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共產專制

傑瑞米柯賓

作者 辛灝年 寫於 一九九八年

　　馬克思主義是鼓吹專製復辟的哲學

　　提要：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 馬克思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 —— 馬克思鼓吹和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 —— 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自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聯合發表《共產黨宣言》以來，世界不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變遷，更產生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由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共產主義必將勝利”的“歷史規律”，非但沒有如其所願地，在他進步的歐洲故鄉得以實現，即便是在世界的東方，主要是在東歐和東亞的一些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在按照他們的“革命”理論進行過一番殘酷的倒行逆施之後，亦終於走向了自我崩潰和全面崩潰的失敗境地。一百五十年來，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歷史大趨勢，不僅證明民主已經一再地戰勝了專製，而且證明馬克思主義作為對民主進步的一種歷史反動，它不單單在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歷史發展中，製造了巨大的混亂，尤其製造了以共產革命名義瘋狂推動專製復辟的歷史慘禍，更將奪權和奪權的手段，專製和專製的範圍，暴力革命和暴力專政的方式，推向了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水平”之上。以製造了十五憶人災難和死難的“革命實績”，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紅色記念碑”。

　　第一、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歷史的事實是，十五世紀的歐洲既出現了文藝復興，又出現了科學的巨大發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嚴要求沖破中世紀宗教專製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間；後者則因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而給予歐洲天主教會以致命一擊。由是，十六世紀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學發展的時代：作為中世紀絕對至尊的天主教教義，因自身分裂而形成了路德、加爾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學因日漸地擺脫了宗教思想的枷鎖，而日新月異地獲得了進步和發展。從而不僅使中世紀教皇要統一人類宗教教義的努力歸於失敗，並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統治和宗教專製統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紀不單是科學興盛的時代，也是笛卡爾懷疑哲學產生的時代。因為笛卡爾要用理性 —— 神，來判定科學的真偽，表面上是要為難科學，實際上卻要為科學的發展打開一條通途。因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權威，來排斥地上的宗教對於科學發展的束縛。其後的斯賓諾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學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現了教會的威權逐步衰落，科學的權威卻日漸上升的新時代。

　　正是在這樣一個嶄新的時代條件下，自由經濟才要求突破封建行會的限製和封建權力的壓迫，人文科學則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會政治更要求政體和製度上的革新。這一切無疑都在預示著，傳統農業社會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現代工業社會正在走向形成和發展。於是，十七世紀爆發了英國民主革命，十八世紀爆發了法國民主革命。前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政體，後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國家。新政體是英國人民歷經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之後，才逼迫君主政體讓步，並與君主政體實行調和的產物。其後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學發展的推動下，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激發了工業革命，從而獲得了人類歷史發展上的空前成就。誠為“革命之所賜”（孫中山語）。新國家則因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幾乎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從而以其“直接了當之共和”（孫中山語），而成為歐洲以致整個世界呼喚民主、反對專製的旗幟。

　　如果說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的民主革命，乃與英、法民主革命類似，均先後歷經了“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那麽，以十九世紀法國革命為標誌的民主革命風暴，不僅激發了意大利誌在推翻專製、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動了匈牙利要求擺脫奧匈帝國奴役和要求解放農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封建落後的德國才迫於歐洲的民主進步和經濟發展，而急於建立一個統一、並且是強大的專製帝國；俄國則為了維護沙皇君主專製製度，才一邊要繼續強化專製統治，一邊又要用專製改良的手段，以預防革命的爆發。

　　一言以蔽之，在歐洲，自十五世紀始，在科學與宗教，民主與專製，自由經濟與封建經濟歷經了長期和反復較量之後，終於在十九世紀逐步地迎來了民主主義戰勝專製主義和自由經濟戰勝封建經濟的決勝期。這才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正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一、國家基礎和社會條件

　　雖然十九世紀是歐洲民主主義之對專製主義、自由經濟之對封建經濟的決勝期，但這並不等於說，十九世紀已經成為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在全歐洲戰勝專製製度和封建經濟的全勝期。西歐的一些主要國家，有的尚處在民主與專製的艱難反復較量之中；有的則處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復雜多變過程裏面；東歐的一些落後國家，特別是馬克思成長中的德國就仍然處在鄉陋和愚昧之中，封建製度和封建經濟還在茍延殘喘 —— 當代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就在她對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研究中指出：

　　“德國在那時，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講著一個共同語言，以前同是神聖羅馬帝國成員的小邦國。德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它的二千三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種地過活。

　　“那些按照法則經營著自己種植園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擁有某些封建特權：他們被免除了財產稅，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有教會的聖職授予權，而且控製了省議會。他們通常都將投機所取得的財產和靠傳統所積累的特權集於一身，甚至占有最高公職並且控製著軍隊。

　　“普魯士有六十七道關稅卡，西部各省流通著七十一種不同的貨幣。 “從拿破侖失敗到一八四八年革命這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德國經濟的特點是迅速向工業強國的地位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通過自上而下地把市場經濟強加於農業社會來實現的……但是，自治機關和容克地主對社會仍握有相當大的控製權，德國的工業還沒有真正發展。雖然農業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長，被暴發戶和手工匠人所打亂的城市社會，人口急劇流動，階級對立不斷增長，這些都為各種政治思想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手工業者大量遷移，有的去了國外，有的進了工廠，那些留下來的人，則敵視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後果。工匠師傅和他們站在同一個立場，往往更為保守……工廠工人的生活每況愈下，得不償失……“德國的中產階級不同於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國資產階級。他們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個典型的地區就是恩格斯長大的烏培河谷。在那裏，加爾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種嚴格的僧侶統治觀，並認為有義務為了上帝更偉大的光榮而不斷增加上帝賜予的財富。”09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國家基礎。它幾乎是直言不隱地指出了當代德國的封建性，和封建統治下的德國人，特別是工人、農民對所謂資本主義的敵視。而馬克思、恩格斯便在這個環境中長大。

　　二、個人環境

　　戴維·麥克萊倫還在她對“馬克思主義誕生前的馬克思”、即青年時代馬克思的家庭和個人的研究中說道：

　　“象卡爾·馬克思這樣純粹的猶太血統是非常少有的……卡爾·馬克思的祖父說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猶太教的教職），而他的妻子查蓋的祖先更有名氣，她是特利爾的拉比莫澤斯·裏沃夫的女兒，莫澤斯·裏沃夫的父親和祖父也都是特利爾的拉比。而在卡而·馬克思母親的祖先中，曾作過拉比的先人一點也不比她丈夫家的少。

　　“在卡爾·馬克思的同學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數出身於中下層家庭 —— 是農民和工匠的兒子。

　　“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就已經決心選擇一種能夠給我們提供廣闊場所來為人類進行活動的職業。他說，那些主要不是幹預生活本身，而是從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職業，對於還沒有堅定的原則和牢固、不可動搖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險的。同時，如果這些職業在我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如果我們能夠為它們支配思想、犧牲生命、竭盡全力，這些職業看起來似乎還是高尚的……。這些職業能夠使才能適當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經考慮、憑一時沖動就傖促從事的人毀滅。

　　“他還說，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 ——有誰敢否定這樣的教誨呢？

　　“走進了大學的馬克思已經能夠寫出這樣的詩歌：

　　面對著整個的奸詐世界，

　　我會毫不留情地把戰挑；

　　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撲滅不了這火苗。

　　那時，我就會象上帝一樣，

　　在這宇宙的廢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行動，

　　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10

　　更多的研究還指出，大學階段的馬克思開始轉向了黑格爾哲學，他認為，正是黑格爾的哲學已經在現存的事物和應有的事物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了一座橋梁。這時的馬克思無疑已經受到柏林大學法學教授愛德華·甘斯的強烈影響。而甘斯已經在他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寫道：“聖西門主義正確地觀察到，奴隸製還沒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復存在，而實際上它卻實實在在地存在下來。正如一度是奴隸和奴隸主的相互對立，接著是貴族階級和平民、國王與臣仆的對立一樣，今天則是遊手好閑的人同勞動者的對立。人們只需到工廠去一趟，就會看到那數以百計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他們犧牲了健康去為一個人提供服務和利潤，為了一點點微薄的收入放棄了生活的全部樂趣。當被剝削的人象動物一樣只有餓死的自由時，這難道不是真正純粹的奴隸製剝削嗎？難道沒有必要在這些無產者身上喚醒公民意識，引導他們積極地參加他們現在自發地幹著的這些工作嗎？國家應向為數最多的最貧窮階級提供必須品，這一觀點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深遠意義的觀點……未來的歷史將不只一次地要求無產階級起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在中世紀的各個行會中，有一種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如今這些行會已被摧毀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現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勞動者，難道不是從行會專製製度下和師傅的絕對統治下逃脫出來，又受到工廠主同樣的統治嗎？難道就沒有一種能改善這種狀況的方式嗎？當然有的，這就是自由的行會，即社會化。”11沒有疑問的是，我們在這裏聽到了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悲天憫人的呼喚。但是，這類“呼喚”，無非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大同”理想，在社會轉型期對於正在消亡的舊社會的痛苦呼救，和對於正要誕生的新社會的憤怒指責。是新生命在誕生前所必然要引起的陣痛，才逼迫其母體所發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這一類的“憤怒指責和痛苦嘶叫”，才又對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們起到了震聾發饋的作用。更何況，這類指責和嘶叫，又是顫響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誌呢。彼時，英國的新政體，法國的新國家，啟蒙運動之“自由、平等、博愛”的呼聲，民主革命在歐洲日漸勝利的消息，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復雜及反復較量，對德意誌來說，不啻是“天方夜譚”。並且，即便是生活在萊因河谷的德國人，雖因拿破侖曾經占領過，他們也只是對法國的思想和風氣僅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況，縱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國自由風尚影響的封建王公大臣們，當他們談論起法國的新思想和新風氣時，大不了如同俄國的宮廷貴族們一樣，也只將它當作一種時髦和裝飾，甚至只將它當作腐爛生活的一塊入時的遮羞布罷了。相反，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正是從這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國家裏，領會到了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意識，看到了專製和專製末路的現實，特別是從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紀教政合一的殘余政治形式中，汲取了奪取權力以拯救人類和重新建立人間天堂的宗教狂熱，更在已經彌漫了整個德意誌的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氛圍裏，接過並篡改了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武器。然後，他們才帶著對德國封建主和德國小市民、即所謂德國資產階級的種種嘲弄，帶著德國宗法製加小生產式的“真正社會主義草圖”，被迫離開故鄉，前往巴黎和英國。

　　然而，正處在革命與復辟艱難較量歷程中的法國，不僅使他猛然目睹了專製製度所留下的“廢墟”，目擊了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混亂”，看見了新社會和新製度所承繼的破產、失業、貧窮、勞累等歷史“遺產”，以及種種足以令人“傷感”的社會現象，而且看到了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在其艱難創業發展中，所完全可能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因此，當他聽到法、德工人三次罷工以反抗資本家的剝削時，他從宗教裏得來的要拯救全人類的強烈願望，便與他在青年時代早已受到影響、此刻正在歐洲流行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一拍即合。這就不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歐洲現實發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後的封建德國，藉以肯定“資產階級”對於封建統治和封建製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興無產者即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批判新生的“資本主義”製度 —— 實際上則是批判新興的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以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左右開弓。換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個批判的理論體系，即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以從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開始一場對於人類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論體系乃是“行動的哲學”，他才會與“正義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國手工業工人幫會 —— 這些被“資本主義”逼迫破了產的德國傳統農民結合起來，成立了歐洲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雖然改變了對背叛者必須“處死”的幫規，卻將它“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幫語，改變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響亮口號。

　　誠然，正是這樣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以及馬克思本人的成長環境，才終於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產生的歷史來源，並為造就一位專製主義的新宗教領袖 —— 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礎。

　　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信徒們，為了標榜其理論的科學性，及其對於人類文化的傳承性，曾一再地宣稱該理論有著三個正宗的來源。這就是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和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同時宣稱，第一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第二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三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然而，問題不在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理論來源，而在於馬克思是怎樣曲解了這些理論來源，然後又是怎樣地將它們推向了理論的歧途，並使之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成為一家專事鼓吹專製復辟的哲學。從而為那個正在艱難進步的時代，製造了可怕的流血和混亂，直至成為對於歐洲十九世紀歷史發展的真正反動。

　　一、馬克思將空想社會主義變成了暴力共產主義應該說，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一個永恒的共產主義天堂，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平等社會，它不但使人類永存向往之心，而且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恒空想和一種意識形態，不僅是我們的“國粹”，亦同樣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的“精華”。因此，共產主義一語，如果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橫加糟蹋，而僅僅作為人類的一種心願，一種理想，一種文化和一個夢幻，即使永存人間，也並無所妨礙。尤如失去了權力的宗教一樣。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們的錯誤，甚至是罪惡，並不在於他們懷有共產主義的理念和追求，而是在於由他們所提出來的，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一整套理論和手段，即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及其實踐，對人類所造成的荼毒和戕害。因為，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義所在，即理論要害，更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製造了人間罪惡的根由。

　　由是，我們才能區別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才能判斷究竟誰才是善良的空想，誰才是罪惡的空想。即：誰為這一空想的實現提出了善意的追求方式，誰又為實現這一空想製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空前罪惡。

　　雖然，馬克思對“共產主義天堂”的一切構想，原就來自於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之所以要指責聖·西門和傅·立業的社會主義乃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其根本的分野點，便是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天堂的方法上。聖·西門主張通過和平手段進入社會主義，傅立葉則希望勞動者應與資本家聯手共同建設理想的社會，而馬克思卻是一再批判地強調，無產階級只有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同時，他還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12  其後，列寧因用暴力手段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手段鞏固了政權，才會更其強調地說：“只承認階級鬥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3  毛澤東鑒於有失去這個“天堂”的危險，乃“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和專政的理論，強調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目的，自然是要進一步“以革命的名義”，將他們的專政推向極端，直至對那些敢於在內部同他們爭奪權力的同夥，也要實行殘酷的專政。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是以這樣一串革命與專政的理論鏈條，建立和發展了這個“暴力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然而，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由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共產革命領袖，所一再宣稱要用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的方法來建立和保護的，無非是他們自己的“一姓天堂”而已。這個天堂，對於人民來說，不過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人間地獄罷了。

　　相反，由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所設想的，用“和平方式，和由資本家與無產者聯手以建設人間天堂”的設想，雖然在建造人間天堂上至今仍為空想，但是，卻在建設人類的基本平等、基本自由、以及促使世界的經濟發展上，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因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追求，進步和繁榮的經濟發展，已經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得以實現。至於在那些因誘發了馬克思的共產革命，而重蹈專製復辟統治的國家和地區，則一再地證明了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乃是血腥空想的歷史本質。這一因人類進步而獲得的血的教訓，才真正是當代共產主義專製極權統治已經和必然要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

　　二、馬克思主義是費爾巴哈唯物哲學的唯心化

　　馬克思主義者們宣稱自己吸取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合理的基本內核。所謂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無非是指費爾巴哈在否定了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並指出這一“絕對理念”無非是上帝的“同意語”之後，乃堅持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類按照塵世的現實創造了上帝，即堅持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物質在人腦中的一種“反映”這樣一種哲學認識。

　　然而，馬克思又是怎樣接受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基本內核的呢？

　　首先，馬克思要鼓吹的既然是人間的革命，因而，他就不能不承認費爾巴哈所肯定的物質世界，乃是真實的世界。這便導致了他對於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之基本內核的肯定和接受。

　　其次，因馬克思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所以，為了證明他發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乃為歷史的必然要求，他也要象黑格爾一樣，建立一整套對於人類發展的認識體系，以肯定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對共產主義追求的“歷史科學性和歷史必然性”。所以，他才要脫掉黑格爾的帽子，換上費爾巴哈的靴子。雖然把黑格爾的“帽子”從天上扔到了地上，卻又把黑格爾帽子裏的“絕對理念”，硬塞進費爾巴哈唯物論的“靴子”之中，從而將黑格爾所認定的“天上絕對理念在人間有秩序的辯證運動”——  這個旨在指出人類發展本質的客觀唯心主義理論，改造成為符合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立場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即由馬克思所臆定的“人類五大歷史發展階段理論”。正是這個所謂的歷史規律，不僅將為他所號召和發動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裁定為實現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即實現大同階段的革命，而加以肯定和頌揚；更為他將新興的民主主義製度和自由經濟形態論定為必須推倒的“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和經濟形態”，提供了明確的理論前提。

　　這個以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理論為基礎所製造出來的歷史發展理論，在本質上，無非是要將黑格爾在他絕對理念的帽子裏所規定的世界及其必然發展，變成了馬克思在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靴子裏所臆造的歷史及其必然發展罷了。其在本質上無非是費爾巴哈唯物論的唯心化、即黑格爾化。尤如“黑格爾把民族看成是傳遞辯證運動的媒介，馬克思卻將民族換成了階級一樣”。14同時，亦如羅素所直言批評的那樣：“馬克思是黑格爾的後繼者，而且也象黑格爾一樣，是相信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概括人類的進化的……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地認為他們所描述的宇宙性歷程，竟全部發生在我們這個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然而，“自哥白尼以來，已經很顯然，人類並沒有從前自許的那種宇宙重要地位。凡是沒有徹底領會這個事實的人，誰也無資格把自己的哲學稱做科學的哲學”。15三、馬克思將黑格爾的辨證哲學發展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馬克思主義者們曾不厭其煩地宣稱：馬克思吸取了黑格爾哲學合理的辨證內核。所謂合理的辨證內核，即是指黑格爾在其哲學中所闡述的對立統一思想。這個思想指出，在任何事物內部都存在著對立和統一這樣兩種狀態，並存在著一個互相轉化的過程，一個從漸變走向突變的過程，一個從量變走向質變的過程。同時這個轉化的過程，還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完成。馬克思無保留地接受了這個“合理的辨證內核”，卻又將這一“合理的辨證內核”，極端錯誤地發展成了單純以“對抗”，即只能以鬥爭的方式求轉化和求發展的絕對理論。

　　這個因馬克思的絕對化而充滿了絕對精神的理論，雖然是馬克思深受傳統暴力造反形式和當代暴力革命方式影響的一個結果，但是這個理論卻又因它的絕對性，而導致了既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求轉化與發展，又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保護已經獲得的轉化與發展這樣一個極端理論的產生。從而帶來了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理論的形成。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產黨宣言》才會宣稱：迄今為止人類發展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特別是列寧在俄國利用這個理論進行奪權的成功，及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就更是把這一鬥爭與專政的理論擡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為了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化，並鞏固這一轉化的成果，暴力革命不僅在理論上成了革命的唯一手段，而且成為他們實行革命專製的唯一途徑。革命既成為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革命暴力則同樣成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專政的最有效手段。由是，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 —— 這個革命理論的“新體系”，便終於成為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並在實際上將共產黨的哲學變成了純粹是鬥爭和專政的哲學。

　　同樣，也正是這個將黑格爾對立統一思想引向了歧途的鬥爭哲學，才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人類正在迅速地從愚昧走向文明，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偉大歷史轉變期內，在實現了共產革命、實際上是實現了專製復辟的國土上，才促使著狂熱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們，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既用暴力來奪取政權，又用屠殺來維護政權。不僅徹底地消滅了民主，絞殺了自由，而且連人類起碼的理性和文明也被他們屠戮得幹幹凈凈。列寧因其身上的那一顆知識分子的子彈，而為俄國的知識分子建立了眾多龐大的勞改營，藉以對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肉體施以徹底的“革命專製”。斯大林更是以革命的名義製造了狂抓濫殺的“大瘋狂”，從而成為舉世聞名的暴君。毛澤東為維護其個人的獨裁統治，繼迫害了千千萬萬的無辜人民，尤其是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之後，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幌子下，發動了那一場慘絕人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億萬人民推向了血海之中。就不用說波而布特的柬浦寨共產黨在攻陷金邊之後，一夜之間就能屠殺數十萬生靈的獸行。還有，就是在柏林墻下，那些僅僅是因為渴望自由，而在共產黨的槍口下變成的累累白骨了。

　　第四、馬克思鼓吹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一、錯誤的剩余價值觀

　　應該說，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歐洲，在政治上，正處於民主革命日漸戰勝形形色色專製復辟的新時代；在經濟上，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亦使得歐洲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但是，仍處在反復較量中的嶄新民主製度或民主政體，還遠未走向被確認和確立的歷史階段；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在其形成和發展中，非但來不及將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問題，諸如貧窮、愚昧等等，加以解決，而且，其自身在發展中所必然要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又日漸成為國家、社會、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論界所註意的焦點。於是，較早獲得發展的英國便產生了當代的政治經濟學。因為，正是這個政治經濟學，才真正是英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時期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者們之所以要稱它為“古典的”，無非是要為自己留下一個“現代的和批判的”地盤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紀，雖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新時代，卻也是所謂社會主義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稱科學的社會主義，試圖從傳統農業社會的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的“新時期”。其時，在思想上，既產生過英國的羅伯特·歐文和他的“共產主義新村”、即“新和諧村實驗”，16 又出現了法國的聖·西門與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在經濟領域，尤其是在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中，雖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又產生了對勞動價值的錯誤認識。一八一七年，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已主張“商品的交換價值完全出於生產該產品所花費的勞動”。17 一八二五年，海軍軍官托馬斯·霍治司金又發表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答辯”，即“反對資本要求，而為勞方辯護”。該辯護認為：如果象李嘉圖所主張的那樣，全部勞動價值都是勞動所賦予的，則全部報酬都應歸勞動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資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純粹的榨取物。

　　托馬斯·霍治司金企圖用李嘉圖極端偏頗的“勞動價值論”，來為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服務。同時代的英國哲學家詹姆士·穆勒，不僅指斥霍治司金的辯護乃是一種“瘋狂的胡說”，而且，還在他批評哲學上的激進主義者、即企圖為社會主義學說鋪平道路的那些人時，18 又說道：“這種見解假使傳播開去，會使文明社會覆滅，比匈奴人和韃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濫還壞”。19二、馬克思發展並異化了錯誤的剩余價值理論

　　不幸的是，這種見解不僅被傳播開去，而且還作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正是從英國少數經濟學家所侈言的勞動價值論，及對剩余價值理論的錯誤猜想出發，不但建立了剩余價值的絕對理論，即只肯定工人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勞動價值，將除工人以外的每一個社會成員對於社會所已擔負的勞動一筆勾銷。更有甚者，則是從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之“物與物”的關系中，挖掘到了“隱藏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中的“人與人”的關系。這個關系，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資本的每一個毛孔裏都流著無產階級的鮮血”。20由是，馬克思以資本家榨取了工人剩余勞動價值為理由，武斷地宣稱“不論資本主義的經濟如何繁榮，都不能消除勞動群眾的貧困”。21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無疑就是勞動群眾日益貧窮化的代名詞。然後，馬克思又從所謂“社會化大生產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絕對矛盾”，即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勞動群眾就越是貧困出發，反對社會化大生產，反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因為“生產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會的階級矛盾”。所以，他才宣言要“消滅私有製”，提倡“公有製”，並宣稱“奪取政權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22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錯誤剩余價值論，終於在馬克思的手裏被異化、並被發展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裏人與人關系的理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階級對立與對抗的理論，無產階級必須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予以“永久性懷疑”，和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鬥爭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並用暴力專政的手段建立所謂社會主義製度的理論。顯而易見的是，正是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荒謬剩余價值理論，才為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發展和全部理論證明，奠定了錯誤的前提和基礎。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家不僅來自荒謬理論，而且來自他自身對於這個荒謬理論進行了絕對繼承和極端發展的“本相”，自然已經證明了其全部理論和全部理論證明的荒誕不經。

　　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以人與人的關系去代替物與物的關系，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鬥爭的原則去取代甚至取消經濟發展規律的歧途。其結果，無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經濟，又以政治消滅了經濟。馬克思無幸在他那個時代作成一個共產專製君主，但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產專製君主們，在他們用暴力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過程中，只從權力政治出發，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種種作為，已不知給他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帶去了多少的災難，造就了怎樣貧窮的局面。相反，被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判了死刑的“資本主義製度” —— 實際上的民主主義政治製度和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卻在其後的百余年間，不僅獲得了蓬蓬勃勃的發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變著我們這個世界貧窮和落後的面貌，更為解決被馬克思所斷定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不可調和的矛盾”，即解決“勞資沖突”，逐漸地打開了歷史的新局面。

　　三、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認識的錯誤及其性質

　　顯然，馬克思因混淆了兩個重大理論問題的界限，才導致他把“資本主義”這個完全不恰當的概念，既當作經濟形態的概念來加以批判，又當作政治製度的概念來加以反對。從而為消滅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和推翻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找到了一個完全錯誤的根據。

　　首先，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來取代“自由經濟”的概念，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錯失。因為資本主義說到底，它的三個基本內容，不過是本錢、投資和利潤而已。它的一個基本程式，亦無非是“投資、獲利和再投資、再獲利”直至循環往復罷了。如果是在無市場風險的情形之下，這一循環往復便可以持續下去，利潤可能越賺越多，投資也可能會越來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場風險的情形下，出現銷售危機，使製造或買進的商品無以銷售或造成得不償本的情形，則利潤的減少，本錢的虧損，甚至是借貸能力的喪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資的減少，直至投資行為的結束，即“擁有本錢進行投資以賺取利潤行為”的被迫終止。由是可知，一個有本錢者，就有投資的可能；一個投資者，便有可能賺取利潤。而由投資者即資本擁有者的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社會商品生產和社會商品買賣的現象，不僅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之，而且自人類有了生產和交換，它就開始了發生和發展。歐洲在中世紀前就有了商品的製造和買賣，即有了投資者；阿拉伯遠在公元前就有了製造和買賣商品的繁榮都市，也就是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繁榮景象”；中國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個體戶，明清兩代的大商賈更是資本甚巨，令人稱羨。若依馬克思的理論竟是有了“大資本家”了。因此，如果僅僅把由本錢、投資和利潤等自由的，即不希望被權力控製、而只由市場來調節和製約的經濟活動，所構成的社會經濟行為，當作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的經濟行為，甚至是經濟罪惡，就無論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說不通了。

　　其次，在被馬克思所指責的時代和社會，上述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確實得到了空前的自由發展。但這個發展之所以能夠空前自由的原因，一是它能夠逐漸地沖破專製製度的壓迫，掙脫封建權力的枷鎖，打破封建商業行會的限製，而逐漸地獲得了自由競爭和自由發展的機會和條件。二是因它的發展，而日漸地推動了整個社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變革要求，從而推動了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製度的艱難建立，又反轉來推動了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這種互動的發展關系，不僅為世界帶來了政治上的光明和進步，而且給世界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和昌盛，更因人類基本權利在世界一些進步國家的逐步實現和基本實現，和自由主義經濟形態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從根本上改變了早期的勞資關系，把馬克思所謂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不可調和的矛盾，漸漸地推向了能夠解決和已經解決的新時代。這才是近代歐洲和世界歷史發展的政治本質和經濟本質。馬克思非但沒有理解這一本質，而且從一開始就曲解了這一本質，更站到了這一本質的對立面，不僅將“資本主義”這個僅僅作為經濟活動的社會經濟行為與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等量齊觀，而且將之與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混為一談，甚至將它們並而論之為“資本主義製度”，而加以批判和旨在推倒。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可笑錯誤，而且是在實際上對於近、現代歐洲，乃至對於近、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真正反動了。

　　四、馬克思所鼓吹的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對象和動力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僅是認識的體系，而且是行動的根據，亦即斯大林所說的，是“行動的哲學”。也就是說，馬克思不僅要在理論上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政治”，而且要在行動上推倒這一嶄新的經濟形態和政治製度，並將資本的擁有者 —— 資產階級作為它革命的總對象。只因這個敵人在推翻舊專製製度的歷史奮鬥中，也曾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而活躍在革命的舞臺上，因而，在馬克思主義者們不能公然否定反對專製統治的民主革命時，他們就將那一場革命，既定為反封建革命，又定為資產階級革命，意即反對封建專製製度和建立資本主義剝削製度的革命。從表面上看，馬克思是把“資產階級革命”看成了一次合法的革命。但他承認它合法的原因，卻是要把它更為“合法”地變成下一個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這樣，馬克思主義就不僅接過了歐洲反對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革命旗號”，並且利用這一旗號，進一步掀起了一場反對新生民主製度和新型自由經濟的“繼續革命”。如是，革命一詞雖未改變，但革命一詞的對象和內容，卻已經是天地相殊了。

　　由是，參加過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既成了“革命”的敵人，而由“資產階級革命”勝利所建立的“資本主義製度”，就應該被馬克思的“革命”所推翻。此其一。其二，這個革命既有了對象，也就必定要有自己的主體。這個主體，不言而喻，便是正在遭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工人階級，即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製度和剝削者壓迫者資產階級有著“不可調和”矛盾的無產階級，亦即馬克思所說的新興無產者。

　　然而，什麽才是無產階級？什麽才叫做“新興無產者”？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說，“無產階級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概念，多少是浪漫化了的，也許是別的什麽東西”23。羅素既語焉不詳，又語焉不確。但他指無產階級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概念，自然沒有錯。因為無產者之能夠成為一個階級，完全是十七至十九世紀工業發展、即機器化大生產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因為沒有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機器化大生產，也就沒有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隊伍”的形成。但是，問題並不在機器化大生產產生了“新階級”，重要的卻是這個“新階級”形成的“來源”何在。

　　馬克思主義者們回答得很好 ——  “是從破產的農村而來”。既如此，倘若我們再要追問一句 —— “從破產的農村裏面而來的人，不就是傳統的農民及其兒孫們嗎？”如果這個問題成立，那我們就可以給十九世紀的無產階級加上這樣一個定義了，即無產階級乃是因農村破產才脫下了農裝、穿上了工裝的傳統農民。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們所說的新興無產者。

　　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漫長的舊社會和舊製度的精神傳統，是斷然不會與這個舊社會和舊製度自身的物質形式同時走進墳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個王朝，但一次革命卻絕無可能將與這個王朝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種種傳統的思想、文化和觀念，同時送進墳墓。因此，從破產的農村裏走出來，脫下了農裝、又換上了工裝的“新興無產者們”，也就絕不會因為自己剛剛從農民變成了工人，便立即拋棄了傳統農民所固有的傳統精神甚至習慣，更不會象馬克思主義者們所一再宣揚的那樣，他們立即便擁有了無產階級所固有的“優秀階級品質”。相反，如果套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來說，這些新興無產者們，因無不打上了傳統農民階級的烙印，因而才與農民有著天然聯系；更與傳統農民一樣，有著對於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專製製度的天生戀情；和對於逼迫他們破產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製度的天生仇恨。這大概就是羅素所說的“一個浪漫化概念”的內涵了。

　　正因為如此，當之還沒有穿上工裝，即還沒有變成新興無產者的旺岱農民，在聽到羅伯斯庇爾為保衛新生的民主政權而砍了國王的腦袋時，便率先暴發了叛亂，高喊著“我們怎能沒有國王”的口號，要為國王和王後復仇。實際上是打響了嗣後波龐王朝卷土重來絞殺革命的第一槍。當之已經脫掉了農裝、穿上了工裝，變成了新興無產者的俄國農民，不僅已經能夠直面逼迫他們破產，並且正在“瘋狂地剝削和壓迫”他們的俄國資產階級時，則他們對於俄國宗法製農村的固有戀情和對於俄國新興“資本主義社會”的天生仇恨，就自然會激發起他們對於“俄國資產階級及其製度”的一番新仇舊恨。並且，一旦這個新仇舊恨又為他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所鼓舞，更被“無產階級”這個浪漫化的概念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這個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發和激蕩起來的時候，這個由列寧所發動的，和以俄國破產農民即俄國新興無產者們為主體的“革命”，其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徹底背叛和公然反撲，也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關系及其現實發展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只有弄明白了歐洲傳統農民與十九世紀歐洲新興無產者們，猶如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傳統農民的“天然聯系”，我們才能追尋得到十九世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動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的必然聯系，即歷史關系。才能認識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不論是在思想基礎、革命綱領、暴力形式還是在等級觀念、內訌外鬥以及專製復辟的本質上，都與傳統農民革命有著一脈相承的歷史本相。如導論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的民粹派們就已經宣稱“俄國農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同時期德國的“真正社會主義者們”，更是直言“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製”。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不僅嚴厲地批判了拉薩爾否定農民革命的錯誤，而且指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鞏固聯盟才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條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農民問題》一書中，已正式提出了“工農聯盟”的原則，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問題”。巴黎公社則在“告法國農民書”中坦白地宣稱：“兄弟，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們所希望的；我所爭取的解放，也將成為你們的解放……”至於第一國際由對社會主義解釋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內訌，第二國際由於社會主義的山頭林立而引起的無休止內鬥，和第三國際開張伊始就已經出現的外相殘殺和內相殘殺，尤其是三個共產國際對於中世紀羅馬國際教廷的刻意模仿和追求，和由蘇俄、中共以及當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因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為重建專製製度所表現出來的森嚴等級、無窮內訌、殘酷鎮壓和嗜殺成性，特別是他們對於知識分子的瘋狂迫害，及其對思想文化的無窮摧殘，早已把傳統農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歷史特征，表現得無比鮮明而又淋漓盡致。同時，愈是在封建落後的農業國家，其傳統農民造反革命的歷史特征，便在共產革命中表現得愈加瘋狂的現實，就更是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關系，暴露的更加明確和清晰。

　　無產階級革命不僅與傳統農民革命有著上述歷史關系，而且是在近現代對於傳統農民革命的一個極端發展。在某些國家和地區，這個發展，一是革命的對象，由舊的專製製度和專製政體變成了嶄新民主製度和民主政體；二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和主體力量，由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變成了僅僅由破產農村而來的小知識分子和“新型無產者”；三是傳統農業社會要求絕對平等的“永恒空想”，被賦予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美麗包裝；四是用共產主義革命的名義推動專製復辟，並實行對於一切反對者、包括對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見者的專政，從而徹底歸復了最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專製極權統治；五是階級鬥爭不僅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而且更成為奪取了權力的新興統治集團，在革命的名義下鎮壓全體人民的“暴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