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与美欧的“气候-减排”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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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格拉斯哥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其书面发言除了重申以前的承诺之外，还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媒体连篇累牍地报导10月中下旬以来，全国煤炭日均产量连续数日保持在1150万吨以上的煤炭增产消息。美国与欧盟面对的尴尬是：拜登宣布美国重回《巴黎气候协定》之后，绿色能源的牌桌已经架好，第一局就是关于“气候-减排”的议题，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与第四碳排放国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均不入座，这新牌局无法开始。
气候变化-减排是欧盟今后的经济增长点
2019年12月中国武汉发生的covid-19病毒流播世界，2020年6月3日，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斯瓦布（Klaus Schwab）发表《是时候了，大重置的时机已到》，文章的要点是：新冠疫情为大重置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要抓住这一时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绿色能源，利用对防疫资源与碳排放权的分配重组世界权力格局，文章称“我们应该借此机会使社会更公平，更智慧和更绿色，并使人类摆脱气候灾难之路”。
这篇文章犹如全球化转变为大重置的发令枪，一大票国际名人争先恐后发表附和意见，一致认为今后的世界，大重置将取代全球化成为地球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重置的两大杠杆是推广绿色能源（Green Deal）与疫苗证。推广绿色能源的前提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后因不少科学家用数据质疑没有变暖，是变冷，就改成气候极端化；又因为科学研究证明今天这种极端气候以前也存在，干脆名之为气候变化——这是一个极为专业的话题，本文就点到即止，只想说明一个事实：推广绿色能源的前提条件其实不是科学界公认的事实。有兴趣的可参见程晓农《气候政策少为人知的迷惑》一文。
绿色能源本身的是是非非，以及德国作为绿色能源的失败经验，我已经在《德国经验：绿色能源“正能量”难抵“负能量”》有过分析，这里只谈一个绿能政策的核心问题：碳排放指标分配，这是中俄两国不做新的承诺的主要原因，也是印度态度不积极、产煤国澳大利亚拒绝合作的主要原因。
欧盟在碳排放权交易上的垄断地位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源于199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排污权交易是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美国国家环保局首先将其运用于大气污染和河流污染的管理。1997年，全球100多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第17主题规定，碳排放交易是一个可交易的配额制度，以议定书附件B所列承诺的减排和限排承诺计算的配额为基础计算。假设全球限定100单位的碳排放量，A国获得15单位的指标，B国获得10单位的指标，其他国家则获得其余75单位的指标。如果A国只排放了10个单位，而B国排放了12个单位，那么B国就可以从A国购买2个单位的碳排放量。
从此，碳排放权在理论上成为一种可交易商品，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碳减排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面较广，截至2021年1月31日，全球共有24个正在运行的碳交易体系，其所处区域的GDP总量约占全球总量的54%，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1／3左右，覆盖了16%的温室气体排放。此后，相继有8个碳交易体系将陆续开始运营，中国于7月17日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但这是一个仅限于国内交易的市场，不对国外资本开放。根据路透社数据，2019年，全球碳市场交易均价约为22欧元／吨。2020年，全球碳市场交易规模达2290亿欧元，同比上涨18%，碳交易总量创纪录新高，达103亿吨。其中，欧洲碳交易占据全球碳交易总额近90%，其次为美国加州，约7%左右。
中国对气候合作的考量
既然是大势所趋，中国当然也不会置身事外。2015年，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习曾表示建立一个国家级交易机制将是中美气候合作的基石。2017年美国总统川普执政，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该协定没美国资金支撑，陷入停滞，欧盟想推动的碳排放配额制度自然搁浅。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重新推动绿色能源计划，气候合作是气候特使克里推动中美合作的重大任务。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世界所有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下滑，碳排放都在下降，仅中国一国上升，碳排放量达到98.99亿吨，同比增长0.6%，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
今年9月初，克里第二次到中国商量此事，但在天津会谈时，王毅、杨洁篪直言不讳地告诉克里，气候合作的前提是两国关系大环境的改变；也就是说，拜登政府若不取消川普的对华制裁政策，气候合作免谈。9月10日拜登主动与习近平通了90分钟电话。内容虽然是各自公布，但可以猜想，拜登一定谈到气候问题需要中国参与合作，习近平一定谈到希望美国减免关税问题，并且达成了一个软的Deal。因此，2021年9月24日开始，中国政府宣布大规模限电，其时正好是供电最为宽松时期，离UN气候峰会召开只有一个多月。
这次限电，中国政府有两方面考虑：一是测试按承诺的减排标准尝试大幅减少传统燃料，做出评估；二是测试中国国民对电力供应短缺的忍受极限。测试的结果是坚持原来的承诺，不再增加内容。原来的承诺是：2030年前达到碳峰值，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如今世界变得太快，莫说2060年，就算2030年的国际社会是啥样，谁也无法确知。
现在再来谈欧盟与中国最实际的考量：碳排放指标分配。
对发展中国家（包括刚被欧盟宣布进入“中等收入发达国家”的中国）而言，国际社会对碳排放权的公平分配不仅涉及到环境问题，更关系到它们的发展权益与成本，穷国在这次峰会上抱怨原来承诺给它们每年的1000亿美元气候补贴没到位，但中国不是穷国了，不在“气候公平”的补贴范围之内。
西方国家对“气候公平”理论的主流观点、碳排放权分配的若干“公平原则”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经历了从“祖父原则→人均公平→人均累计公平→人均累计公平”，以及从“生产型排放公平→消费型排放公平→发展公平”的变化。按人均公平这个思路，中国只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却产生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碳排放量，在碳排放额分配上肯定没有优势，只能向非洲等穷国以及绿能化的欧盟等国购买那巨大的差额。
这就是中国不肯进入新牌局的原因。当然，不肯入局的并非只有中国，还有俄罗斯、印度，以及同属于西方国家的澳大利亚。这一新局不开张，美欧左派政府联盟主导的大重置的最重要议程——今后由“世界政府”分配碳排放指标的设想胎死腹中。至于疫苗的分配，中国的生产供应本来就自成一体，更不会接受“世界政府”的领导。
并不多余的结束语
《巴黎气候协定》的最积极倡导者是法国，法国一心想要欧盟成为与美中同列的世界第三极，但离开美国无法成事。这次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与会国已经注意到拜登在国内无法通过3.5万亿的投资方案，知道大重置的绿色能源计划难以顺利成行。但拜登政府遇到的难题比盟国意识到的更多，除了维吉尼亚这个深蓝州在地方选举中翻红之外，还有内部分裂问题。铁杆左媒《国会山》（The Hill）发表了一篇《一个分裂的白宫无法对抗中国》，华府政界民主、共和两党要员正针对拜登任命的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发起攻击：1、一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认为克里在腐蚀美中关系：“中国的外交就是不断寻找杠杆，而克里每天都会用手推车把一堆杠杆送到中国的家门口。”2、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日前发布题为“是时候解雇约翰·克里了”，称克里夫妻向一家与新疆维族集中营有关联的中国公司投资了至少100万美元。
既然中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不再是筹码，美欧就只能回到WTO之前的世界贸易体制内与中国“边合作边对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