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政党作用与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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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政党作用与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

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禹分别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伟大圣哲和政治领袖。《尚书·舜典》记载，舜的名称叫“重华”，他长期协助于尧处理政务。舜这个人——“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舜典》记载对于各地官吏的考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

在中共成立百年之际，19届6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尚未公开发布）。这的确是一个迫切需要正确回答的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然而，关键是，一方面，中共组织内部明显的缺少能够准确回答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的思想家团队；另一方面，一个政党的历史尤其是一个执政党的成败得失，必须由全体国人来评定。

对于中共来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是否通过1921年建党以及1949年后执政的百年以来的历程，而充分认识到了人类文明的实质？以及—是否真正掌握了社会运动、发展与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与方法？人类无法改变过去，但是，人类却可以通过对于过去的认识而形成崭新的观念，并且在当下采取正确的行动，由此而创造美好的未来。

政党是现代国家运行的产物，政党是现代社会中最能动的工作团队，因此也是处理和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一个工作组织。因此，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政党是一个国家中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也扮演执政与提出各种社会政策的思想库的角色。

一个政党的成就，在于对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在野政党对于国家执政党的监督、以及对于执政失误的及时问责和纠正，执政党提出最合理、最公平、最有效的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政策、措施与方法。显然，一个政党的成就必须与这个政党在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公权力的透明与平等的作用才能够得以体现，并且被人民群众所认可。

一个伟大的政党，必须是深通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并且能够把握促进文明成长的正确方法，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够成就自身的伟大，并且带领一个社会不断的走向文明的新高度。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拥有一个或者数个高质量的政党至关重要。

可以说，直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创立之前，华夏民族的国家始终是家庭结构的直接翻版、复制和扩大版。华夏民族的社会自有文字记载之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家天下”政体的土崩瓦解，中国都属于“家天下”的政体格局。辛亥革命是中国“家天下”向“党天下”历史转折点。然而，孙中山先生对“同盟会”几经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孙中山提倡的准极权体制，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也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的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对于誓约和仪式，虽遭许多创党元老的反对，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因而对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孙中山说，“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第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1930年代国民党内部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拥护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并进而建立蒋介石“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为目标。

    国民党在1946—1949年中国内战之后退居台湾，在台湾历经1948—1987年的威权统治，在1987年蒋经国宣布放开“党紧、报禁”，民主进步党应运而生。至此，国民党最终演变为一个符合政治文明要求的宪政体制下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中华民国创建10年后1921年7月的上海。在共产国际和前苏联是这个政党来自国外的直接支持力量。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党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

1927年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共产党于国民党彻底分裂，走上了“工农割据、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纵观中共创始人即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群体的文章，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等人，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基本上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并且把“阶级斗争”简单理解为“暴力革命”。事实上，阶级斗争观点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只是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从不同社会分工与不同的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的经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角度出发，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斗争观点的真实内涵。因此，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斗争决不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暴力革命，或者一个阶级消亡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径，因为社会分工是不可能被消亡的，只能随着社会的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而改变起构成。然而，中共第一代领袖，普遍的接受阶级斗争即是暴力革命的观点。这是与中国小农经济形态与生产力的落后直接相关的一种理论现象。

中共在1949年10月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理论上不断强化阶级斗争与继续革命的观点，在实践上全盘接受前苏联的经济与政治模式。直到1976年10月华国锋向国人宣告粉粹“四人帮”和“文革结束”。

在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成长与成熟的中国人，理当对于人类文明的实质与中国的现实及未来具有清醒的认知能力，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单一的教育与宣传，以及对于理论思维的种种限制，导致无法普遍形成符合文明价值的意识形态。如此，华夏民族在21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必将遭受巨大的挫折和损失。这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在20世纪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具有如下的共同特征：1、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具有秘密结社的性质。2、两党都接受暴力革命的主张。3、两党都走上了依靠建立武装力量的发展和生存之路。4、两党分别接受美国和前苏联的支持于帮助，而美苏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首领。

20世纪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推动古老中国的变革与发展方面，分别做出了自身的贡献。国民党的重要贡献包括：1、武装推翻满清王朝、终结两千多年“家天下”的帝制、创建中华民国；2、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在新闻、经济等领域表现突出，并且在1946年制定出20世纪中国最良好的《宪法》；3、领导全国军民进行1937—1945年抗日战争，并且最终赢得胜利，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等等。共产党1949年执政后，取得的社会成绩包括：1、在男女两性 社会平等方面，实现了普遍意义上的女性解放；2、健全了从基层到高层的较为完善的治理体系；3、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程度的提高；4、尤其是在1980年后的改革开放极大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但是，毫无疑问，20世纪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失败，是华夏民族一系列挫折和失败的根源。 对于中国而言，政党政治的历史从1900年代算起，仅仅经历大致120年的时间。在21世纪，华夏民族的政党制度必须重建和再造，只有创建起一种适应中国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需要的政党制度，才能够保证当下以及更长远未来的成功。

站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之初，华夏民族已经走到必须重新审视20世纪以来中国政党政治的关头。

人类智慧首先表现在认识、探索、开发、利用的方面，对自然界物质的认知能力，才是人类智慧的核心。如果脱离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而单纯的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谈论智慧，那么，这种所谓的智慧只能走上一条“反智慧”的线路。

经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于1876年写作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1、劳动创造了人；2、劳动活动创造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3、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类要在地球上生存，就必须不间断的进行满足自身需求的劳动，所以，劳动是人类生命的第一需要，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劳动是社会文明的唯一源泉。

1950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历史运动必然逻辑是——政治挂帅—经济中心—社会文明全面升华（文明升华）。

华夏民族社会迫切需要一个和数个高质量的政党，尤为重要的是需要高质量的执政党。现在，华夏民族迫切需要涌现一大批设计、再造和奠定一种伟大政治制度的民族领袖。固然，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可能照搬欧美国家在18世纪资本主义打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但是，却必须合理吸取西方民主政体的适合于华夏民族的一些共同特质。21世纪华夏民族的政治制度，既需要超越西方民主政体，更需要超越自秦始皇到20世纪末页的固疾。未来的中国政体，其理论支柱是文明价值、其实践根基是民族特性、其具体行动则要有条不紊。

华夏民族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的必然历史逻辑是：家天下—党天下—民天下。21世纪中国大陆必然实现一场由“党天下”向“民天下”的伟大转型。至于实现“民天下”的转型和升华的具体路径与形态、方案与步骤，需要一切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智者和勇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奋斗和实践。

徐国进

2021年11月14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