比增加近一倍，达到20%。韩国批准了规模可高达65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业支持举措；日本则承诺对半导体产业进行堪与其他国家的力度相匹敌的扶持，同时计划把日本变成一个亚洲数据中心枢纽。

比较有意思的是：国有企业过去一直被视为中国模式的缺陷，上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却发现优点，一是政府拥有工业企业的产权：“西方政府不愿意拥有工业企业的所有权，而这样做对中国产业政策极为重要。根据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中国不仅许多大型企业是国有的，而且中国各级政府还建立了1,741只产业引导基金（实际上是政府支持的私募股权基金），计划部署1.6万亿美元。”

二是政府容忍亏损与低效：“虽然经常缺乏协调、重复重叠，但此类所有权能够赋予中国有关部门对公司决策的巨大影响力，模糊公私所有权之间的界限。政府投资者容忍亏损的时间也远比西方股东更长。”

国有企业因其投入高产出低的低效运转，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及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学家痛诟。2001年，美国主导的WTO吸收中国作为成员国时，国营企业比例过高、政府干预经济（例如产业补贴），都是WTO责成中国必须改革的缺陷，中国承诺做相应改革并由世行专家组赴中国考察合规后才允许中国加入。如今20年过去，昔日的缺点成了美国要学习的优点，这一事实够讽刺。

中国模式更多是政治内涵

何谓中国模式？其核心就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设定的总目标：专制政体（政府配置资源）+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行政管控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经济。西方政治学家认为它是一种“独裁现代化”（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权”（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率先肯定中国模式的人是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2004年，他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并给予高度肯定，“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在乔舒亚·库珀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当时《北京共识》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西方社会觉得与发达国家无关，最多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模本。国内的新左派学者崔之元等人撰写专著，认为“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国内学者均认为是取媚北京当局之作，北京高层更多将这当作宣传品而非努力目标。当时，无人能够料到，不到20年光景，美国会有个拜登政府会抄中国作业，学习中国模式。

但是，“中国模式”本身就是“专制政治+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有极强的政治内涵，政府在控制资源分配的过程中，会不断从各方面加强社会控制，其结果是导致美国政治向中国模式的政治控制趋同，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必将出现的政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