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支联会恐被赶尽杀绝 “黄雀行动”薪火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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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9月13日宣布辞任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和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所有职务。香港保安局也启动程序，准备将支联会剔出注册公司名册、财产充公。在此前，多名支联会骨干成员被捕，他们宁愿自己坐牢，也不愿交出他们多年活动的资料，从而保护其他人。他们的被捕，受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的谴责。那么，港府为何要对支联会赶尽杀绝？他们为中国和香港的民主运动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本台9月13日致电支联会前常委蔡耀昌，对方表示不方便受访，常委们现在失去自由，正在坐牢或等待起诉，目前没有人可以代表支联会发言。

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评论称，“支联会”覆灭是香港由乱转治的历史必然。《环球时报》更将“支联会”批作是境外势力豢养的走狗，必须彻底摘除的香港毒瘤。

“香港对中国来讲是民主的桥头堡，香港支联会坚持三十二年意义重大。中国政府一定要除之而后快。支联会的存在，对大陆民主运动有很大鼓舞，有旗帜性作用和号召力，同时和国际社会接轨，对台湾影响也很大。”八九学运期间担任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经支联会援救逃亡的项小吉律师对本台表示。

“支联会可能会被解除，但是对八九民运的纪念不会停止，香港年轻一代、新的民主联盟会继续站起来。支联会的和平理性都得不到支持，可能会转变成另外一种斗争形式。”

六四烛光点亮三十载，向中共强权说不

此前，邹幸彤等数名支联会骨干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延至10月28日处理。

1989-2019年间，支联会坚持举行讲座、设立纪念馆、搜集民间资料纪念六四；他们一年一度举行的六四烛光集会风雨无阻在维园开展，参与人数最多达二十万人。直到2020年，港府以疫情为由首次阻止维园集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等人因不懈悼念六四成为阶下囚。

“我们香港人为全国人民说出了良知的话，点起了良心的烛光，维护了历史和人民的尊严。”

何俊仁在9月9日的庭审现场直言，香港人和北京爱国民运者“血肉相连”，支联会基于道德承诺和良知责任，“确保社会不要失忆”。

在港逃难期间受到何俊仁援助的中国作家郑义告诉本台，他是一个温和、绅士的知识分子，如今坦然赴义，可谓仁至义尽、对得起良心。

“何俊仁是今天中国社会里少有的充满理想、勇气和献身精神的人。我们离开香港后再也不能进入，但是每年的烛光晚会，我们都非常关注。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旁边的大陆一片黑暗、鸦雀无声，但是香港维园会点亮几十万只烛光，像暴政说不。”

“黄雀行动”义薄云天，薪火长存

1989年六四学运爆发后，香港民主派人士成立“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提出包括平反八九民运、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5大目标纲领。在1989年至1997年间香港义士协助遭中共通缉的异议分子逃往西方的“黄雀行动”中，支联会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卓人在北京被逮捕、拷问和殴打，我爸带我去香港的机场接他回家。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决心要推进大陆和香港的民主运动，余生永不放弃。”“黄雀行动”主导者之一、支联会前常委朱耀明之子朱牧民（Samuel Chu）告诉本台，当时他只有大约11岁，经常和逃亡者一起踢球，“我记得我爸爸去北京筹款，帮助六四学生。”

“黄雀行动”的受益人项小吉回忆道，在香港的三个月中度过了流亡后的第一次中秋节，前途未卜、心境黯淡之际，朱耀明牧师等人到他的住处悉心看望和安慰他：

“刘千石是工人工会的，司徒华是教师工会的，朱耀明是教会的。他们都是以团体成员组成支联会，支联会不是个体成员，它是团体成员。”

1989年8月22号项小吉偷渡到香港，在11月21号到达美国之前，支联会的成员细心安排他们一家的生活，并且低调远离媒体和政治活动，帮他获取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的认证，联络美国使领馆并成功赴美。

“他们表示很坚定地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对学生惨遭屠杀表示极大同情，对中共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怒，他们帮助、营救我们。”项小吉说。

同项小吉一起偷渡香港的还有八九民运中的工人领袖吕京花，她说自己的命是由支联会出手救下：“支联会出了很多人力物力，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六四参与者，钱都是来自香港市民。支联会就像一盏灯，包括日后对待天安门母亲、收集英灵名单。我爱香港支联会和义工们。我的一条生命都是来源于香港支联会的援助。我内心在流血，眼泪要哭干了。”

2011年，支联会前主席司徒华因癌症去世，经他一手营救的吕京花入境香港献祭。

“香港支联会负责人所做的，是我们在大陆做不到的：推行宪政，向政府说不。中共独裁政府毫无人性，坦克车进入天安门广场，而香港人完完全全是无私的，心中永远有一团正义之火，不可泯灭。他们当时知道九七以后会秋后算帐，冒着坐牢的风险还要帮助（我们）。”在她心中，司徒华、李卓人、何俊仁等人站在前沿对抗中共铁腕，不怕杀头和坐牢，为大陆人做出道义榜样。

郑义：香港曾是中共迫害下的“逃城”，从无专政可千秋

“支联会的存在和活动，都是合法的。我们必须要经过香港政府政治处的审查，看你是不是因为八九民运逃出来的，结束甄别之后才交给支联会，所以实际上是香港政府委托民间组织承办这件事情。”1992年春，八九学运期间参与组织知识界游行的郑义携夫人北明坐木船偷渡到香港，在何俊仁家里避难数月，得到支联会庇护和资助，避开中共无处不在的特务活动。

郑义认为，支联会并不是一个突兀现象，而是香港当时民意和底色的体现，包括抗战和国共内战后的逃亡者、大饥荒和文革中的灾民等人都曾落脚香港：

“整个香港社会对共产党的深刻理解、对民主的渴望，是香港社会的底色。《圣经》中谈到欧洲有一个‘逃城’，有人由于政治迫害、过失杀人等原因而逃到逃城。香港社会实际上是中共大陆的一个逃城，支联会以及后来反对中共统治的斗争不是凭空产生，而是由香港人的基本构成所决定的。何俊仁说，从无专政可千秋万岁——这是香港民主派和支联会的信念，也是我们的信念。”

9月9日，香港警方突袭由支联会运营筹建的六四纪念馆，搜查并带走几十箱珍贵展品。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宣布将在纽约重建六四纪念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支联会最大的遗产就是薪火相传。现在正申请法人机构，等待纽约政府批准。”

“香港支联会是最重要的公共良心和声音，保存和保护民主运动的历史和真相。支联会诞生于89年5月支持六四的游行中，当时我在场。过去32年来，这份良心从未改变。”朱牧民（Samuel Chu）说，2003年、2014年一直到今天的香港抗议运动，根源都可追溯到支联会领导的1989年的游行。

“北京误算了。强权压得越狠，反弹就更强劲。支联会的外壳也许会消散，但是它真正的资产永存，八九记忆不灭。我会用自己余生的每一瞬间，投身于纠正大陆的六四遗产、让香港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