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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1-9-11 15:47 编辑
作者 顧乃忠 寫於 二零一六年
東西方文明之間存在差距，這是壹切直面現實而又客觀公正的人們都不否認的事實。東西方文明之間的差距需要改變也能夠改變，這是壹切具有理性且又追求正義的人們的美好想法和共同願望。在東西方文明之間差距改變的過程中，就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大致可以區分為以自然演化為主和以人力主導為主的兩個不同的過程。在過去——19世紀以前——的歷史中，限於當時各個國家之間的聯系狀況，東西方文明之間差距的改變，基本上是以自然演化為主的過程。在今天——19世紀及其以後——的時代，由於交通和通訊條件的改善，東西方文明差距的改變，已經不再以自然演化為主，而開始以人力主導為主的過程。所謂以人力主導為主，就是人的目的、意識即指導思想在其中的作用愈來愈大。而在思想巨擘馬克思之後的時代裏，東西方文明之間差距的改變——嚴格地說，指的是東方國家文明的進步以縮小與西方國家文明之間的差距，但為了便於比較，本系列文章所論也包括西方國家文明的進壹步演化——，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裏就產生壹個如何理解和解釋馬克思主義，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亦即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之所以成為問題，需要專門討論，是因為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不是像人們，尤其中國人，通常理解的那樣單純——全盤肯定意思上的單純和全盤否定意思上的單純，而是壹個金沙混雜、正誤皆有、是非交織的整體。因此，任何國家在將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過程中，需要對馬克思主義的主幹和枝葉、真實和空想、正確和錯誤仔細地進行甄別。
筆者曾經論及，馬克思有兩個，即前期馬克思和後期馬克思。 前期馬克思以《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為代表。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由於壹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壹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壹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緊接其後，馬克思又指出：“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正像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壹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在《資本論•第壹版序言》中，馬克思指出：資本運動的規律正以“鐵的必然性”向前資本主義國家擴展，“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馬克思還說：“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壹種自然歷史過程” ；“壹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 很顯然，馬克思在這裏主張的是歷史發展的單線論。
前期馬克思的歷史發展單線論的思想不僅體現在對壹般的歷史發展規律的論述中，而且體現在對東方國家歷史發展的具體論述中。
關於印度社會發展的道路，馬克思於1853年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壹文中指出：“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壹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壹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馬克思在這裏對印度未來發展前途的判斷是再明確不過的，而且這種判斷已遠遠超出了印度本身，而涉及整個亞洲了。
的確，馬克思對中國社會的未來前景也是這樣認為的。1850年馬克思在《國際述評（壹）》中預測：“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後到達萬裏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麽他們說不定就會看到這樣的字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無須多加壹個字，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便是中國社會的未來命運。
在馬克思的心目中，東方不僅包括亞洲，而且包括歐洲的斯拉夫世界，尤其包括俄國。關於俄國社會未來的發展前景，馬克思的論述尤為具體、全面。
19世紀中葉，俄國圍繞著發展道路問題，民粹派和西化派曾進行激烈爭論。民粹派理論家認為，俄國由於存在著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村公社，因此俄國人民具有先天的優越性，“是天選的社會主義的人民”，是“本能的、傳統的共產主義者”。在他們看來，俄國獨有的這種特殊國情，使它有可能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直接由村社制度過渡到共產主義。當時的馬克思對於這種俄國特殊論的喧囂壹直持否定和蔑視的態度。他堅持認為，俄國在世界歷史發展面前，根本不存在什麽特殊性，村社土地公有制決不能使俄國避免西歐的發展道路。1855年2月13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了他對民粹派創始人赫爾岑及其思想的反感，說：“我不願意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場合同赫爾岑壹起出面，因為我不贊成這樣的意見：似乎舊歐洲要用俄羅斯的血液來更新。”
19世紀50年代末，俄國在正式宣布廢除農奴制之前，政府在解放農奴方面已經采取了不少切實有效的措施，馬克思對沙皇政府在改革中的自由主義傾向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極高的評價。1858年，他在《關於俄國的農民解放》壹文中寫道：“如果說，俄國貴族認為他們的‘8月4日’（1789年）還沒有來到，因而他們還沒有必要將自己的特權獻上祖國的祭壇，那末俄國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經達到了‘人權宣言’ 。的確，請設想壹下，亞歷山大二世竟宣布了‘農民天賦的、根本不應該予以剝奪的權利’！這真是不平凡的時代啊！1846年，羅馬教皇發起了自由主義運動；1858年，俄國的專制君主，道地的“全俄羅斯獨裁者”，又宣布了人權！我們還會看到，沙皇的這個宣言將像羅馬教皇的自由主義壹樣得到全世界同樣廣泛的反應，並且歸根到底將比教皇的自由主義產生遠為更大的影響。” 在此時的馬克思看來，俄國的出路同西歐國家的出路壹樣，應該倡導自由主義，發展資本主義，走普世文明之路。在同壹篇文章的結尾，馬克思在預測俄國農民起義可能導致的結果時以更加明確的語言，再壹次表達了他的俄國應該走西歐的普世文明之路的觀點。
他說，被貴族束住手腳的農民必然要求發動起義；“如果發生這種情形，俄國的1793年就會來到；這些半亞洲式農奴的恐怖統治將是歷史上空前的現象，然而它將是俄國歷史上的第二個轉折點，最終將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來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虛假的文明”。
直到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前期，馬克思仍然對俄國未來的資本主義前景充滿信心，並堅定不移地堅持他的以普世文明為核心的世界歷史理論。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針對俄國地主的因貨幣資本不足，難以用雇傭工人代替從事強制勞動的農奴來經營農業的抱怨，勸導他們說：妳們盡可以放心。不是花不開，而是時未到；“時候壹到，玫瑰花自然可以摘到”。意思是說，只要時機成熟，“產業資本家不僅擁有自己的貨幣，而且擁有別人的貨幣。” 1870年2月13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再次申明他的不同意俄國村社可以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觀點，說“對於這種共產主義的黃金國，我從來不抱樂觀的看法。”
以上就是前期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雖然《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宗旨都在於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還是肯定了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和正在起著的革命性作用，肯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普世性。在這裏我們清楚地看到，前期的馬克思主張的是歷史發展單線論。
然而，在70年代中期以後，馬克思在世界歷史問題上的觀點改變了：由此前的反對和批判民粹主義，轉變到同意和支持民粹主義，以至提出與民粹主義壹樣的主張。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馬克思提出，俄國因為保存著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村公社，又處於與資本主義相同的時代，因此“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收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壹切肯定成果” 。馬克思強調指出，俄國不應該沿著從1861年開始的消滅農奴制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前進，“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壹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壹切極端不幸的災難” 。自此以後，俄國應該而且能夠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想法，馬克思壹直堅持到臨終之前。188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又進壹步申明了上述看法，他（們）寫道：“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末現今的俄國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在這種前後的變化中我們看到，前期馬克思主張，所有的——無論歐洲的還是亞洲的——國家，都必須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即主張歷史發展單線論；後期馬克思主張，有些國家，比如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俄國，不需要且不應該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即主張歷史發展雙線論。也就是說，前期馬克思主張，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中，存在“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壹切國家，不管歷史和文化如何，遲早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後期馬克思主張，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中，不存在“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顯然，這是兩個完全對立且無法調和的馬克思。
我們當然註意到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反復強調的，他早年的《資本論》明確地把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話。 我們也註意到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批評米海洛夫斯基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變成“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壹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資本主義這條道路時說的話；馬克思說，“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馬克思在這裏斷然否認他前期主張歷史發展單線論。馬克思想給人們造成這樣壹種印象，即他似乎從來就是主張歷史發展多線論、至少是雙線論的——西歐壹條線，東方壹條線，並力圖把前後對立的觀點統壹起來。但是，我想不客氣地說，馬克思的這種努力是徒勞的。因為在這裏，馬克思是以歪曲事實、文過飾“是”為前提的。縱覽《資本論》，我們發現，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時，不僅論及法國、德國以及西歐的壹切文明國家正在發生與英國同樣的變革，而且論及美洲、澳洲和俄國也正在或即將發生英國式的資本的原始積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在論及英國式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時候沒有忘記亞洲。
關於亞洲也存在著西歐那樣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問題，《資本論》有很多深刻的論述，限於篇幅這裏僅摘錄壹段。馬克思在論述貨幣資本的循環時寫道：“那些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即雇傭工人階級的存在的情況，也促使壹切商品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越發展，它對主要是直接滿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產品轉化為商品的任何壹種舊生產形式，就越發生破壞和解體的作用。它使產品的出售成為人們關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並沒有顯著地侵襲到生產方式本身，例如，資本主義的世界貿易對中國、印度、阿拉伯等國人民最初發生的影響就是如此。但是接著，在它已經紮根的地方，它就會把壹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是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後使壹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在此時的馬克思看來，亞洲同樣地存在著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所不同的是亞洲的這種“歷史必然性”，在他的時代還處在壹種潛在的狀態而已。
讀完了《資本論》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的論述以後，我得到的是這樣壹個印象：《資本論》不僅沒有把以資本集中和“剝奪”小生產者為內容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甚至根本上就沒有做任何限定。相反，在當時的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存在於世界上的有所地方，只不過不同的地方發生這壹運動的時間有所不同：英國作為資本主義起源的最典型的國家已經完成了這壹運動；西歐的其它國家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而美洲、澳洲、俄國和亞洲諸國或者剛剛開始這壹運動，或者即將開始這壹運動。總之，在前期馬克思看來，歷史發展只有壹條道路，即所有國家，不管其歷史、文化如何不同，遲早都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壹點是馬克思無論如何也無法掩蓋的。因此，前後兩個馬克思的對立，也是任何人——包括馬克思本人——無法掩蓋的。至於前後馬克思在世界歷史問題上的觀點為什麽會發生如此180度的變化，當然有更深層的原因，即馬克思的歷史觀或價值觀發生了變化。關於這壹點，限於篇幅，不能展開討論。
總之，在這裏，我們已經看到了兩個馬克思：前期馬克思和後期馬克思。兩個馬克思，實際上也就是兩個馬克思主義：前期馬克思主義和後期馬克思主義。前者以歷史主義為理論基礎，主張歷史發展單線論，後者以人道主義為理論基礎，主張歷史發展雙線論；這兩者不僅不能統壹，而且我們只能在二者之中擇其壹。這裏就發生了壹個嚴肅的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究竟將哪個馬克思主義本土化？
然而，問題的嚴重性還並不至此。兩個馬克思或兩個馬克思主義的對立，不僅表現在前後兩個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發展的截然相反的客觀論述中，而且表現在前期馬克思的客觀論述中的科學取向和包含於其中的價值取向之間的對立中。
關於前期馬克思的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之間的對立，愛德華•伯恩施坦在其代表作《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中講得十分清楚。盡管伯恩施坦未對馬克思作前後兩期的區分，但他的具體所指就是我所說的前期馬克思。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其它許多著作都或隱或顯地表現出壹種二元論，為了不致對伯恩施坦造成誤解，我擬對之作較長的引證。伯恩施坦說：就《資本論》而言，這種二元論是：這壹著作希望成為科學的研究，同時卻希望證明壹個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論綱；這壹著作的基礎是壹個公式，在這壹公式中，發展應當導致的結果從壹開始就已經確定了。回到《共產黨宣言》，在這裏指明了馬克思體系中實際存在的空想主義殘余。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空想主義者的解決方案，但是認為他們的手段和證據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對此著手修正，而且用的是科學天才所具有的勤奮、批判的尖銳性和對真理的愛。他不隱瞞任何重要事實，而且只要研究對象同證明公式的最後目標沒有直接的關系，他也不去勉強縮小這些事實的重要意義。在這壹限度內，他的著作擺脫了壹切必然會損害科學性的傾向。……但是壹當馬克思接近認真討論那壹最終目的的地方時，他就變得不可靠和不能信賴了，就產生了本書中尤其是在關於現代社會收入變動的壹章中指出來的那種矛盾，就表明了這壹偉大的科學天才原來到底是壹種教義的俘虜。
伯恩施坦接著說：說得形象壹些，他在壹個現成的腳手架的框框裏建造壹座巨大的建築物，在建築過程中，只要科學建築法的規律同腳手架的構造為他規定的條件不發生沖突，他是嚴格地遵守這些規律的。但是在腳手架太窄以致不容許遵守規律時，他就忽視規律或者避開規律。在腳手架限制了建築物，從而使它不能自由發展的地方，他不去拆毀腳手架，卻不惜犧牲比例而在建築物本身上作了改變，從而使建築物更加從屬腳手架。……無論如何，我的信念是，不管那種二元論表現在什麽地方，為了使建築物得到自己的權利，都必須摧毀腳手架。
對於伯恩施坦批評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前期許多著作中的二元論的觀點，很多論者都持反批評的觀點。他們不對事實本身進行分析，不分青紅皂白地認為，這是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歪曲和汙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表現，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這種只扣帽子不講道理的方法，實在不是學術研究的態度。平心而論，伯恩施坦關於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二元論觀點，即本文所說的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觀點是能夠成立的。如果我們真正領會了馬克思前期著作的精神實質就會發現，這種二元論，即這種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情況，在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幾乎到處可見。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的“主觀的”目的即價值取向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實現共產主義而鬥爭；但是，他的“客觀的”敘述即科學取向，卻是充分肯定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肯定了壹切民族“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必然性，並且揭示了當今世界“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東方從屬於西方” 的歷史本質。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主觀的價值訴求是反對他那個時代的工業社會的把物的價值置於人的價值之上的做法，以致他認為必須摧毀把這壹價值原則強加給工人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他的“客觀的”敘述即科學取向，卻是論證了資本運動正以“鐵的必然性”向所有前資本主義國家擴展，而且這些國家既不能取消也不能跨越資本主義這壹 “自然歷史階段”。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二元論的馬克思，即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馬克思。
如果還有人對前期馬克思的二元論，即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觀點表示懷疑，那麽，我們不妨看看馬克思本人對他的《資本論》是否存在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問題所持的看法。1867年12月7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談及他的剛剛出版的《資本論》時說：
至於這本書本身，那末應該區別其中的兩個部分：作者所做的正面的敘述（另壹個形容詞是‘切實的’）和他所做的傾向性的結論。前者直接豐富了科學，因為實際的經濟關系是以壹種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義方法進行考察的。……
至於作者的傾向，也同樣需要加以區別。當他證明現代社會，從經濟上來考察孕育著壹個新的更高的形態時，他只是在社會關系方面揭示出達爾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確立的同壹個逐漸變革的過程。自由主義的關於‘進步’的學說（……）是包括了這壹點的，而作者的功績是：他指出，甚至在現代經濟關系伴隨著直接的恐怖的後果的地方，也存在著潛在的進步。由於他的這種批評的觀點，作者同時也就——也許是違反著自己的意誌——消滅了所有專門家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所有烏托邦主義。
與此相反，作者主觀的傾向——他也許由於自己所處的黨的地位和自己過去的歷史而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說，他自己怎樣設想或者怎樣向別人表述現代運動、現代社會發展過程的最後結果，是同他對實際的發展的敘述沒有共同之處的。如果篇幅許可比較詳細論述這個問題，那也許可以指出，他的‘客觀的’敘述把他自己的‘主觀的’奇怪想法駁斥掉了。
馬克思在這裏說得十分坦率。他的主張社會自然演化的科學傾向的觀點，“違反著自己意誌”地“消滅了所有專門家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所有烏托邦主義”；他的“客觀的”敘述把他自己的“主觀的”奇怪想法駁斥掉了。這與伯恩施坦所說的馬克思的《資本論》存在“二元論”，“為了使建築物得到自己的權利，必須摧毀腳手架”有什麽不同？況且，伯恩施坦說的是為了使建築物得到自己的權利，“必須摧毀腳手架”，而馬克思說的是“腳手架”已經被“摧毀”了——“他自己的‘主觀的’奇怪想法”，已經被“駁斥掉了”。所以，這裏既沒有伯恩施坦歪曲、汙蔑和反對馬克思之說，也沒有本文所說的前期馬克思的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觀點不能成立之說。姑且不對前期馬克思著作中的二元論，即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的對立作價值評論，僅從事實出發，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兩個馬克思。壹個是在“客觀的敘述”中基本上遵循科學、理性的馬克思。這個馬克思在社會史方面揭示出達爾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確立的同壹個逐漸變革的過程；他完全接受自由主義的關於“進步”的學說；他甚至指出，在現代經濟關系伴隨著直接的恐怖的後果的地方，也存在著潛在的進步。由於他的這種批評的觀點，馬克思同時也就——違反著自己的意誌地——消滅了所有專門家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所有烏托邦主義。另壹個是在主觀上懷有不切實際的空想的馬克思。這個馬克思沒有科學精神和理性原則，不遵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他在開始寫作之前在頭腦中就有壹個研究“應當導致的結果”的公式——這個公式充滿了對資本主義的憎恨和對共產主義的向往，因此也充滿了“所有專門家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所有烏托邦主義”。所以說，這是壹個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完全對立的兩個馬克思。
順便說及，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這種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的對立，在與其後期著作中的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之間關系的比較中可以看得更加明顯。在馬克思後期的著作中，這種對立是完全不存在的。馬克思後期的主觀的價值取向無疑仍然是實現共產主義，而其客觀的敘述——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就是這壹主觀價值的具體體現，所以，這裏不存在二者之間的對立。（這裏不存在種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之間的對立，即二者之間的統壹，不壹定就是好事。很可能是負負得正意義上的統壹。）但是，在其前期著作中，如前所說，完全不壹樣。馬克思前期著作的客觀的敘述是論證資本主義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其價值取向則是論證消滅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這不能不是兩個對立的馬克思。
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的對立是壹種二元論，實際上，前文論及的前後兩個馬克思的對立也是壹種二元論，是另壹種意義上的二元論。如果將前文所說的二元論壹起考慮，馬克思則有雙重二元論：不僅有伯恩施坦所說的、他自己也坦然承認的二元論，即主觀的價值取向和客觀的敘述之間的對立；而且有我所說的、他自己卻斷然否認的在主觀的價值取向不變的前提下，客觀的敘述與客觀的敘述之間的對立。——在此意義上我認為，存在兩重意義上的兩個馬克思。
既然存在兩重意義上的兩個馬克思，即兩重意義上的兩個馬克思主義，那麽，在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過程中，究竟將哪個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問題，就不能不成為壹個嚴肅的理論問題和重大的現實問題，切不可等閑視之，更不可盲目處之。
那麽，東西方文明之間差距的改變——嚴格地說，指的是東方國家文明的進步以縮小與西方國家文明之間的差距，但為了便於比較，本系列文章所論也包括西方國家文明的進壹步演化——的過程中，究竟應該將哪個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呢？
歷史的應然發展是壹回事，歷史的實然發展是另壹回事。由於存在著兩重意義上的兩個馬克思，因此在馬克思（以及他的合作者恩格斯）逝世後，他的彼此對立的學說，分別被他的兩部分不同的繼承者所繼承，朝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由此出發，也就導向了兩條截然相反的歷史道路。
以愛德華•伯恩施坦和卡爾•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和理論家，繼承、發展了前期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對馬克思的前期學說作了重大的修正，特別是克服了其前期著作的空想主義殘余，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新的階段，並為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樹立了成功的範例。
在討論伯恩施坦、考茨基同馬克思的關系之前，首先必須糾正壹個被人們歪曲了的觀念。長期以來，由於受列寧的影響，學術界、尤其中國學術界，把伯恩施坦、考茨基同馬克思、恩格斯完全對立起來，以至於在個別前衛學者開始重新思考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價值的今天，仍然以人劃線。他們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思維模式：凡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批評馬克思的話，無論是非對錯，都是錯的；凡是列寧批判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話，不分青紅皂白，都是白的。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指導下，他們不加分析地把列寧當成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而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當成馬克思主義的背叛者。後文的論述可以說明，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列寧是不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將在下壹篇文章中討論，本文只討論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都有嚴肅的批評和重大的修正，但他們絕不是馬克思的簡單的反對者和背叛者。以伯恩施坦而言，他所做的如同他自己所說，是弄清楚“哪些方面馬克思仍然是正確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確的” 1。伯恩施坦甚至明確指出，馬克思有不朽的地方，“馬克思的值得永垂不朽的地方在於建築物，而不在於腳手架”。2 考茨基也和伯恩施坦壹樣，並與伯恩施坦壹起，肯定了他們認為馬克思的應該肯定的東西，發展了他們認為馬克思所沒有的東西，同樣，也修正了他們認為馬克思的應該修正的東西。至於他們所做的壹切正確與否，自然後人可以評論。
伯恩施坦、考茨基同馬克思之間在理論上的聯系和區別是壹個復雜的問題，全面考察二者之間的異同並對之評論不是本文的任務。就本系列論文討論的主題而言，我認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為社會民主黨制定理論和策略的過程中，在與各種反對派的爭論中，對馬克思主義至少做出了如下幾個方面的貢獻。
壹 繼承了馬克思的前期學說的精華
馬克思的前期的學說，值得肯定的並且被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幾乎都毫無保留地繼承下來的思想主要有兩個方面。第壹，進化論。馬克思的進化論思想如前所述，在其前期著作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共產黨宣言》對於資產階級歷史功績的肯定，《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對於亞細亞的、古代的等四種生產方式序列的依次排列，以及《資本論》對於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的論述等都是進化論的體現。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說，馬克思在該書中的壹些思想“對歷史學做出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那樣的貢獻”——盡管恩格斯所指的具體思想不盡恰當，但這樣的貢獻確實有過，比如前壹文剛剛引述過的該書關於“三個從屬於”3 的論斷就是屬於這樣的貢獻。馬克思本人也把自己看成是“社會科學界的達爾文”。1880年，馬克思曾將自己的壹本《資本論》寄給了達爾文，達爾文回信禮貌地請馬克思原諒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無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是馬克思的進化論的繼承者。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說出了“社會是壹個發展的有機體，既不能任意地加以改變，也不能任意地使它僵化，這個社會寧可說有自己的完全獨特的發展規律”的觀點。伯恩施坦接著說：“同壹年，達爾文的第壹本關於有機自然界進化理論的巨著也出版了，人們完全有理由將這兩本著作相提井論。……它們的基本思想表現了同樣的精神。”——如同達爾文詳述了植物和動物的新的形態和品種的起源，馬克思闡明了人類各個社會發展的歷史，雖然這兩者的發展條件並不相同。4 伯恩施坦還以更加簡練的語言指出：“我堅決相信，各民族的發展中的重大時代是不能跳過的”。5 考茨基也認為：“任何國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來取消那些自然的發展階段”。6 在下壹文中我們將會看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不僅是馬克思的進化論的毫無保留的繼承者，而且是堅決的捍衛者，曾對違背進化論的行為做過嚴肅的批評，因此，他們都有進化論的社會主義者之稱。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無論伯恩施坦還是考茨基，他們繼承和捍衛的進化論都不是他們的批評者貶稱的所謂庸俗進化論；相反，他們主張的進化論——無論自然界的還是社會領域的——既有量變和有質變（突變）。考茨基曾以人的演化和社會的演化相類比。無論胎兒的發育還是嬰兒的成長都是壹個進化過程，但是，從胎兒到嬰兒要經過分娩即突變的過程。考茨基就此得出結論：“正如壹切動物必須經歷壹次突變（產仔或啄破蛋殼）來達到其更高的發展階段，社會也只有經過突變才能進入其更高的發展階段。” 7 這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的進化論的繼承。
第二，與前壹點密切相關，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繼承了馬克思前期學說中社會主義只能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產生的理論。前期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只能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大工業占經濟的主導地位，工人占人口的多數。相反，認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在農村公社的基礎上產生社會主義，在前期馬克思看來純粹是烏托邦。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不折不扣地繼承了馬克思的這壹理論。伯恩施坦在《什麽是社會主義》壹文中闡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時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任何關於社會主義體系的構想，反對任何固定的、壹成不變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方案。“對他們說來社會主義是在壹定的歷史條件下完成著的社會發展過程。不是方案，不是圖樣，而是以今天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物質基礎的壹種運動”。8 在闡發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後，伯恩施坦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定義：“社會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認識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和本階級的任務的工人的社會要求和自然意向的總和。”9 與伯恩施坦壹樣，考茨基在《無產階級專政》壹書中更加具體地論述了實現社會主義所需要的各種條件。考茨基認為，實現社會主義需要人的實現社會主義的意誌，必須有相應的物質基礎，以及必須具備壹種保持和正確運用這些條件的能力；所有這些條件只能在大工業的基礎上產生，而大工業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所以歸根到底，社會主義只能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10 這些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前期學說中社會主義只能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產生的理論的繼承。
二 發展了馬克思的前期學說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繼承馬克思前期學說的精華的同時，還發展了馬克思的前期學說。自由和民主是馬克思前期學說中的重要思想之壹。馬克思十分重視自由。比如馬克思的雄文《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對於專制政權扼殺出版自由的批判，對於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的主張，不僅思想深刻，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馬克思不僅提出了個人自由的主張，而且指出了獲得自由的方法和途徑。就個別——比如出版——而言，馬克思說，獲得出版自由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本身 11；就壹般而言，馬克思說：“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壹個高踞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麽程度。” 12 同時，馬克思也十分重視民主。在早期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認為民主制比君主制優越。“在君主制中，整體，即人民，從屬於他們存在的壹種方式，即他們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就是壹個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因此馬克思主張：不應該“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應該“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13 在後來的《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曾設想以巴黎公社的各級“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mandat impératif（確切訓令），並且隨時可以撤換”14 的辦法實現民主。但是，馬克思對自由、民主——這裏主要討論民主——的理解，尤其是對普選制的理解還是有局限性的。在緊接上述關於巴黎公社選舉的設想後，馬克思說了壹句令人費解的話：“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壹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裏代表和壓迫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服務”。15 馬克思的這句話常常被壹些人用來論證資本主義國家普選制的虛偽性，不是沒有道理的。這裏不存在“應當”的問題。既然代表是人民選舉產生的，在邏輯上講，他只能為人民服務；如果他不為人民服務，人民可以隨時將他撤換。這種邏輯上有問題的觀點，反映了馬克思對普選制的輕視。也正是在這裏，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發展馬克思的民主理論、尤其是普選制理論提供了空間。
伯恩施坦針對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很多人看不到革命帶來的壹定程度的民主和選舉權的作用指出，社會主義變革不是在壹個短促的時期內完成的行動，但是辦法已經有了，這個辦法就是選舉權。無產階級以及和它的地位相同的階級，既然已經有了這個巨大的武器，“即使他們在下壹次選舉時不能立即獲得多數，就在那時我們也不會失敗。” 伯恩施坦接著說，只要民主選舉權仍舊始終掌握在社會的最大階級手裏，而由這壹階級的階級地位產生的堅持不懈的上進過程仍舊存在，“所有這壹切會作為動力而存在著，並且必然會把工人階級所需要的改革爭到手。”16 就此，伯恩施坦對選舉權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它可以與阿基米得支點相媲美。如果阿基米得說，用壹個支點可以“把地球翻過來”，那麽，工人階級也可以說，普遍和平等的選舉權，可以“作為解放的基本條件的社會原則”。17 我們看到壹個多世紀以來，德國的和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工黨就是利用民主的選舉權不懈地為社會變革而努力。當然，普選制也會產生錯誤。比如，希特勒的總理職位雖然不是通過普選產生，而是通過陰謀欺騙手段獲得總統興登堡的信任而受後者任命的。但是，在興登堡去世後的壹次公民投票中，有90％的人表示接受這個集總理、總統和三軍統帥職權於希特勒壹身的恐怖的獨裁政權。然而話說回來，普選制是多數人參與的民主制，不僅有自由討論和互相競爭的空間，而且有定期輪換和隨時彈核的制度保障，即使有錯誤，也比專制體制容易改正錯誤。
從強調選舉權的重要性出發，伯恩施坦發展了馬克思的民主學說，並提出了壹系列關於民主的理論。伯恩施坦認為：“民主是手段，同時又是目的。它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它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民主雖然不能創造奇跡，也有很多缺點，“但是無論在英國和在瑞士，還是在法國、美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等等，民主已證明自己是社會進步的強有力的杠桿。”18 伯恩施坦還認為，民主是妥協的大學。“在實踐中已經表明，壹個現代國家中的民主制度存在得愈久，對於少數人的權利的尊重和照顧就愈增加，黨派鬥爭就愈失去憎恨感。” 19 針對守成主義者對於民主效率低的批評，伯恩施坦說：“如果說在個別問題上，政治上最先進的各國的立法不像政治上相對落後的各國在急於行動的君主或他們的大臣的影響下有時能做到的那樣迅速進行，那麽從另壹方面說來，在民主已經根深蒂固的各國，在這些事情上是不會發生倒退的。”20 就是說，民主雖然使有些事情的進展顯得較慢，但是，它能保證方向的正確，不致使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進程被推倒重來。在伯恩施坦看來，民主的根本在於選舉權的落實。針對守成主義者的“民眾的文化素質低，不能實行普選制”的觀點，伯恩施坦指出，選舉權本身就是壹所提高民眾民主能力的大學。“對於壹個在數量上和文化上都不發達的工人階級來說，普選權可以長期表現為選舉‘屠夫’本身的權利，但是隨著工人的數目和知識的增長，它就成為使人民代表從人民的主人轉變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 21
在伯恩施坦發展馬克思的民主理論的同時，考茨基也對馬克思的民主理論做出了重要發展。考茨基的民主理論極其豐富，但限於篇幅，我只提及兩點。第壹，考茨基強調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聯系。考茨基說，對我們來就，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不可思議的。我們把現代社會主義不僅理解為社會化地組織生產，而且理解為民主地組織社會。“根據這個理解，對我們來說，社會主義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壹起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22 第二，強調民主內在地包含著對少數派的保護。現代民主是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考茨基認為，在這種鬥爭中，同時也產生了壹個新因素，即對國家中的少數派、反對派的保護。因此，“民主意味著多數派的統治。但是民主同樣也意味著保護少數派。”23 以上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的民主理論的發展和貢獻；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民主理論的百花園中又增加了壹朵艷麗的奇葩。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前期學說發展的另壹個重要方面，是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長期以來，很多人似乎形成了這樣壹種印象，即馬克思只有暴力革命理論，而無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壹方面與馬克思本人有關，即馬克思早年——比如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的無疑是暴力革命而非和平過渡；另壹方面也與列寧的歪曲有關。在列寧的著作中，馬克思的確只有暴力革命理論，而無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其實，馬克思在強調暴力革命之後的時間裏，隨著時間的推移，認識也在逐漸發生變化：開始關註資本主義的和平過渡問題。1872年9月8日，馬克思在海牙國際代表大會講演時說，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必須用暴力奪取政權，“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壹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馬克思接著說：“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以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24 馬克思對當時情況下暴力手段與和平手段適用範圍劃分的觀點，雖然比1848年單純強調暴力革命的觀點有所進步，但在理論上仍然不夠徹底，也不符合客觀實際。尤其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民主因素有了很大增長的情況下，這種觀點的局限性就更加凸顯了。正是在這個時候，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發展了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放棄暴力革命，進行議會鬥爭。伯恩施坦在1898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壹書中說：“具有各種僵化的等級制度的封建主義幾乎到處都必須用暴力來炸毀。現代社會的各種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區別恰恰在於，自由制度是有伸縮性的，有變化和發展能力的。用不著炸毀它們，只需要繼續發展它們。為此需要組織和積極的行動，但不壹定需要革命的專政。”25 在該書的另壹處，伯恩施坦說得更加明確：“在壹百年以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改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26 在伯恩施坦看來，社會主義的到來或將要到來，不是壹場巨大的政治決戰的結果，而是工人階級在經濟和政治等各個方面所取得的壹整批勝利的結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壓迫、貧困和屈辱增加的結果，而是他們日趨增長的社會影響和他們所爭得的經濟、政治和壹般社會條件相對改進的結果。因此，伯恩施坦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鬥爭已經“采取愈來愈文明的形式”，社會民主黨應該“把階級鬥爭即工人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這種文明化看成實現社會主義的最好保證”。27 這就是伯恩施坦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
在伯恩施坦主張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同時，考茨基也持同樣的觀點。考茨基認為，社會革命或變革的形式取決於原來社會制度的性質和狀況。“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專制制度壓迫著壹切自由運動的國家裏爆發的，專制制度依靠壹支脫離人民的軍隊的支持；在這種國家裏，沒有新聞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沒有普選制，也不存在真正的人民代議機構。在這種國家裏，反政府的鬥爭必然采取內戰的形式。今天的無產階級，至少在西歐，將在下列這樣的國家裏取得政權：在這些國家裏，幾十年以來，民主——即使不是‘純粹的’民主，但畢竟是壹定程度的民主——已經紮下深根，而軍隊也不像從前那樣完全脫離人民。在這種條件下，在那裏構成人民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究竟將如何實現其奪取政權，這還需要等等再看。我們無論如何也決不需要推斷，法國大革命的過程會在西歐重演。”28 考茨基的話顯然有些委婉。其實，考茨基的觀點與伯恩施坦壹樣，認為在有了壹定程度的民主的西歐各國，應該利用議會鬥爭的和平手段，促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以上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這壹發展的意義壹點也不比他們對馬克思的民主理論發展的意義小。然而，在學術界——至少中國學術界，從公開出版的文字來看，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發展了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 ，至今仍然被當成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理論即所謂修正主義理論批判。從道理上辨明二者之間的是非，需要花費較多的筆墨。好在中國很多學者是喜歡以人劃線的，即前文所說的凡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說的話都是正確的；現在，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恩格斯在寫於1891年的《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在公式化地重復了馬克思在近20年前說的英國、美國等民主國家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後，著重批評了黨內有人主張的“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的觀點，認為德國這樣壹個“半專制制度的”國家，必須“用暴力來炸毀這個舊殼”。29 但是，僅僅4年後即1895年，恩格斯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導言》中寫道：“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指《共產黨宣言》主張的用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觀點——引者註）只是壹個幻想。……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30 在拋棄暴力革命的手段以後，無產階級應該采取怎樣的方式進行鬥爭呢？恩格斯認為，應該有效地利用普選權。恩格斯指出，德國工人對工人階級事業做出的壹個重大貢獻，就是“他們給了世界各國同誌壹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壹件武器，向他們表明了應該怎樣利用普選權”，把選舉權“由向來是欺騙的手段變為解放的手段”。31 恩格斯的觀點改變了。批評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先生們，如果妳們壹定要批評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那就先批評恩格斯吧。誠然，在伯恩施坦等人提出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後，世界並不太平，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的，而且德國都是兩次戰爭的策源地之壹。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固然十分復雜，後果也很嚴重，但是可以斷定的是，它們的目的不是為了炸毀資本主義社會的機體，其結果也沒有阻擋資本主義社會繼續以和平的方式向更公平、正義的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演變。因此，兩次世界大戰的事實不能否定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相反，它們恰恰是在違背和平“長入”理論的情況下發生的。
三 修正和否定了馬克思學說中的某些觀點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前期學說的同時，還修正和否定了馬克思學說中的某些觀點。第壹，修正了資本主義崩潰論。馬克思壹生中的壹個很大錯誤就是對資本主義的壽命估計得太短，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危機四伏，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零散的危機很快會形成壹次總危機，並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將資本主義推翻。這種觀點被人們稱之為資本主義崩潰論。資本主義崩潰論的錯誤已被壹百多年來的歷史所確證，而且繼續被目前資本主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現實所確證；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壹個世紀前就看到了馬克思的這壹錯誤，並對之作了糾正。伯恩施坦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第壹萬三千冊版序》中說：“我們必須預計到現存社會制度有比過去所假定的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彈性，並且按照這壹預計來展開我們的鬥爭實踐。這壹思想正是本書的全部精髓所在。” 32 考茨基在《帝國主義》壹書中提出了“超帝國主義”的觀點，認為隨著國際壟斷組織的形成和發展，帝國主義可以進入壹個消除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超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壹種特殊形式”，“壹個新的階段”，33 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看到資本主義仍然具有生命力而未到全面崩潰的時刻，這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社會民主黨人的功勞。
第二，厘清、修正和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馬克思曾經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不能是別的任何東西，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34 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語焉不詳，給後人留下很大的解釋空間。就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和理論本身而言，無論如何是馬克思的壹個敗筆，實有厘清、修正乃至否定的必要。
根據考茨基的研究，“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或理論有兩個問題，第壹，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本身就是有問題的。考茨基認為，壹個階級只能進行統治，但是不能進行治理（專政），因為壹個階級是壹種不定形的群體，而只有壹個組織即政黨才能進行治理（專政）。35 所以，如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踐中只能是如下兩種情況之壹：在不可自由組黨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變成無產階級政黨的專政，即壹黨專政；在可以自由組黨的國家，無產階級本身可能分成不同的政黨，這樣，“這些政黨中的壹個政黨的專政就決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無產階級的壹部分對另壹部分的專政。”36 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變成了十分奇特的東西。第二，與前壹點相聯系，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容易造成如下兩種情況的混淆。考茨基認為，從理論上講，無產階級專政可能被做出兩種解釋：壹種是狀態；壹種是政體。考茨基說，馬克思的本意不是指的政體，而是指的狀態，即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現的狀態。37 但是在實踐中，往往造成兩種情況的混淆，即無產階級專政被當成政體。所以，考茨基強調，在探討這個問題時，必須防止把這種作為狀態的專政同那種作為政體的專政兩者混淆起來。因為“作為政體的專政，同剝奪反對派權利的含義相同。反對派被剝奪了選舉權、新聞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38 可見，專政壹旦被作為政體，必然與自由、民主相對立。由於上述兩個原因，在考茨基看來，無產階級專政即使不予完全否定，也要從理論上對它厘清、修正和限定。
如果說考茨基講的比較復雜，那麽，伯恩施坦說的就比較簡明了。在伯恩施坦看來，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問題在於：它同民主相對立。“在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在壹切有可能的地方實際上都已站在議會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這壹切都是和專政相矛盾的）的立場上的這壹時代，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壹詞句究竟有什麽意思呢？這壹詞句今天已經如此過時，以致只有把專政壹詞的實際意義去掉並且賦予它隨便削弱了的意義，才能使這壹詞句和現實相壹致。”39 鑒於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認識，伯恩施坦進壹步指出，社會民主黨的信徒是在用民主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所以他們認識到自己是壹種更高級的文化的先鋒；“但是階級專政卻屬於較低下的文化……是壹種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現象。”40 伯恩施坦之所以說“階級專政卻屬於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現象”，是因為在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這壹時期實行專政的國家，“還完全不知道今天的傳播和爭取法律的方法，或者只知道這些方法的很不完善的形態，而適合於這壹目的的機關是沒有的”。41 應該說，伯恩施坦講的是有道理的。只有在不知道運用或有意不運用傳播即媒體和法律的地方才需要專政，在知道並且在實際上運用媒體和法律的地方，則無需專政。以上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厘清、修正和否定。
在這裏，我想專門對中國的壹部分讀者說幾句。從前文的論述已經看到，從後文還可繼續看到，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雖然含糊其辭，錯誤很多，但顯然被後人、包括今人誤解了。誤解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壹，在馬克思那裏，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只是壹個短暫的時期，而不是像後人和今人所理解的漫長的歷史階段。馬克思說過：“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42 既然國家機構是臨時性的，專政當然不可能是長期的。而且在馬克思那裏，沒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三個歷史階段的概念。在馬克思那裏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同壹個概念，向社會主義轉變就是向共產主義轉變。因此，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只是壹個短暫的時期，而不是像後人和今人所理解的漫長的乃至無限期的歷史階段。盡管馬克思的這壹設想是壹種空想，但這是馬克思的真實想法。第二，考茨基說得對，馬克思所說的“專政”，只是壹種“狀態”，而不是壹種“政體”。把馬克思所說的“專政”理解為“政體”而不是“狀態”，是對馬克思的極大的歪曲和篡改。我們這樣講的理由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那段話的前壹頁，說了我們前面剛剛引證過的馬克思主張“把國家由壹個高踞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以實現自由的話；在那段話的後壹頁，馬克思在批評德國工人黨主張的“通過國家來實施國民教育”的觀點時又說，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馬克思認為，教育應該通過法律來實施，而不是通過國家來實施；國家和政府不僅不應該是國民教育的實施者，“相反的，應該使政府和教會壹樣地對學校不起任何影響”；國家不僅不應該是人民的教育者，相反的，“倒是國家需要從人民方面受到嚴格的教育。”43 說這樣壹個主張置國家於社會之下、置政府於法律之下，國家不僅不應染指教育和其他社會事務，相反應該受到人民的教育和監督的馬克思，會主張實行那種“同剝奪反對派權利的含義相同”的作為政體的“專政”，豈不荒唐！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對馬克思來說，不是多麽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許多人的頭腦裏之所以變得重要，完全是列寧及其後繼者們歪曲、篡改和渲染的結果——至於後來演變為利益需要的結果，那已經是另外壹件事了。所以，如果客觀地理性地思考，壹定會得出自己的結論：在這個問題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是對的。
第三，把社會主義由目的轉變為過程。關於社會主義主要是目的還是過程的問題，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著對立的兩種傾向。有時候馬克思主張社會主義是過程而不是目的；比如他在《法蘭西內戰》中寫道：“工人階級……不是要憑壹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麽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並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在本身經濟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種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壹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麽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44 但是，通觀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更多的是把工人運動、社會主義作為目的來關註的。資本主義崩潰論、暴力革命論，以及無產階級專政論——至於其後期的資本主義階段可以“超越論”就更不消說了——等，都或隱或顯地帶有把社會主義作為目的的痕跡。由於強調社會主義主要是目的而不是過程，必然會出現種種急於求成的措施，乃至置客觀規律於不顧。伯恩施坦看到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這壹不良傾向，說出了“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壹切”的名言。他說：“我坦白說，我對於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非常缺乏愛好和興趣。這個目的無論是什麽，對我來說都是毫不足道的，運動就是壹切。” 45
伯恩施坦的這句名言，在長時期內的蘇俄和中國學術界，都被當成否定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言論加以批判。這種批判顯然是沒有道理的。伯恩施坦的本意並非是否認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沒有像人們設想的那樣固定的模式。他說：“明擺著的是，它不可能是表示對社會主義原則的最終實現漠不關心，而只是對事情將采取‘什麽樣’的最後形態漠不關心，或者也許不如說不加操心。”46 在伯恩施坦看來，既然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壹種想象出來的東西，所以人們沒有必要以此為目的而展開自己的生命活動。“對於將來，我所感到興趣的從來沒有超出壹般原則的範圍，我也不能讀完任何描繪將來的東西。我所關心的和努力以赴的是現在和最近將來的任務，超出這壹範圍之外的遠景，只有當它們能成為我在這壹方面的有效行動的準繩時，才能引起我的註意。”47 我同意伯恩施坦的處置目的和過程的觀點，把社會主義主要不是當成過程而當成目的，實際上是壹種烏托邦。
“運動就是壹切”之所以正確，因為它堅持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的觀點。伯恩施坦說：“因為我堅決相信，各民族的發展中的重大時代是不能跳過的，所以我極為重視社會民主黨的當前任務……我當時就是在這壹意義上寫下這句話的：對我來脫運動就是壹切，人們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48 在1901年，伯恩施坦又壹次解釋：“妳們希望把最終目的放在心上，我承認這壹最終目的，如果妳們希望有壹個理想的話，但是我認為，這個理想就存在於壹步壹步向前邁進的實踐運動本身之中。”49 我們在這裏看到，伯恩施坦的觀點，與前面引述的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強調的工人運動、社會主義是過程而不是目的的觀點是多麽吻合。問題只在於馬克思由於他的“二元論”的原因，沒有將這壹觀點貫徹始終，並使之成為其主要傾向，而伯恩施坦將之糾正過來了。
其實，對於很多事情來說，註重其過程而不註重其最終目的或結果，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也是正確的。中國古人就懂得這個道理：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50 據說，這句話最早是商湯王刻在洗澡盆上的。人們天天洗澡，從最終結果或目的來說，肯定有利於健康長壽。但是，人們在洗澡的時候，誰也沒有把這壹最終目的或結果放在心上，在意的是今天洗澡了，今天很舒服。這就是“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壹切”這壹名言的道理。遺憾的是，中國人只懂得把這個道理運用於洗澡，而不懂得也更沒能力將這個道理運用於社會改造，所以三千多年來，中國社會只能日復壹日、年復壹年、世紀復壹世紀地在以改朝換代為表現形式的以傳子傳嫡為核心內容的同壹個模式中循環往復。然而，更加遺憾的是，在列寧的高壓和強勢灌輸下，在意識形態需要的支配下，中國學人失去了起碼的分辨是非的能力，以致今日仍然幾乎眾口壹詞地對這壹至理名言加以批判。試想，如果我們能把伯恩施坦的這壹至理名言用於社會改造，使我們的社會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每天都克服掉壹些缺點和錯誤，這樣，日復壹日、年復壹年地下去，還愁我們的社會到不了社會主義嗎——如果我們不把社會主義社會設想為固定模式的話？從這個意義上講，伯恩施坦把社會主義由目的轉變為過程，是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壹個莫大貢獻。
以上就是圍繞本系列論文的主題對伯恩施坦、考茨基與馬克思之間的異同所作的簡單考察和評論。在我看來，就本文所論及的範圍而言，無論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的繼承還是發展，抑或是修正和否定，都是正確的，都是對馬克思主義——準確地說，是前期馬克思主義——做出的重大貢獻。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在於：惟其繼承、發展和修正，才使馬克思主義在西歐發展到了民主社會主義階段。而眾所周知，在當今的經濟的社會主義方案失敗之後，民主社會主義已經成了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工黨追求壹個更加美好的社會的總綱領。因為這個總綱領更加接近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價值，因此受到西歐各國人民的熱烈擁抱。西方各國之所以成為目前世界上最自由、公正、富裕、幸福的地區之壹，與它們成功地吸取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改良等基本要素密切相關。也因此，伯恩施坦的思想成了當代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維利•勃蘭特於1979年11月14日在波恩發表的紀念《哥德斯堡綱領》20周年的演說中，明確指出：“在近幾年來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討論中就伯恩施坦發表了許多意見，恰好也從哥德斯堡綱領的角度談到他，壹再把他稱為這個綱領的鼻祖。實際上，伯恩施坦所作的反對馬克思——首先是反對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分析有許多部分是說對了的。他那句像雷鳴壹樣響徹全黨的名言‘運動對我說來就是壹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使他看起來像是壹個‘哥德斯堡人的先驅’。這句話的意思是：社會主義、民主、改良是持久的任務。” 51 持此看法的不只是勃蘭特壹人，而是大多數西歐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共識。正是在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繼承、發展和修正馬克思主義，並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民主社會主義階段，使馬克思主義西歐化的意義上，我認為實行民主社會主義的西歐各國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成功範例。
然而，這壹結論不會沒有質疑的。質疑者會說，伯恩施坦倡導的民主社會主義在很多方面是反對馬克思的，他的思想還能稱為馬克思主義嗎？——還能說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嗎？
關於伯恩施坦和馬克思的關系，雖然在本文開頭曾有交代，但是，那對於回答這個問題顯然是很不夠的。我對上述問題持肯定的看法，伯恩施坦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而且是馬克思主義的優秀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在此，我再提供如下幾點證據。
第壹，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什麽？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哲學上的進化論即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論，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只能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階段才能產生的社會歷史理論，還有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這些理論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都有明確的論述，是誰也否定不了的。伯恩施坦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的許多問題乃至其理論基礎都有批評，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些核心內容不是都壹點不漏地繼承下來了嗎？就是說，在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問題上，伯恩施坦和馬克思不是心心相印、心照不宣嗎？西歐各國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成功典範，最根本的經驗就在於遵循前期馬克思的——當然是排除了“空想主義殘余”的——教導，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開展社會主義運動，而且把社會主義作為過程而不是作為目的來追求。就此而論，伯恩施坦難道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優秀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嗎？
第二，我們來看看二者的價值觀。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西方強國的殖民活動方興未艾，作為壹個思想家，對此不能沒有自己的態度。 伯恩施坦在《崩潰論和殖民政策》壹文中寫道：“社會民主黨將反對對未開化民族或野蠻民族施加暴行和進行欺騙性的掠奪，但是社會民主黨也將放棄對於把這些民族納入文明化制度範圍的任何反抗，認為這是不合宜的，同樣也將放棄對擴大市場的任何原則性的反對，認為這是空想的。” 52 前文曾論及馬克思對於英國殖民印度、中國的態度，也論及馬克思對於擴大市場的態度。如果將二者進行比較，我們發現，伯恩施坦和馬克思在殖民政策上的觀點，以及由此觀點表現出來的價值觀是多麽驚人的壹致。而殖民政策——外交——只不過是內政的自然延伸。兩個在價值觀上高度壹致的思想家，可能在壹些理論問題、甚至重要理論問題上發生分歧，但是，說其中的壹個是另壹個的背叛者，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價值觀的壹致性，決定了伯恩施坦天然地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和發展者，盡管是有批評的繼承者和發展者。而惟其批評，才更有價值。
第三，可以用形式邏輯的矛盾律和排中律證明伯恩施坦不是馬克思的單純的背叛者——如果不是單純的擁護者的話。根據形式邏輯的矛盾律和排中律，在馬克思主義的互相對立的二元論中，必有壹對壹錯。任何人只要承認馬克思主義中有二元論——而這是馬克思自己也承認的——，對馬克思主義都不可能做出壹概肯定或壹概否定的結論。實際上，已有論者從這個角度思考問題了。西德學者托馬斯•邁爾說，伯恩施坦屬於最早清楚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貫串著二元論的理論家之壹。伯恩施坦既然認為馬克思主義貫串著二元論，就“不可能單純地背棄或擁護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要“把其中互相矛盾的因素區分開來，援引合乎理性的和被經驗證實的論據，批判地克服另壹些論據”。53 邁爾還說，伯恩施坦通過這樣克服二元論而制定壹種經濟社會觀和符合這壹觀點的社會主義戰略。他可以聲稱自己是處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甚至可以說是它的優良傳統）之中的，同時又克服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心矛盾，他所做的是“用馬克思來反對馬克思”的工作。54 邁爾的評論既符合伯恩施坦的本意，也符合事實。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主義中肯定有錯誤；這種錯誤就是他所謂的“腳手架”——空想主義殘余。但是，伯恩施坦同時認為，馬克思主義雖然有錯誤，但問題不“在於克服馬克思主義本身”，而“在於排除還拖在馬克思主義身上的某些空想主義殘余”。（黑體字是原文本身的——引者註）55 伯恩施坦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拆除這空想主義的“腳手架”，使“建築物”——“馬克思主義本身”獲得存在的權利；這是壹項具有建設性的工作。從以上幾點，我們難道還不能得出伯恩施坦是馬克思主義的優秀的繼承者和發展者的結論嗎？
既然伯恩施坦是馬克思主義的優秀的繼承者和發展者，那麽，他和考茨基等人提出的民主社會主義難道不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嗎？既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提出的民主社會主義又是西歐當代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源頭，那麽，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的西歐各國不是在將馬克思主義西歐化嗎？而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的西歐各國實際上已成為當今世界上最自由、民主、公平、富裕的地區之壹，那麽，西歐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西歐化，難道不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成功範例嗎？
至於說馬克思本來就是德國人，對德國來說不存在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問題，誠然如此。但是，馬克思主義及其發展了的產物民主社會主義的影響所及，不只是德國，而是整個西歐。
如本系列論文第壹篇所論，存在兩重意義上的兩個馬克思：既有其前期著作中的主觀的價值取向和客觀的敘述之間對立的兩個馬克思；又有在其前期和後期的主觀價值取向不變的前提下，前期的客觀的敘述與後期的客觀的敘述之間對立的兩個馬克思。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尤其是在20世紀前20多年，在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的右派領袖們在將前期馬克思主義——而且是“排除還拖在馬克思主義身上的某些空想主義殘余”的前期馬克思主義——西歐化，從而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成功範例的同時，以列寧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特別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在將後期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從前期的價值取向中壹直沿襲下來的主觀的價值取向中的後期馬克思主義，而且是客觀的敘述中的後期馬克思主義，即主張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峽谷”的後期馬克思主義——俄國化，從而導致蘇俄成為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失敗典型。
蘇俄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是從列寧的理論觀點的轉變開始的。早期的列寧雖然在充滿民粹主義的文化氛圍中長大，但他主要接受的是後期的普列漢諾夫的影響，在社會理論上著重強調的是馬克思前期的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論。 比如，在俄國革命的問題上，1894年，列寧在《什麽是“人民之友”？》中說：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只有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即大機器工業，才能造成進行這場鬥爭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力量。在其余壹切地方，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較低級的形式下，這種物質條件是沒有的”；而俄國是“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的國家，所以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壹]1897年，列寧在《我們拒絕什麽遺產？》中，肯定並高度評價19世紀60年代俄國啟蒙者的思想，認為俄國應該繼承這壹思想遺產，“熱烈擁護教育、自治、自由、西歐生活方式和整個俄國全盤歐化”。[二]列寧還很贊同地認為，這種啟蒙者的思想遺產，“根本不認為知識界和法律政治制度是壹種能夠使歷史‘越出軌道’的因素。” [③]再如，在對待民粹主義的問題上，列寧在1894年說：民粹主義“是社會民主黨最兇惡的敵人”。[四]1897年，列寧強調指出，“60年代遺產”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在這個遺產裏沒有任何民粹派的東西”。[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05年，列寧甚至從歷史哲學的高度闡發了馬克思前期的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的思想。在《社會民主黨在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列寧說：“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以商品生產為基礎並且和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交換關系的社會，在發展到壹定的階段時，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說什麽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而經過其他道路來跳出或跳過這個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堅決屏棄了他們的這種荒誕言論。”列寧還強調指出，“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像俄國這樣壹些國家裏，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因此……消滅壹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自由和迅速發展的舊時代的殘余，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⑥]
但是，大約在1905年以後，列寧開始接受馬克思後期的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論，並努力將此理論以及其中包含的民粹主義俄國化。
此時的列寧不再強調作為革命條件的物質基礎；相反，他把強調物質基礎的人稱之為經濟主義者。列寧批判道：經濟主義者“說什麽無論最熱心的思想家怎樣努力，都不能使工人運動脫離那條由物質因素和物質環境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道路，就完全等於拋棄社會主義”[七]。此時的列寧也不再強調資本主義階段的不可逾越性，而開始強調資本主義階段的可以逾越性。他反駁經濟主義者說：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壹定的文化水平，那麽，“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壹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⑧]後期的列寧也改變了對民粹主義的觀點。在1907年的《土地綱領》中，列寧說，民粹派的理論在反對農奴制的鬥爭中包含著“從歷史角度看來是現實的和合理的內容”。[⑨]1912年，列寧又說，民粹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而在歷史上卻是正確的”。[⑩]同樣，在村社問題上，列寧的觀點也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根據金雁的研究，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有1899年、1908年兩個版本：前者認為“村社對農民的危害很大”，後者認為“解散村社對農民的危害很大”；前者反對俄國特殊論，後者和民粹主義搶“俄羅斯民族特殊論”的潮頭，最後把原來主張俄國特殊論的師傅擠下歷史舞臺，而由他自己領銜。[11]
與伯恩施坦在將馬克思主義西歐化的過程中把社會主義作為運動而不是作為目的相反，列寧在將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過程中把社會主義作為目的而不是作為運動。1900年，列寧提出政治鬥爭高於經濟鬥爭的觀點：如果只從事經濟鬥爭，工人階級就不僅會“失去自己的政治獨立性，成為其它黨派的尾巴”，而且會使工人運動“脫離社會主義”這壹最終目的。[12]、由此，列寧強調，社會民主黨的真正任務“不是消極地為每壹階段的工人運動服務，而是要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給這個運動指出最終目的，指出政治任務，保護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13]、1911年，列寧在已經認識到舊的專制制度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向資產階級君主制轉變的道路上邁了壹步”，即在已經有“黑色的和黃色的杜馬”可以利用的情況下，他依然強調暴力革命，強調最終目的。在論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制定的綱領時，列寧說：“我們的綱領確切地表述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的任務、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而且這種表述都特別強調反對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14] 、出於把社會主義作為最終目的的考慮，在1915—1916年間，列寧連續兩次明確提出：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單獨壹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取得勝利”，而“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的觀點。[15]、列寧的意思顯然是，像俄國這樣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可以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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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1 15: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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