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纵向”视野看反右运动

壹号清算组

      说明：此文原本是应香港“五七学社”社长凌文秀（笔名武宜三）先生邀约，给其编纂的《五七（反右运动）受难者词典》写的《序》。完稿时间是2021-04-01）

                   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纵向”视野看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是审干肃反运动的延伸

                        

                                                   颜智华（2021-04-10修订）

                                （重庆.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中共政治运动史学者）

梗概：

本文着重从反右运动与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关系，把它作为中共从北方根据地土改运动开始的到1978年前后30多年政治运动历史的一个环节（或者叫横断面）来进行审视，展开探讨。表述个人对反右运动开展的社会政治背景——无产阶级专政；反右运动与之前和之后的若干政治运动的关联，及其政治属性；55万受难者群体中不同社会层级之间社会政治属性的区分等若干问题的看法。认为否定反右运动，同时也要否定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即否定中共整个历史与它发动的全部政治运动。当然也全盘否定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中共政治运动的定义：

对于中共政治运动，我在一篇文章中给其下过一个定义：一般而言，是共产党在掌控政权的条件下，为达到某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目的，实现社会改造，在一个时间段内，大规模地调动和组织它的人力物力资源，超越或者摒弃原有的规则或者法律，挑动起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去迫害另一个社会群体，包括掠夺其财物的社会性行为。

凡是政治运动至少都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依靠对象；模式与手段。不同的政治运动间只是内容和形式的差别罢了。（1）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不例外。用通俗而简洁的话说，政治运动就是整人，害人，杀人。百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2）就是一部政治运动史，政治运动最集中的时间是1947-1978年的32年中，即中共在北方解放区土改开始至华国锋政变后搞的两年“揭、批、查”运动。（3）如果说1979年前中共的历史就是由若干政治运动串连成的历史，那反右派运动只是它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一个历史断面罢了。

建国后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在反右运动之前有土改（包括镇反-下同）；三反、五反；粮食统购统销；三大改造；社会镇反（又叫第二次镇反）；审干肃反等。每一个运动中都有一大批人头落地、抓捕劳改、大小会批斗，还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按照运动被整的对象所处的社会政治层面，如果土改被打击镇压群体的主体都属于“外层”，（4）即所谓阶级敌人，包括民国时期体制内任职人员和体制外的“封建剥削阶级”等。则审干、肃反运动就是在镇压了外层后全面清理中层和内层的不纯分子，所谓中层内层就是共产党政权体制内所有的党政军官员、职员、工人及其他从业人员，并整肃、打击其中的极少数，据相关研究文章中的资料，审干肃反中查出的反、坏分子人数为257,551人，占参加审查总人数的1.38%，但最后按照阶级敌人处理的人数比前述数字稍小，里面有搞错的、有“可斗可不斗的”、有的是“嫌疑分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并不会把阶级斗争停留至此。紧接着把整肃打击的范围扩大，剑指体制内有“思想政治问题”的一部分人，这就是1957-1958年反右派政治运动的政治逻辑。是把阶级斗争由外全面转内的开端。15年前（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更像审干肃反与反右运动的发端，建国后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可视为反右运动的预演。反右运动，笔者认为是审干肃反运动的深化与延伸，目的是整肃体制内难于套进所设定的“历史反革命”、“政治历史污点”等这个获罪门槛的一部分人。

一、从审干肃反延伸到反右

把审干和肃反作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同时进行，笔者认同是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文件开始的观点。（5）之前，审干运动已经开始半年有余。审查整肃范围包括整个中共体制内的党政军系统、文化教育卫生学术单位；国营的、集体的工商企业单位的全部干部职工。运动先后分4个批次进行，到1960年9月运动结束（6）。先后纳入审查的总人数有31,195,390人。（6）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

  其中在1958年8月份为止结束的前三批次纳入审查的18,612,999人中，查出反、坏分子257,551人，占纳入审查人数的1.4%。其中刑事处理247,142人、劳教41,763人、安置监督生产（包括开除）49,057人。尚未处理的10,409人。（7）

据从154,273名被纳入有重大问题的人的最后查处结论看：

反、坏分子33,827名，占21.9%。

刑事犯罪：    661名，占0.42%。

反革命嫌疑：5,295名，占3.43%。

政策调整不算反革命的7,047名,占4.56%。

思想反动：20,406，占13.2%。

有问题但可斗可不斗：8,849名，占5.7%。

错斗的：9,122名，占5.9%。

从上面各项罪名中，已经把“思想反动”入罪，人数为20,406名。

1958年9月以后第四批次纳入审查12,582,391人，被定案的反、坏分子117,181人。前后四个批次被打成反、坏分子总人数374,732人（占参加审干肃反总人数的1.2%）。

据罗瑞卿在1958年6月23日-8月16日召开的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从建国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6,118,246名，杀了862,236名。（8）全国总人口中，每100人就有至少1人被抓捕。每1000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枪毙，实际被杀的人数更多，仅四川涪陵县土改运动，所杀人数约占该县总人口数的约千分之四以上，约4,000人。其中罗云乡，仅一次就枪毙10多个人。（35）

1958年经济建设大跃进，公安工作同时大跃进。罗瑞卿在1958年底发现1958年前3个季度，全国逮捕人数超过1955年全年逮捕人数（1955年社会镇反运动逮捕70多万人（9）。1955年开展的社会镇反运动的直接目的是镇压抵制、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1958年的三面红旗运动和1955-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样，同样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开路的。1958年的三面红旗运动及随之而来的全国性特大饥荒与反右派运动没有直接的政治逻辑关系。

    上面简要叙述的是1957年夏天开始的反右运动所处的中共建国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大背景。回顾与研究反右运动，不应该脱离这个社会大背景。即把研究纳入“纵向”视野。中共政治运动不但一个紧接一个，在一个大运动中还插入、套入小运动。反右运动是在审干肃反运动进行过程中穿插套入的，从对个人政治历史审查与整肃扩大到思想政治审查与整肃。这既非毛泽东的阴谋也非阳谋，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普遍政治逻辑，这个政治逻辑体现在苏俄历史上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体现在从中共苏区肃反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一连串政治整肃运动历史过程中，是必然。

       二、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逻辑使然

      首先看（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称《决议》)对于1957年反右运动的政治定性：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在约3万4千字的《决议》中，对党发动反右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理由，意义和后果仅有约160多字。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55万余人，涉及家庭成员（直系亲属）至少约500万人。还有更多的人被划“中右”或者遭到批判等。在涉及中共社会性迫害，制造人道灾难的历史问题，确实按照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指示，（33）惜墨如金。

      对于《决议》中对反右运动所作的政治结论，至少上述500万受害者和亲属不会认同。其他稍有逻辑常识的人也不会认同，因为被打成右派的55万多人中，党不给平反的仅96人。笔者认为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去和《决议》纠缠了，不论是逻辑方面还是政治是非方面。因为这个历史《决议》是胜利者写的，即中共60年历史中最后控制了党的最高权力的人写的。

     但值得研究的是，被打成右派获得平反的人中；或者研究者中，对反右运动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却呈现不同的历史观。笔者主要谈这个历史观的问题。

      洋洋洒洒3万4千余字的《决议》，非常用心渲染和美化了中共从1921年建党开始到1981年60年的历史。笔者用一句话给与归纳，就是共产党国际及其在中国的支部中共，在中国发动和推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具体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历史。这是60年历史的大纲，所谓纲举目张。功过是非，肯定否定不能由60年中中共党内高层中最后的胜出者或者掌权者说了算。《决议》通过40年来，即使在中共党内，也是在不断被否定的一个过程，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对于反右运动的否定，要从其政治源头着眼，即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这个运动是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政治背景下。

      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理论的发明人是马克思，实践的样板是巴黎公社，即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后建立的新社会中，无产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即巴黎公社（政治）原则，普选是巴黎公社原则的政治核心。第二国际修正即摒弃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中暴力革命主张，由此社会民主主义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被卡尔.考茨基深恶痛绝的共产主义被视作和列宁主义是同义语，原创者是列宁，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此专政非彼专政，它和巴黎公社政治原则迥异，也是对第二国际开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的反动。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研究院教授安启念先生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有精到的研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从20世纪初，直到去世，列宁有很多论述，但始终没有做过集中、全面、系统的阐述。他的论述散见于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针对不同的实践需要提出，它们各有侧重，不尽相同。直到列宁生命结束，他的有关思想始终在变化发展之中。从总体上看，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对专政的理解始终如一，强调它是‘依靠暴力或专制力量行事的政权，不受法律限制’。”（下划线为本文作者加）

     安启念先生重点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中关于专政的主体和对象进行了仔细考研。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中的无产阶级一词，即专政的主体，以及专政的对象，列宁的论述不断变化。表面上看，列宁的思想很明确，无产阶级专政是指‘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实际上，作为专政主体的无产阶级和作为专政对象的资产阶级，含义并不确定。这一点对于理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至关重要，需要着重考察。”即在列宁那里，专政的主体包罗的社会群体实际并非所谓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体。在他眼里，除党内最高层几个寡头外，工人、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知识分子等都和传统观念，或者传统生产方式或者反动的阶级有直接或者思想上的联系，都必须排除在专政主体外，最终都成为专政对象。即专政主体范围越来越小，人数也越来越少，最后就是领袖一个人。相反，专政的对象包罗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大，最后连共产党内的党员、干部都包罗了进去成为专政对象了。

     首先看专政对象的不确定性和范围的逐渐扩大与泛化。

   “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中，专政的对象首先是指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其代表，沙皇和贵族。列宁统称这些人为剥削者。”

     接着，专政对象扩大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小生产者群体。“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显然，农民在这里被列入了专政对象的范畴。“列宁去世4年后，苏维埃政府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改造农民和农业的战争——合作化运动。农民被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农民或国营农场的职工，政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谓政权就是镇压之权。（32）斯大林动用军队镇压农民对农业集体化的反抗。毛泽东同样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作为背景，使用行政命令强制对个体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本文前面段落中，已经引用过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关于1955年一年和1958年前三个季度抓捕的人数分别都是七、八十万。     “工人也是专政对象。1919年1月列宁说：“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因此“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广义地讲，在思想领域，工人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既然如此，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只能是党，而且是党的少数领导人。“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列宁还说，任何重大决策都是由党的政治局和组织局做出的，每个局只有5个人，“这样看来，就成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了”。列宁走得比这还要远。他说：“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苏维埃的（即社会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

     列宁把话说得很明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而在共产党内就是几个寡头或者领袖个人专政。专政者可以专任何人的政。之后斯大林统治苏俄和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对列宁的思想作出了详尽而形象化的诠释。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出自列宁。

首先，列宁把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等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在沙皇俄国，只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才有接受教育跻身知识分子队伍的机会。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列宁把他们称作‘有教养的’农奴主。”列宁在1922年3月说：“马克思主义的杂志还必须对当代这类‘有教养的’农奴主作斗争。其中也许有不少人甚至拿我们国家的钱，在我们国家机关里担任教育青少年的职务，虽然他们不配做这种工作，正如人所共知的奸污幼女者不配担任儿童学校的学监一样。

其次，列宁使用知识分子只是权宜之计。“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得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果不其然，这些人很快被逮捕或者传唤，1922年秋天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这是形象生动的无产阶级专政。”（10）

　　毛泽东早在1926年《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划入了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范畴。和列宁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时的毛泽东应该没有读过列宁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与政治评价的文章。嫉妒他人、仇恨他人是专制主义者的人格共性。虽然毛泽东此时还只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个代理宣传部长，但其人格特征应该在参加共产党之前就基本定格了。17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暴露无遗，还极尽挖苦讽刺，说“（工人、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1）在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怎样升起的——兼谈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中有详尽的叙述。但形成一套知识分子政策还是建国后的事情。1957年10月7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家属三千万。”“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农村富裕中农）。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有左派，大量是中间派，右翼只有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教育问题，批评问题。我们所提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政治逻辑上完全是秉承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思想与苏维埃政权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利用后弃之的实践。

  中共在建国前夕和初期，大量招收知识分子进入党政军系统，文化、教育、卫生、科研单位和国营工商企业。这是接收旧政权和其遗留下来的机构并建立新政权和相关配套社会机构所必须的。经过7年的阶级斗争，先后把“封建剥削阶级”、以农民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专政后，对知识分子的专政就水到渠成了。这可以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和社会生产关系分别比作“毛”和“皮”的关系中窥见其整肃知识分子的政治逻辑的一个侧面。“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中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过去或者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现在是“皮之不存”皮没有了，帝国主义跑了，东西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打倒了，土地归农民，现在归合作社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了；小生产（农民、手工业者）所有制现在也改变了，变为集体所有制了。虽然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尤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时间更要长一些了，因为这五张皮影响着这些资本家，影响着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老是记着这些东西，做梦也记着。旧轨道过来的人，就是留恋那个旧生活习惯，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请的先生，可是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要教资本主义，让你吃饭拿薪水，那工人阶级是不干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现在他除非落在新皮上。”（12）

     毛泽东把几十年来对知识分子的鄙夷一股脑儿倾泻出来。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阶层。旧社会寄生在5张皮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前还可以寄生在小生产者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皮上。到1956年后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即改造成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实际就是共产党政权所有制），唯有共产党这张皮可以附着。因为劳动力市场、口粮供应等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毛泽东所说给知识分子饭吃的是工人农民，这只不过是他从延安整风开始的借工人农民这根棍子抽打知识分子的惯用技俩罢了。实际工人、农民的饭碗也已经掌控在共产党手里了。1959年开始的连续4年特大饥荒饿死1亿左右的农村人口，根源就在饭碗不在农户自己手里。毛泽东的本意是说给你知识分子饭吃的是共产党，因为是共产党雇佣你。离开共产党这张皮，你要饭也没有人施舍你——在共产党专政社会，人人都得向共产党要饭讨饭。这就是反右运动发生前的社会经济背景。

     再承接文章第一部分继续谈政治背景。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3)中，勾画了他要建立的国家的社会政治蓝图，用他文章的标题概括为人民民主专政，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的代名词。至于建国时候弄几个民主党派头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部长副部长等都不过是作为花瓶摆设罢了，何况这还是屈从于大老板斯大林的压力。非毛泽东本意。（14）从土改镇反杀人血流成河，到三反五反冤狱遍地，再到社会镇反大肆抓人、体制内肃反人人自危，中央政府中的副主席、部长、副部长们谁能说一个不字？因为官位、俸禄都是共产党给你的。毛泽东养着你同时也在教育你：“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据说梁漱溟（36）在四川合川县参观了3个月土改，回京给毛泽东只说土改斗争中开会斗地主打人不好，有母女俩被斗被打后跳江自杀了；同时还夸耀邓小平治川有方。（16）与梁漱溟政治人格与道德人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董时进，（17）董写信给毛泽东，旗帜鲜明的反对土改。他从人类社会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普世价值为是非标准，根据大量的社会调查数据，揭穿了中共关于中国农村是“封建土地占有和剥削制度”的虚假的社会政治历史定性；从经济学（特别是农业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角度，指出土改的非正义和非法性。论证了中共土改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土改是万万不可行的。并预测土改会造成生产力破坏、社会道德沦丧、大饥荒等。奉劝毛泽东不要搞土改。劝阻无效后董逃亡香港，继续他知识分子、学者、技术专家的人生。

      别说民主党派大佬，就是跟毛泽东一起打江山的高岗“反党”帽子说给戴上就戴上。在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运动初期反“冒进”的党内高层邓子辉、周恩来等，在毛泽东的淫威下不都得低头作检讨。这就是反右运动前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无产阶级专政。回顾、反思和研究反右运动首先应该正视这个背景，由此很多疑问就容易化解了，观点分歧就容易统一了。

（未完-接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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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三、西方社会学范畴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共建国时就消失了

       知识分子作为西方社会学概念，内涵和外延争议不断。但一般都认可其为“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掌握某种知识和技能，从事脑力劳动，具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分布在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法律以及其它专业知识性较高的行业的社会群体与个体。”笔者以为，这个群体或者个体的存在是以社会具有一定的思想自由度特别是政治思想自由度为前提的。具体说如包括新闻、出版在内的言论自由。这个自由度在晚清开始出现端倪，民国时期形成，民国社会有一个庞大的如西方民主社会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共产党内从来不容思想自由，连当年跑延安去的王实味只不过批评了延安官场的官僚主义就丢了性命。中共建国后，把“造谣”、“闹粮”都入罪；民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行业都由共产党政权接管实行官办，都性党，从业人员都纳入干部编制与管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笔者以为西方社会学范畴的知识分子从中共打垮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建立了国家政权开始就消失了。之前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共产党建立了政权的地方，知识分子生存的政治环境也消失了，也不存在国统区那样的社会学范畴的知识分子群体。

     反右运动，在党政军机关干部；民主党派成员；文化、教育、新闻、科研、医疗卫生等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工商企业单位的干部、职员中进行。如果说土改运动中被斗、被抓捕、被枪毙的人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是文盲；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的人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高，符合知识分子称谓所需的第一要素，但不能以此把反右运动定性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和不能把土改称为整半文盲、文盲的运动一样。反右运动，是中共建国后，在完成了既定的全面打击、彻底消灭原民国体制内的党政军警系统的官员、职员；“封建剥削阶级”成员以及其他敌对群体的骨干人员的任务后；在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包括对社会性各行业生产资料的占有、行业的经营、管理、产品（收益）的分配等的垄断；还有对社会成员生存必须品如口粮的严格掌控等的大社会背景下；在对党内外先后进行过几次纪律的、组织的、思想政治的整肃运动后，而特别针对体制内从高层到基层单位中的干部、职员的全面的思想清查与整肃运动。是把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专政的对象）从体制外全面转向体制内的开端。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的政治逻辑使然。它是在（1955年）开展社会镇反运动严厉打击了农民阶层对粮棉油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抵制、反抗心理与行为之后，再对体制内为农民阶层和其他社会底层代言并对共产党政权的官僚主义有异议的人士进行整肃和打击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摒弃斯大林主义为发端的苏共政治路线的“右转”的政治表态，对体制内呼应苏共“右转”路线的声音与行动的反击。

     研究中共政治运动，应该对无数的具象样板进行抽象，提升到政治、社会、历史等学科层面，以人道主义、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判断标尺，论是非说对错。

      四、回顾反思反右运动必须彻底摒弃邓氏共产主义运动史观

     1981年《决议》，是邓氏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观的集中反映，其核心是肯定中共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60年的历史。就中共党内而言，也非都认可这个决议。有全不认可的、有半认可的、有不认可中间某一部分的。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最高层“四个坚持”派罔顾党内4千高级干部中大多数人的意见，独断专横强加给全党的。前面段落讲了，文件里面政治逻辑、语言逻辑漏洞百出，不值一驳，与其纠缠毫无意义。自列宁开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至1991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就寿终正寝。中共虽然继续在中国掌权，继续专政，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经在中国破产，别说民众，就是中共最高层也无人相信它。其相信和坚守的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原则中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都是虚假的，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的。否定反右运动必须否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和专政。

     苏共的整个历史已经被原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自己否定了，主体包括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党内的政治改革派在内。对苏联解体当年中共党内的御用宣传干部发出的“苏共党内无一人是男儿”的哀叹实际是虚假的政治姿态。笔者断言，当时凡是经历过毛泽东暴政的绝大多数党内外干部和老百姓没有不庆幸，不拍手称快的。

      1、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邓氏共运史观的立足基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发明人不是中共更非毛泽东，而是列宁。列宁把世界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西欧和美国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大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压迫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因而是压迫民族。共产党国际要支持和领导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革命。为此共产党国际专门成立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专门研究和领导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殖民地半殖民民族（国家）的革命问题。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Hendricus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Sneevliet）专程到桂林会见孙中山，商谈资助孙中山“反帝反封建革命”与国共合作问题，这是共产国际（苏共）在中国实践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共产革命运动的开端。1923年，共产国际改派鲍罗廷（Михаи́л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作为代表，直接充当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顾问，1925年孙中山死后，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太上皇”，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遭到蒋介石把持的南京政府通缉后，才被迫离开中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自始至终都是共产国际策划，指挥的。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写就的《新民主主义论》，实际是把中共从1922年开始的根据共产党国际对中共革命的指导意见和与国民党从合作关系到破裂，又到合作的18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总结。什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都是虚伪虚假的，作为国民党方，孙中山走投无路搞有奶便是娘，从苏俄那里获取金援军援以作为北伐的资金与武器才是真实。另一方，共产党国际借壳（国民党）上市，一方面从政治上改造国民党；再一方面发展共产党，最终赤化中国才是政治真实。这个方案是列宁理论设计，由先后由马林和鲍罗廷负责指挥执行的。列宁的理论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国家里无产阶级人数太少，力量太小太弱（所谓力量其实不是指产业工人，而是共产党的人数和掌控的资源），得联合包括农民在内的资产阶级，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推翻当时的中华民国政权），这个革命的性质虽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要由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19）说农民是资产阶级是列宁的原话。中共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都把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整得最惨，其中包括所谓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所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共产党国际也就是苏共的策划、组织、指挥并直接提供巨大的经援和军援下，由中共实施的武装颠覆中华民国政府，摧毁华夏传统文明价值和近现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价值（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革命。它几经反复，中间得助于日本侵华时候国民党政府独裁者蒋介石联苏抗日，作为取得苏共援助的交换条件，“招安”中共并划给地盘建立政府，把红军收编为国军。中共借机发展壮大军队到抗战结束成为可以与中央政府军决一雌雄的劲旅。后又在国际上得到美国政府和苏共分别在政治上，军事装备上支持，（22）再有蒋介石军事战略错误，最终打败民国政府军，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而建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代名词，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功的另类过程。是反人类文明的革命。整个过程和手段都是恐怖主义的——具备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若干联合国人权法案中反人类犯罪的构成要件。

     关于共产革命者是理想主义者问题。在有些反思反右运动的文章中，强调个人投身共产革命，是出于革命理想主义。作为理想主义，它构成的首要内容，就是和平、秩序、包容与公正。包括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内的中共第一批领导人，都是靠苏共给的卢布维持生计。不论白区的地下活动还是苏区的武装斗争都是靠苏俄提供的经费，包括武器来源，当然还有一半是抢劫、勒索。三个最大的苏区（赣闽、鄂豫皖、川北）经过共产党的所谓“打土豪分天地”，短的两、三年；长的三、五年，几乎成了无人区。中共建国时候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张澜，在张国焘红军部建立川北苏区，百万难民向重庆、成都方向逃离时候担任难民救援组织的负责人。张对红军烧杀抢、制造千人坑万人坑等，即中共土地革命的真相完全了解。此事多年前《炎黄春秋》有专题文章援引当年四川报纸的新闻报道，加上调查做过叙述。在抗战期间的北方根据地里，也是靠压榨老百姓钱财维持政权的生计和军队的给养，北方根据地老百姓被剥削压制的残酷、土改运动的血腥、生产力遭受的破坏等，连毛泽东、贺龙都说过不少真话。（20）不论苏区，还是北方解放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区的农民，有条件者（包括贫苦农民）没有不逃离到国统区的。留下来又要活下去，青年人唯有去当兵或者政权系统内其它部门工作，吃共产党政府的饭。对于中共高层，革命就是打江山，目的是坐江山。下层和底层士兵都是为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无论赣闽苏区还是川北苏区，苏维埃机关里杀猪宰羊大吃大喝在历史资料里不乏记载，当然吃的喝的都是“土豪劣绅”的。(21)在延安，共产党高级干部有几人没有娶美女？食分三等，衣分三色。曾经选入小学课本的《可爱的中国》的作者方志敏，所领红军不过是一贯绑票勒索，洗劫集市，还敢砍下美国洋人传教士夫妇的头颅的极端恐怖主义匪帮。还有从事农民运动资格比毛泽东更早的澎拜，竟然杀害与自己无冤无仇的自家叔伯，据说是为革命大义；如此革命逻辑下，什么人不都可以杀了？捐出自家田产不过是政治投资，要求回报即“标的”是社稷江山。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23）就是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军事策略运用的通俗化注解。即投入的风险（冒险、危险）程度与收益（受益）成比例。共产党的理想主义实际是恐怖主义。

     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论从人类历史的进程轨迹还是从人类文明道德价值尺度，都是要彻底否定的。不能因为个人在这个革命经历中献过青春，叱诧过风云，由不得志的书生、失业青年、落魄游民、贫困农户或者其他平民等跟随共产党出生入死打下江山成为了“将军”，挣大钱娶美女，手握权柄操控一方百姓生死，成为既得利益阶级了，就以此肯定那场革命。笔者浏览一些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党内中、高层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反思文章中，都是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上这部分人与高岗集团、彭德怀集团、刘少奇集团、林彪集团等的最终遭遇只是时间先后的区别。邓小平、彭真、薄一波，还有王光美的丈夫刘少奇等，原本都是跟随毛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大佬，文革运动都被毛整得死去活来，按照人类社会一般伦理道德原则和恩怨逻辑，显然应该反思进而否定自己前半辈子参与的害人害己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邓、彭、薄以及王光美等在逃过死劫后，却仍然肯定、坚守曾经陷其入死劫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且不对被他们迫害过的受难者作任何道歉，无任何忏悔。由此可见其人性泯灭。从在苏区或者解放区举刀杀人那一刻开始，就走上不归路了。党内大佬们从一开始参加革命，就认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潜规则的。潜规则，指的是在公开宣传的政治口号下面，所运作的完全丧失人类道德价值的底线的黑道。

     民主党派中被打成右派的呢？中共建国时被纳入统战对象的民主党派，实际是共产党政权的附属机构，经费财政拨款（和共产党组织一样），归口中共统战部，属于中共庞大的政权体系中的官僚机构之一。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人政治和职业身份都属于共产党政权机构里的高官，早就脱离了民国知识分子社会政治属性了，在中共建国前亲共反蒋（反国民党政府），不过是为分杯羹罢了。其中如章伯钧，从1923年就加入了中共，1927年“八一”南昌暴动任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暴动军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逃避香港后虽然脱党，但从1928年起，先后和谭平山（中共政治局委员），邓演达（国民党左派领袖）等组建反蒋政治组织参与反蒋活动。从抗战开始后直到1949年，以民盟高层干部身份（副主席）密切配合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斗争。1948年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后公开参与中共革命工作。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职务；行政3级（毛泽东为行政1级）。在中共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章伯钧算是全程参与，贡献非凡，是一位共产革命大佬级人物，与西方社会学范畴的知识分子毫不沾边。章伯钧在抗战中和战后的公开身份虽然是属于“第三党’（国、共双方把民盟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称为第三势力、第三党），但与民盟中的多数大佬（比如黄炎培）不同在于，他原本就是共产党里面的元老级人物。对此，在抗战结束前夕随第三党几个大佬去延安访问的傅斯年（战后先后任北大代理校长、立法院长等职务），在从延安访问结束回重庆后，认为同行的其他几个民盟成员“很没有出息。他毫不留情地批评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傅斯年当时就知道章伯钧的中共党员的政治老底-笔者），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泽东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38）”至于右派问题没有给与平反，这和中共党内的高岗、饶漱石不给平反的政治因由是一样的，是非对错由最后胜出的人说了算，即邓小平说了算。不给平反的还有王明、林彪。通通都是“反党分子”。列宁-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搞革命和专政都杜撰了一套理论，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邓小平整人的特点是“黑整”、“实整”，如整死卢作孚、拱倒高岗、反右，1974年复出后搞“整顿”等。（34）邓小平整人与毛泽东不同，不像毛泽东那样要杜撰一套理论。邓小平的低文化也杜撰不出理论。

     反右运动最冤的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底层机关干部、职员；包括教员在内的文化教育科研卫生以及其它事业单位的员工；工商企业单位的员工等。

     同期农村，虽然说不在农民中搞反右运动，不划右派分子；但仍然搞了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运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国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运动由此拉开帷幕。毛泽东为何要在农村开展这场运动呢？“富裕中农……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尽管毛泽东在1955年发动第二次镇反，以压制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运动的抵触，但仍然有农民闹粮、闹退社。还有农村基层干部对粮食高征购造成农村连年饥荒的状况心怀不满，对完成上级粮食征购任务缺乏信心。于是在城市开展反右运动的同时，指示在农村也开展一场类似反右运动的社教运动。方式是“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29）毛泽东强调运动要在秋收以前开展，意在850亿斤征购粮食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6亿农业人口计算，每人征购141.6斤。每一农户包括老人、小孩在内按照5口人计算，则户征购708斤。中共各级党委以粮食增产为理由，征购数量年年加码，以四川涪陵县为例，1958年征购粮食数量是1951年的2.6倍。笔者曾经就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情况向原涪陵县的老干部调查，回答是“没有开展起来……。”可能涪陵县不是先期试点县，运动不是很典型。看一下试点县的情况：“河北清苑县打拉了230多人，其中地富21人、伪顽分子12人、贫农18人、其余是富裕中农。斗争方法甚至采用牲口拉、摇煤球、装麻袋。陕西咸阳县斗争158人，有79人被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杀15人、逃跑18人。”（37）

     在运动中，作者至今没有听说过四川省有农民（当时叫农业合作社社员）写大字报或者口头给领导提意见的，但仍然有人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戴上”坏分子“帽子的。笔者在调查大饥荒历史过程中，就偶然记录下了江津县双福镇高府村农民杨克明（土改家庭划中农成分）当年（约1957年底，1958年初）被打成坏分子的经过。是“村里干部通知我，把我划成了坏分子，并戴上帽子”。农村中这个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的群体，至今没有被人关注，成为政治历史死角。更谈不上（在1978年后）享受体制内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干部职工的“纠错”、“平反”等待遇。

     右派分子中的底层，他们是“祸从天降”，“无言获罪”，是按指标划右派分子的罹难者。类似共产党在农村，比较农户之间的经济、生活差异，按照百分比划阶级成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们知道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一化三改造）是完全不得民心的，包括贫农在内。（笔者就此专访过不少农村基层干部，都说当年没有一个农民赞成搞合作化，包括缺少劳动力的困难户在内。入社是被迫的）必须要不断整肃，方式是制造矛盾，转移矛盾；不断寻找斗争的对象，竖立打击的靶子，使得人人自危，诚惶诚恐。毛泽东将此提升到哲学层面，叫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即以阶级斗争为纲。

     55万右派分子群体中的底层和上层之间在社会政治属性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如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毛泽东庐山会议整彭德怀，不过是中共中央最高层间的内斗，但政治运动的重心却逐级下移，最后落脚到农村人民公社，高层政治斗争的口水战，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反粮食瞒产。高层罢官；底层索命（导致约1亿左右的农业人口被饿死、斗死）。这是中共建国后政治运动的又一个特征和逻辑；把全体老百姓都捆绑上战车并为这个运动陪葬、牺牲，遭受生死劫的主要群体还是社会底层中的不幸者。审视中共政治运动，不能脱离宏观视野；更不能忽略、无视社会底层亿万受难者。

      反思政治运动的人文关怀问题。我历来主张对中共各个政治运动历史的叙事，视角的焦点要放在最广大的社会底层受难群体，为这个自始至终受尽压迫与磨难，九死一生的平民群体（包括个人）树碑立传。杨继绳先生的两部著述（24）是这种政治运动史观（历史观）的体现。一些人专注演绎中共高层内斗，宫闱秘事，还选边站，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反右运动中，受害平民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建国后入职的，特别在南方。从个体而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受益者，既得利益者。入职前，一般都是学校学生、待业青年、或者普通的社会职业人员。以四川为例，邓小平、刘伯承的二野入川，西南局驻重庆后，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商业凋敝、物价飞涨，农村饥荒。特别是中共政权征粮工作队强行征粮民怨尤甚。所谓“人民盼解放”完全是政治历史谎言。邓小平当时不论在内部讲话中还是给党中央的报告中都坦诚这点（25）。值此民不聊生时候，中共各地、各级军政单位大规模招干、招兵，为在校学生、待业知识青年、农村青年们解决了就业、吃饭难题。须知，吃的都是刚从农村强行征来的粮食。邓小平还“批评”过“军大”、“革大”招收学员（包括文工团员），把一些学校都招垮了。（26）各地县委第一批招干，叫“青训班”，差事就是征粮，属于本地工农干部中的元老级。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县委属下的各级党政群团机关吃财政饭的干部从解放初的百余人增加到一、两千人（不计国营工商业职工、学校教员等）。比较被高额征购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民，所有体制内的人员都算生活在“天堂”，哪怕月工资仅有18元的乡干部。在政治上他们不可能反党，想反也不敢。农村农民生活的悲惨他们亲见；物资短缺、定量粮食标准吃不饱肚子切身感受；单位领导官僚主义欺压得忍气吞声。但这些都不足以影响他们的社会优越感。把他们打成右派，纯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逻辑使然。里面有单位领导的报复、家庭成分“高”、有个人“历史问题”，根本的是要完成上级分配的划右派的政治任务，凑足人数。在体制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某些高校个别学生向共产党要求民主的呼声，也是在认可共产党坐江山的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下。但从参与人数极少，影响范围很小，完全不构成所谓“民主运动”。党内存在政治异议，也只是局限在中共高层中极少数文化层面较高的人，受到了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政治事件的震动、启发了内心的思考，但完全不存在挑战党的领导和毛泽东个人政治权威。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说辞，丝毫没有让共产党松弛无产阶级专政，更多的是对苏共“二十大”政治风向的一种姿态，是投其（苏共）所好。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起草并通过的《决议》的政治历史基调，和“八大”政治报告的政治基调是一致的。好几年前台湾一名学者出书，书名叫《文革前的邓小平》，里面说毛泽东把邓小平提拔为总书记，是要取代刘少奇作为接班人。邓小平回过头去吹捧“八大”政治路线，不过是对没有如当年设想平稳过渡党的最高权力到他手上的追悔与自恋。“八大”政治路线的核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政，就是整个共产党官僚阶级专平民阶级的政。某些反思反右运动的文章，也随《决议）起舞，认为当年只要按照“八大”政治路线走，就是另一番前景。与共产党一党专政不同，文革政治核心是毛泽东个人独裁。邓小平、陈云、彭真们抬举“八大”政治路线同时否定毛泽东文革政治，结怨的政治焦点就在于毛泽东收缴了包括他们在内的中共高层寡头们专政的权力而由其个人独裁。还发动造反派专过他们的政。

      在反思反右运动中，还有一种假设：“不搞反右运动，没有让知识分子禁声，就不会有大跃进，大饥荒……”。按照这个推论，如果没有土改运动呢？这种假设都是停留在孤立地观察反右运动，脱离了运动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大历史背景。

     体制内理论界更多的人认为：如果在建国后，依照“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不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不会发生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错误和曲折……。”这种政治观念反映的是当年的新、老既得利益群体要求把社会政治等级秩序和利益分配格局固定下来的想法。如毛泽东所批评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思想。老毛深知卷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群体，大多都是为生计所迫的。包括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们。邓小平16岁参加由重庆商会捐资的赴法勤工俭学项目，组织者的目的是要小青年们学成回来实业救国。谁知半年后国内资助中断，邓小平只好去工厂打工度日，学会了抽烟喝酒打牌，就浪迹巴黎街头的小混混一个，被周恩来网罗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革命干部培训学校，学得的革命理论和方略实际就是恐怖主义，由共产国际送回国后成为职业革命家。不谈他在建国前的革命中杀过多少人；在建国后他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西南几个省，土改运动杀人血流成河（27）；征粮特别过头；为上爬拱倒高岗；反右充当组长；文革给毛泽东写信批判刘少奇；后给华国锋写信表忠心……。组成共产党中、高层干部的主体就是如邓小平这类的人，包括未在莫斯科受过培训的更大批的人在内。所以，自共产党建国开始30年先后开展的政治运动，发生的人道灾难和社会性劫难都是必然。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就是最野蛮的监狱社会。（28）

(未完-接下）

壹号清算组

（接上）

五、三大改造是打造监狱社会的最后一步，右派分子是共产党阶级敌人中的“老五”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中共在土改运动完成后党内的一般共识。对此，先得明确“新民主主义秩序”真相是什么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个秩序的含义是什么？二是这个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先说怎样建立起来的，重点在农村，就是通过土改运动建立起来的。主要过程是征粮剿匪，斗地主，杀反革命，抓捕劳改，退押，最后由贫农们分地主田地家财。由此，中共牢牢掌握了农村政权。中共建国后是搞和平土改还是暴力土改，开初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后来决定搞暴力土改。政治目的和北方解放区土改一样，让积极分子们手上都沾血，贫雇农都去斗人。通过暴力土改把农村里一个大的社会阶层都捆绑上革命的战车。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暴力土改的政治意义作了表白：

“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花了这样多的时间是否需要呢？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需要的。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广大的觉悟的农民认为，无论是地主或者富农的剥削行为都是可耻的。这就为后来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地缩短了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时间”。

很明显，对于土改，刘少奇看重的不是农民可以得到多少经济上的实惠，而是如何更能够达到党的政治目的。于是，用暴力土改取代和平土改就成为党的最优选项。这方式不仅仅为打倒地主，同时也震慑包括贫农阶层在内的整个农民阶层，（也包括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文化知识界）。即杀人立威。（31）

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它的政治层面也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通俗上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不涉及政治层面内容，主要指社会经济体制。农村土地归农户私有自主经营还给政府交粮；城市工商户守法经营照章纳税。不急于搞“三大改造”瞎折腾。如是，即使中共政权对农户征过头粮，对工商户征高额税，虽然农户苦不堪言、小商贩度日艰难，但整个社会成员个体经济活动空间还是比较自由的。对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具有个人所有权、经营权、支配权。还有对劳动产品的占有权，主要指农民对自己种出来的粮食的占有权。农民在“经济人格”上是独立的主体。1953年底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按照毛泽东的政治定义，是属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范畴，与“农业集体化”同属于对个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面”。（30）为留下口中粟，农户藏匿粮食的方法五花八门，笔者所知涪陵县有农户把装有粮食的大瓦罐沉在家中的茅厕粪水中，只露出瓦罐口，罐口用杂物掩盖。有农民被强行统购后揭不开锅，跑去乡政府闹事的。统购统销实际就是变相提高已经很高的农业实物税收数额的一种方式，竭泽而渔。在8年抗战中，共产党执政的边区，没有统购统销的说法，但各种名目、采取各种手段的强征暴敛仍然让地主富农和工商户破产，农民阶层一贫如洗。上面概括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的专制未谈及。这个秩序与之后“一化三改造”后的秩序，差别不过是百步笑八十步。当然所差“二十步”也是好事，对于社会底层的衣食住行状况，特别是农民。也关联体制内下层职工的生活。反思反右运动，不能回避新民主主义秩序建立的暴力血腥过程和新民主主义秩序下的政治特征本质。

     毛泽东急于颠覆新民主主义秩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直接占有农民的劳动产品（粮食）。农民入社后，生产的粮食的所有权就不是你农民的了，是合作社的，实际是共产党政府的。剥夺了农民的整个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自由权。于是在无产阶级政治专制基础上，通过所有制改造又完成了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无产阶级专制，社会成为准监狱社会。到人民公社化完成了对农户生活领域的专制后则成为完全的监狱社会，社会具备了作为监狱的五个构成要素。(31)这时候的社会阶级划分，可划分为共产党官僚阶级，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分若干层级，不同层级生存状态差距很大。如在体制内就业的，包括机关职员、工厂工人、商店店员，文教卫生及其它事业单位职员等拿工资，吃政府供应粮食的属于被统治阶级中的中、上层。整个农民阶层则生活在底层。其中的地、富、反、坏、右被定义为阶级敌人，又称五类分子，生存状况最差，压在最底层。右派分子一类，个人间差别也很大，有留单位者、下放工厂农场监督劳动者、送劳教或者判刑劳改者。上面对右派分子的不同处罚方式是毛泽东亲自拟定的。（29）最惨的是劳教劳改者，活到平反的少。五类分子中，右派分子由于原先在体制内工作，有文化、有技术专长，除劳教劳改开除公职的，留原单位或者下放一个单位工作的除政治上受歧视外，工作性质和生活条件都是共产党在农村的所谓依靠力量贫下中农不可比的。其中较早摘帽者，生存状态更宽松。因此，在所谓五类分子中，社会对右派的看待还是区别于前面四类的，认为是“在1957年犯了错误”；“说话不注意”，寄予同情者不少。1962年上半年党内刮起的“翻案风”，除否定1959年反右倾运动外，再就是为“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

      1978年夏天开始的给右派翻案平反，是搭乘了中共党内高、中层干部文革冤假错案纠正平反的政治顺风车。也是1978年时候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握实权的且在1956年受苏共“二十大”政治影响很深的负责人所启动的一项重大政治改革，有石破天惊的社会意义。“解放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只是否定所谓“文革极左路线”，政治本质上还是属于中共党内内斗中胜出的一方对失败一方的否定，这在历史上各个朝代屡见不鲜，并不能断定胜出方就顺应了平民阶级的民意，合乎人道主义。而平反右派分子则蕴含否定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历史意义，与所谓解放老干部不可同日而语。它是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开始的标志。所谓非毛化，就是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邓小平拼死也要守住反右运动政治正确这条底线。这条底线失守，那么包括土改运动在内的中共整个革命、专政的历史都要被否定，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政治历史逻辑的终结。现在和邓小平们争论反右运动政治上的对错与否、“扩大化”的结论存在逻辑错误等，实在没有意义。

     笔者认为，反思反右运动，不能就事论事，不能纠结阴谋、阳谋。更不能把反右运动孤立出来，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历史纵向空间来论说。否定反右但肯定土改，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等，这是站在既得利益立场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逻辑和思维逻辑。

      必须全面彻底否定中共1981年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本文的结论。

（2021-04-10）最后修订在美国）

（作者写作此文，原本是受香港五七学社社长凌文秀先生之邀约，为其主编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写一篇序。文章写成后，首发于“光传媒网”）

【本文作者颜智华（1948-），男、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中小学学校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中共政治运动史学者；有专题历史著述《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80万字)，在台湾和美国发售。又因妻子被涪陵区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医生为吃药品回扣，（欺瞒家属）故意违规、错误使用多种药品静脉输入12天，最后极其悲惨死亡的重大刑事案件向世界卫生组织投诉等原因，被中共国安局监控。2020年8月份开始，重庆涪陵区政法委给涪陵区人社局发函，胁迫人社局停发了退休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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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颜智华《文革：毛泽东的一场政治恶作剧》

注释2：时间从1917年苏共10月革命算起或者从1919年共产党国际建立算起。

注释3：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后，以“两个凡是”作为政治口号，搞了两年的政治运动，运动的纲要是批判四人帮，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在党内迫害政治对立面；对在文革和后文革时期反对中共旧官僚阶级的造反派反攻倒算，政治迫害，劳改、杀害了一大批政治犯。在农村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高潮，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清查农民中的“资本主义活动”，批斗地、富阶级敌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一平二调”、下瞎指挥死灰复燃、大搞形象工程劳民伤财。

注释4：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和文件的注释3：镇压反

             革命的工作，分为外层、中层、内层。清理“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

             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注释5：有学者认为肃反运动起始时间从195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中层、内层的指示》

             开始，如西安工业大学王小平老师

注释6：王小平《五十年代肃反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知行部落-中国论文网-政治论文

             https://m.xzbu.com/1/view-6612381.htm（2021-3-5）

注释7：同注释6.

注释8：同注释6。

注释9：同注释6.

注释10：安启念《关于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7年01月17日

              http://phi.ruc.edu.cn/Index/news_cont/id/773.html。

注释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

注释12：毛泽东《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要点）》（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注释1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注释14：沈志华|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在一封1947年11月

30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就会极大地巩固中国革命。”而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的复电说：“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米高扬在报告中的结论是：众所周知，由于苏共的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沈志华|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_中国(sohu.com)（中国近代史研究）2019-10-2409:57

注释15：毛泽东《组织民主人士参观或参加土改、镇反工作》(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三十日)

注释16：《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数十年交往之情 (2)》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查询>>档案·记忆>>人物长廊

注释17：董时进，（1900-1984）四川垫江县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1945年民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民盟政纲时，作为民盟中央委员的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1949年给毛泽东写信·，反对中共土改。后在香港把给毛泽东的信进一步修订完善成书（小册子）

注释18：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

注释19：参见列宁1920年7月26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注释20：查阅颜书中引用的贺龙对晋绥边区破败社会景象的讲话文件和毛泽东土改批评刘少奇的文件号.

注释21：引用《四川兵灾》、毛泽东对江西苏区大吃大喝的批评档案。

注释22：参阅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张宪文张玉发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国共内战）》

注释23：《血酬定律》是2003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吴思。本书揭开了中国社会表面现象下的真实面貌，以及隐藏在规则背后的终极规则。

注释24：指杨继绳的《墓碑》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特别体现在后一本书中的文革历史观中。

注释25：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二章、第九章中相关段落。

注释26：同注释25

注释27：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二、第九章

注释28：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三章中有关于”人民公社化制度就是监狱（劳改农场）制度的论述。全书内容都是此论点的实证。

注释29：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

注释30：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二章，转引自薄一波回忆录中毛泽东和他的关于统购统销问题的谈话。

注释31：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九章土改运动部分注释32：所说的监狱的五大特征有，剥夺人身自由、财产、强迫劳动、强制下的集体生活方式、迫害虐待和大规模死亡。参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三章中“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段。

注释32：见林彪1966年5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注释33：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就起草《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有关负责人的谈话.

注释34：卢作孚，四川合川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其最大实业是民生轮船公司，长江航运巨头，共产党建国后把已经撤退到香港的船只又开回内地投奔共产党政府，任中央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领导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被斗争而自杀。拱倒高岗：邓小平给毛泽东高密说高岗暗地里串连拉小集团。反右运动邓小平任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文革被打倒1974年复出担任中央副主席、副总理，主要分管工业交通工作，以”整顿为纲“，这在邓氏文革史中被吹捧为“抵制四人帮，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实际是在政治上支持文革中被打倒又复出的共产党旧官僚阶级恢复其政治权威和生活特权；镇压、排斥进入地方各级政权的原造反派人员；欺压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的普通干部、职工等，激化了官民矛盾。

注释35：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九章中“涪陵土改运动”。

注释36：梁漱溟（1893－1986），蒙古族，出身官宦世家。在北大任教授时与毛泽东相识。中国民盟创始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交谈甚深。中共建国后任政协委员。1953年在会议上冲撞毛泽东被毛泽东怒骂。

注释37：孙东方《对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历史考察》（《北京党史》2006年第一期）

注释38：《怀念傅斯年》（台湾秀威资讯，ISBN：9789863262596，2014年06月19日出版，第49-64页《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在延安访问期间）“由于毛泽东曾经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助理员，基于所谓的“北大情意结”，他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当毛泽东谈及傅斯年曾在五四运动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伟大贡献时，傅斯年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傅斯年在返回重庆之前，请毛泽东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做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条幅这样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与同行的学者不同，傅斯年对毛泽东其人，有着极为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泽东的夜谈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的趣味小说内容都相当熟稔，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宋江”之流。

     此外，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一件事：当傅斯年与毛泽东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麻麻、各地献给毛泽东的锦旗时，他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点察觉到，但并没有回应。

     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他毫不留情地批评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泽东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1-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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