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米利的“爱国”故事 习近平的“定力和底气”所在

FRANKSTON

法广



被媒体爆出曾主动保证不会对中国打第一枪的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9月17日外访欧洲时承认：他在前总统特朗普任期最后期间，确实曾致电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还称这“完全符合我的工作职责”。据华邮9月14日引述，米利第一次致电李作成是在2020年10月30日，亦即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前4天；第2次在今年1月8日，国会山庄事件后2天。

米利对随他共同出访的美联社记者表示，致电解放军是“例行公事”，“是为了让盟友和对手放心，以确保战略稳定”。这是他首次对此事公开发言，但他仅就此简短置评，因为他定于9月稍晚将前往美国国会听证会作证，届时再做更深入说明。米利说：“我想扭转评价的最好方式，就是到有法律责任监督美国军方的议员面前进行。我会在未来几周内，与国会讨论任何他们想要讨论的细节。”

米利以上指的是，他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定于9月28日将到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作证，原本的议题聚焦于美国撤军阿富汗，就这样被人有意无意地转移了。面临致电解放军的相关质问，米利直到目前并不以此为耻，而是以此为荣。好像美中军事关系也完全是竞争性的，如同一场友好的体育比赛，甚至“过家家”的儿戏，身居最高职位的美军将领甚至可以告诉中方：美国不会先打第一枪，要打也会首先通知。

一位美军最高官员就这样突破了普通人的常识和认知底线，但在当今的美国，很多人仍然是以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好恶来划线的，连白宫发言人都称赞米利是“爱国者”，要求对米利进行调查的呼声主要来自反对党共和党的阵营。

美国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等27名共和党人在周四（9月16日）给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的一封信中，要求他对米利的这些电话内容，启动陆军条例15-6调查。他们“严重关切”米利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行使“职责和责任的能力”。

他们在信中写道：“在最近这个案例中，我们特别关切跟2021年9月14日报导相关的内容，报导表明，米利将军公然无视文官控制军队的概念，并对美国的主要对手——中国共产党给予帮助和安慰。”

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约翰·科比（John Kirby）证实这封信的存在，并说将直接答复这些国会议员。他还补充说：“米利将军得到奥斯汀部长的信任和信赖。”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发言人周三（9月15日）也解释说：米利“经常与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长沟通，包括与中国和俄罗斯”，并证实米利在2020年10月30日和21年1月8日有跟中方将领通话。发言人说，这些电话与“职责和责任保持一致，传达保证战略稳定的信心”，同时米利与外国同行的所有电话，包括那些报告，都经由国防部和机构间的工作人员进行协调和沟通。

不过，就米利的第二次通话，时任代理国防部长的克里斯托弗·米勒（Christopher Miller）却在周三说，米利的电话未经国防部的授权。米勒还说：“如果报告……是准确的，它显示了国家最高军事官员不服从命令这一可耻和前所未有的行为。”

所谓的“爱国者”马克·米利，到底是给谁定力和底气？为谁助威？现在透露的信息还显示，米利不是一个人与中国军队沟通，当时还有双方团队在旁，但这种性质的通话却未让总统知晓。

回顾拜登今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的中美关系，可发现北京的底气明显强于特朗普任期。尽管拜登对盟友说“美国回来了”，积极组建反中联盟，但早在拜登就任前的1月11日，也就是米利与中方第二次通话的3天之后，习近平就讲话称：“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以及“东昇西降”，美国是“安全最大的威胁”。2月初，拜习首次通话前，党媒新华社称：要“反将美国一军”，之后很快展开了一连串的挑衅和施压动作。有人注意到：2020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曾做过防空袭宣传和演练，但2021年，中国大陆各城市再无类似演练和宣传。

有分析指出：“爱国者”马克·米利的故事或能解释一些外界观察者们过去无法理解的现象：北京高层并不是全凭其智商就敢押宝于拜登的软弱，或许米利1月8日主动与中国军队沟通，也直接导致了中共高层忽然转守为攻的一连串动作：从阿拉斯加会谈的外交战狼表演，到大规模骚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中美间每天都在发生许多博弈挑战对抗。拜登上任后，美军继续加大西太平洋的部署和演练，强度和规模实际超过了特朗普时期，但中国转入战略攻势后，却再未退回守势。

海外媒体评论人沈舟指出：无论模糊还是明确，美国政府和美军的姿态都应该一致，不能一面不断加大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一面又向中共表示不开第一枪，或者不愿意发生冲突。中共目前就是故意摆出了准备冲突的姿态，向美国政府施压。美国目前的策略难以起到约束中共的作用，需要尽快做出改变。

“爱国者”马克·米利的两个电话是否给北京送去了定心丸？是否降低了之后美国所大量投入的军事活动的效力？是否更多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银子？是否将成为一场难以回避的追责程序？值得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