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自述 从未终结的苦难

石光焱

1960年代，我们小村庄有十八户人家，约70口人。人们很难想像，一百五十年前的1860年代，这个村庄几乎同样的房屋面积，却只有五户人家，每户人家大概16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村庄东边住著查姓人家，西边住著我们吴姓，一百多年的动荡，从晚清太平天国，到日本人入侵、国共内战，再加上中共建政之后的各种运动，人口增长了一倍多，但村庄的田地与房屋却很少增长。如果从房屋建筑与田地开垦的历史看，查姓村庄可能建于明朝或清初，吴姓这边的村庄建于康熙乾隆年代，传说数百年前吴姓由葛洲坝顺流而下，迁至安庆附近的石镜山，康乾之时经济一度繁荣，历史记载清朝18世纪人口从一亿增长到三亿，人口翻倍增长，导致宗族田地紧张，新成家的曾祖父前辈由安庆附近的石镜将一户子弟迁至怀宁查家老屋。

查姓的房子属于明代或明末清初建筑，两进天井，天井之间由四根成人合抱粗的木柱，叫大堂厅，天井北还有一处后来称为私堂厅的公共空间，天井加上两处堂厅，约有二百平米，可容下整个村庄的人舞狮子看龙灯，各家之间由内部胡同串起，形成一个环形的封闭居住环境，天井过道由巨大的大理石条石铺成，下水道是花形的陶制瓦具，相当考究，天井周边的房墙均由青砖砌成，拆旧房建新房时，青砖仍然坚固能用，令人叹服二百年砖瓦品质，如果不是文革后期撤旧房盖新房，保留至今应该具有文物价值。

吴姓的房子紧贴著查家老屋临墙建房，门弄相通，外门关闭之后，两姓人家内部贯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落，总会有人认为古代村庄族姓冲突严重，但从我们两姓房屋如此亲密的一体建制看，形同一家人，而且在我记忆中，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冲突。因为曾祖父辈在晚清比较繁荣的时代，老人们说到康乾时代，总会提及“乾隆爷”之时，生活如何如何优裕，耕读传统与知书识礼，深刻地影响著村风民俗。

由于村庄连成一体，内部结构慎密，传说曾有过小贼夜入行窃，整个夜晚都找不到出去的门。这种结构的房屋防贼当然安全，但与广东的雕楼相比，遇到有组织的匪盗，却非常无力，但村庄老人的传说中，除战争的兵荒马乱，漫长的时间里，都是和平安详，不需要组织村勇团练来对抗土匪。

从查姓的老屋设计与建造品质，也可以想像二百年前房主的富奢，可能与明朝南方经济一度的繁荣有关，传说当时房主人的太太，也就是查姓人家的祖奶奶，有一年夏天没有打伞经过天井，居然胳膊上晒起了水泡，可见养在深宅皮肤何其娇嫩。如果不是村里老人们如此叙说，很难想像有作家会如此描述南方村庄里的富家女子。

从晚清到北洋民国，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国家动荡村庄不再安详，人们创造的财富或生产品，只勉强维持生存繁衍，整个村庄直到文革结束时，才开始有房屋兴建。现在回想起儿时的村庄，一百年，或者二百年，它是静止的。这是不开放的农业社会导致的，不可持续的繁荣，或者因康乾一度繁荣而败落。

当吴姓人丁兴旺，石镜山地无法供养增长出来的人口，大家族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到离石镜三十公里地的丘陵田园购买查家老屋的查姓人家一半田地与山地，其中约四五十亩水稻田，四五十亩山坡地，还有几十亩山林。1860年代之前二户人家拥有如此多的田地，应该是衣食无忧，甚至小有富足。

但这些田地并不是迁移到此地的吴家拥有，它属于位于石镜的吴家宗祠，也就是整个吴姓大家族的资产购置了这份田地，以安置需要单门定居的新家庭，宗祠就变成了“地主”，迁移的吴家新户就成为佃农，每年向宗祠交纳田租，剩下的粮食归自己，显然这是一种家族佃农模式。

很少有经济史家研究这种用家族经济力量来支援后代迁徙的租佃模式，我们知道在希腊时代，人口增长导致土地无法供给时，就会让子女通过殖民的方式向未开发的区域殖民，古代日本是长子继承制，其它孩子要自谋生计，而汉民族财产不是长子继承制，有实力的大家族通过宗祠力量来支持户口迁移，也是一种特色模式，同样的特色模式用于支援家族教育，我的曾祖父通过科举考取了秀才，当他完成私塾学习一定时间，进入相当于中等教育、具备科考水准时，就由家族宗祠出钱聘请先生教学，以解小家庭困境，考取功名之后，对家族是荣耀，更会提升家族地位。

村庄的善良民风，不仅使人成长过程有更多的欢乐，也会浸润内心，形成人格力量伴随终生。

我念小学时是1970年，中共一系列残酷的运动告一段落，从建政初的“三反五反”，到大跃进、人民公社，从破四旧立四新，到反右文革，按常理说，任何一个村庄，历经如此政治风暴，都会被完全洗脑、饱受摧残，因此会对中共政治㦗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们村庄是一个例外，有一种力量保佑了我们村庄，免受文革与运动的祸害。这种力量来自对传统道义的保守，村庄的保守是对良知的坚守。

现在回想起来，令我惊奇与惊叹，我们的村庄建筑不仅保留了一百年前或二百年前的古老模样，文革快要结束时，村庄还基本保守着传统的民风民俗，按节令劳作生产，过年过节，世故人情、祭祖尊老，村庄的传统多没有受到共产风与文革的“洗礼”。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传统的保守，长老们在村庄里仍然受到尊敬，传统民风（甚至与传统纲常有关）维系了村庄的秩序与理性。我可以骄傲地说：文革邪风从我们村庄边疯狂刮过，村民们谈笑间它就灰飞烟没。

保守的村庄首先体制在对长者的尊重，从记事之时一直到上大学（有中共央视的春节晚会之后，许多过年习俗被改变），相当长的时间里，村庄一直保持着在除夕夜拜访老人，大年初一到年纪大的长辈家里拜新年的习惯，孩子们在向他们祝福的同时，会得到糖果、瓜子馈赠，这与西方的万圣节有一比，但万圣节有点“敲诈”的搞怪，不给糖就捣蛋，而我们在春节给长辈们拜年，是祝福声中得到礼物，甚至在春节前试穿新衣时，也会到长辈家里串门，接受长辈们夸赞。这些细小的习俗，不仅培养村庄人际亲情友善，还让年少的孩子们更崇敬长老，如此习俗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就是村庄的年轻人不仅不敢违犯长者，更不会因为政治原因拿一棍子找上门去打一位长者。

与查哥家隔壁的是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家，对富农家的长者也是非常尊重，因为他们同宗同姓，不同的是划分成分时，富农家多了几亩田地。这算什么罪行呢？共产党把人按田地划出成分，村庄里的人不会按照党的划分来生发仇恨。我一次找查哥借书，推门就发现民兵营长的弟弟正与他坐在桌边，聊一本书呢。而在许多村庄、城市里，地主富农家藏着旧书，或者去富农家聊天，可能都被举报，甚至打上门去，抄家批斗。

打土豪斗地主，我们更多的是在小人书与学校课本中读到的，上小学前，只记得生产大队一次批斗地主，地主戴着高高的白帽子，被众人围住批斗，但没有发现有人扭打地主，这可能是我童年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斗地主”现场。我们村庄附近唯一的一个地主叫刘庆胜，就在我们小学校边上的村子里，有一次我们放学时发现他走在另一条田埂上，几个小伙伴就远远地对着他扔土块，打地主似乎是一种勇敢与正义，其实当时扔土块更多的是恶作剧，并没有打着刘姓地主。

没想到，第二天，村庄里的一位大婶见到我们，质问：听说你们拿土块打地主了？我们小伙伴都不吱声。她接着严厉地说：地主犯的是国法，没有犯你们家法，你们凭什么打人家？

这一句话对我的启蒙或者震撼，从少年到现在无法忘怀，一位村庄的农妇，怎么有如此的人道智慧，把国法与家法给分清了，而这种区分，使我们无法去捉弄地主，因为地主被划为有罪，是国家定罪的，他并没有侵犯村庄任何人，既然地主没有伤害你，你凭什么伤害地主？也许，她是基于国有国法，村（家）有村（家）规，这种朴素的道理，以及对他人的同情，所以才想到这么一句话来，警告我们从小不要使坏，要善待陌生人。

1990年，发生的一件事也令我感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遇到一位新考入的研究生，口音与我相仿，他说自己是怀宁人。我就问：怀宁哪儿？因为我是怀宁人，他听我的口音与追问，就笑了，跟我说了一个故事：他本是怀宁的邻县人，但文革的时候，他们县斗“地富反坏右”特别残酷，到了无法正常生存的地步，只好逃到怀甯的亲戚家，住了一些时间以逃避迫害，他说，怀宁人真好，村庄里的人都知道他家是邻县身份有问题（他的堂叔是国军将领），但所有人都假装不知道，还得到很多的照顾，因为在当时，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村庄，接受一户人家来生活，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仅有经济困难，如果被举报，政治迫害的后果更是难以预料。由于这份经历，这位同学每次有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一概回答自己是怀宁人。

这样的经历在文革时代我们乡村也许普通，但突然由外乡人说出来，令我感动莫名，对故乡的感恩油然而生，村庄的善良民风，不仅使我们成长过程更多的欢乐，也会浸润内心，形成人格力量伴随终生。

村庄里没有“政治”只尊重常识

父亲是一本《常识》

我们小时候的课本与小人书，都写着国民党的国军不抗日，见到鬼子望风而逃，相关历史教材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改观，中学历史书中开始有国民党军队抗日的内容，但在九十年代初，我遇到一位从部队考入北京的研究生，居然对抗日史的认知还在停留在文革时期：国民党什么时候抗日的啊？可见中共的宣传对一些人的洗脑完全改变了历史观。

而父亲却会指著对面独秀山，告诉我说，山上有日本军队的雕堡，国民党军队就在我们村附近的冯屋村炮轰日军，还有一次战斗就在后面的村庄打响，遇到这样的战争，村民们提前就撤到很远的地方，如果躲不开，就临时躲在家里地窖里或者可以藏身的地方，躲过战火。东北有朋友对日占时期还有好感，譬如记得日军派糖给孩子们吃，或者花钱雇人修筑工事，但我们村庄对日军的记忆更多的恐怖与动荡，侵略战争带来的只会是苦难与抵抗。

我的常识从少年时代开始来自父亲不经意的口述，课本上写的是书上写的，更多的真相却来自父亲述说。

比起课本上写的宣传，更多真相来自父亲述说。

关于地主，父亲说，我们这里的地主，没有坏人，只是家里多了几亩田地，有些得几代人经营积累，一些人家多些田地，都得付出辛劳，有些是几代人的积累所得，邻村的地主刘庆胜，他平常的生活与村里其它人一样，农忙的时候雇人去插秧或收获稻谷，他得让帮工吃得好一些、饱一些，这样干活才干得好，特别是插秧，如果不用心栽插，会影响秋后收成。请人干一天给一天工钱，或者秋后给粮食（打长工的农民秋后多会得到粮食），都是自愿的，谈不上剥夺压迫。父亲说政府要这么划分出一些地主富农，是国家的政策，共产党就要把一些富人地主打倒，但老百姓跟地主没有私仇。

父亲生于1934年，抗日战争时正值童年、少年，所以还保留着一些印象，当他叙说这些与中共宣传完全不同的内容时，拉家长一样淡然，也没有什么害怕，从没有叮嘱我：别到处乱说。村庄里的人们在一起也会说起从前，说到哪一支国军部队在附近与日军打仗，没有人害怕说出历史真相会受到惩罚，或被人举报。当时并不觉得这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回想起来，却对村庄里的人们产生由衷敬意，他们拥有了“言论自由”，无惧于中共的政治恐怖，最为可贵的是，他们之间有天然的互信，相信说出来，不会被人举报。

父亲说到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建政初，三反五反，对国民党底层干部与亲国民党的地主的诛杀，有些是政局还没有稳定时中共的游击队在夜晚突袭，直接去抓捕他们认为的反革命分子，亲国民党的底层乡绅，没有审判，直接杀害，最令他难忘的是离我们村庄不远的一家“反革命”地主，儿子随国军去了台湾，父亲在家惨遭处决。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家的那只狗，一直守护在主人被砍掉的头颅边，不肯离去。

中共如此残忍对待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国民政府相关人员或亲属，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古代改朝换代之后，多会宽待前朝遗老，不仅如此，还会拉拢他们进入新朝廷任职，躲避不就者还会被处罚。显然中共政权没有自信，害怕国民政府军队反攻大陆，这边的遗留人员会里应外合。

父亲说，许多村庄都准备着国民党反攻回来，不觉得共产党的这样搞下去会长久。我记得非常清楚，上小学时春节去一个亲戚家，表叔对我说，推背图上有说：老蒋回不来了，但小蒋还会回来。我觉得他说的不可思议，书上写着都是国民党反动派被中国人民打倒了台湾，而我的父亲、村民还有亲戚却对民国抱着好感，甚至幻想有一天还会回来。

总有人说农民是有小农意识，保守落后，甚至一度骂人是“农民”成为某些人的口头禅。而我总以自己的农民出身而骄傲，农民对我来说意味着朴素自然、尊重常识，意味着衣食自给，而传统乡村读书人更有耕读生活，在自然生活中安享自由。

“传统”像一种气氛，它能笼罩在村庄之上，使村庄按照自己的习俗与规则运行。村庄与父亲，即便在文革时代，仍然保守着一定的自由，在常识与常态中劳作与生活。父亲亲口告诉我的许多关于社会与历史的真相，现在回想起来，影响深远，特别是使我与课本上的宣传保持了距离。

夏夜，我们在一片墓地上乘凉

儿时的天空是蓝的，从记事开始，几乎整个夏天一到傍晚，小伙伴们就将家里的凉床、长条板凳搬到村庄边上的大草坪上，草坪下是连成一片墓地，形成一个斜坡，乘凉时南风从高处吹来，村庄里的大人小孩子多会躺在凉床上，望着夜幕上的星空，说道各种故事。

这样的传统也不知上溯到什么时代，整个村庄的人们都共同栖息在这样一片草坪上，星空与墓地之间，人与自然、苍穹与大地，如此浑然而成一个奇妙的空间，既有家长里短，也有神怪故事，经历一次次灾难性的运动之后，1962－1966年，乡村迎来了难得的宁静与悠闲，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童年的时光为什么在那个时间段显得更快乐，而大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笑颜，直到1970年代初期没有电视没有广播，甚至没有人家有收音机，风声与虫鸣声，星光与萤火虫闪烁，现在想起来，村庄上空，如果没有那个叫公社或党的无形力量，这是多么美好的诗意的田园景象。

记得很小的时候晚饭前后由奶奶帮我洗澡，澡盆里有晒热的水再加一些凉水，我进入澡盆子之前，奶奶会边哼儿歌，边用手沾上水，在前胸后背上拍拍，唱道：前拍拍，后拍拍，拍我宝宝别吵吓。就是防止小宝宝被凉水或热水吓著了，提前适应一下水温，洗完澡后扑些滑石粉，花露水，然后就跟着大人去乘凉。

牛郎织女星的传说，车水星与旱涝的关系，还有三国故事，彗星与人间灾异，都曾在星空下、随着晚风飘进小伙伴们心田。还记得最惊悚的一则神异故事，说的是有村民去世之后，葬在一处特殊的地点，当日心、月心与他的心三点一线时，就会复活，然后回到村庄，一家家敲门，撕破窗户，任何人家都不能发出声音，否则就会破门而入，吃人不留骨头。

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当年的真的能让小伙伴们吓的不敢说话，从草地上乘凉回家时，只能牵着父母的手，害怕至极。还有关于水鬼的故事，哪个村庄出现水鬼了，爬到水边的树上唱歌；哪条河流里出现长的像娃娃的鱼儿，会像婴儿一样的哭叫。

有神异故事说，村民去世之后葬在特殊的地点，当日心、月心与他的心三点一线时，死者就会复活。

童年夏夜，那时候的月亮更大更圆，我们走到哪里，月亮也会跟到哪里，令我们小伙伴们倍感神奇，这时候就会唱“月亮吔，跟我走哦，走到潜山去买酒哦，你一盅我一盅，我俩喝的醉忪忪”。月食的时候，小伙伴们跑回家中，拿出面盆，对着天空高喊：“天狗吃月亮啰”、“天狗吃月亮啰”，没有大人来给孩子们科普天文知识，也许是让孩子们尽兴玩闹就好。后来到了美国，住的地方小公园就有一处小型天文观测台，经常有天文之夜，天文爱好者与专家们还自带各种天文望远镜到公园里，让孩子们观察月亮、火星等，孩子们多了些对天空的认知，但却少了“迷信”带来的乐趣。

“执路神”也叫“确巴鬼”，它属于搞怪的另类神灵，晚上让你迷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它就会显灵，你以为从一个邻近的村庄回到家，不过一二里的路程，但有时要走到天亮才能找到家，原因就是被“执路神”引导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执路神为什么也叫“确巴鬼”呢？确巴（音）就是开玩笑的意思，你这人说话很确巴，就是你喜欢说玩笑话。喜欢开玩笑的人在村庄里叫“确巴鬼”。

鬼故事之外，狼故事也少不了，但儿时还真的没见过狼之类的危险动物，狼的故事却被人们说的活灵活现：天气太过炎热，村民把猪系在树上乘凉，半夜时分，狼来了，咬断了绳子，然后用嘴叼住猪耳朵，用尾巴鞭打猪快点走，就这样，狼把猪给叼走了。不过，如果真有人见过这种场景，应该会把狼打跑掉才是。

记得一个夏夜，因为太热了，村民们直到午夜仍然睡在䓍坪上，突然有人喊“狼来了”，这显然是村庄里的一个“确巴鬼”搞的恶做剧，睡得惺忪朦胧的村民们吓的各自逃回家，这可能是我们村庄自古第一遭，几十个人都睡在木板床或板凳上，只要抄起这些物件即便来了群狼，也可以吓跑它们。但睡梦中的人们没有任何抵抗力，跑路是自然反应。

各种慌张的逃跑后来成为村庄的笑料，最大的笑料发生在“四哥”家，叫四哥的村民扛着板凳跑回家，被妻子一通臭骂，狼会吃掉板凳吗，你扛着板凳回来把孩子丢了，孩子呢？夫妻俩回过头去把落在后面哭哭啼啼的女儿抱回了家。

村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离星空更近，离墓地也不远，与皇帝、与政治却保持着遥不可及的距离，人们在这片自己的土地上劳作生息，有自己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说自己的故事与传说，保守村庄的传统，也保守村庄的隐密。当时没有收音机与电视，所以也就没有了那些与村庄无关的新闻与政治，人们活的更自然而快意。

即便在文革红色恐怖的时代里，村庄仍然可以自成一片天地，上承自己的传统，下护各自家园，内心不失良知，也不失对生活的趣味与喜乐，这是村庄的生存智慧，村庄改变不了国家，但村庄可以安适自己的精神家园。

从我记事的时间开始，每年过年的时候，父亲都会带着我去上坟，时间点要在立春之前，一般在除夕之前。现在回想到当时仍然是文革期间，村庄却保留着祭祖的风俗不变，没有被破四旧给破除，更没有干部群众干预、举报，证明我们当地整个风俗无法被政治运动改变。

除夕前家家户户多会备上腊肉、酒、纸、烟香，整个一竹筐，我小的时候是父亲拎着，长大些就由我拎着，妹妹们多不会参与，女性不参与上坟与祭祖，也是传统风俗的禁忌内容。用腊肉与酒的献祭是非常古老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商朝，而烟香与纸钱，起源则相对较晚，纸钱就是用草纸做的，练习书法时也是用这种草纸，一刀为一单位，大概半斤重量，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特别是农村经济有好转之后，家祭时用纸钱量与烟香、鞭炮量也一年年增加，九十年代之后，还增加了清明祭，而这一时间的祭祖在七八十年代几乎没有。

家祭是一种家教

烟香燃起，伴随着纸钱燃烧，燃放鞭炮，顿时就有了神圣的气氛，感觉与先人们有了交流，内心升起一种敬畏与感恩之情，对祖宗负责，要光祖耀祖，不给祖上丢脸，家祭与家教因此连成一体，这是祭教合一。孔子所言的‘慎终追远’使民得教化，深刻的意义正在此。‘宗教’的本义应该是通过祭祖来达到教化后代的目的，日本近代将宗教一词用于翻译西方的神教信仰（Religion），其实是一种误用。

当家族共同的祠堂没有了，村民们将家祭主要放在一年一度的上坟，祖先的故事也通过家祭而复活。养儿不仅为了防老，子孙繁衍更是为了香火绵延，如果逝去之后坟前没有香火，被视为一种失败。

祖先的故事通过家祭而复活。

“有奶奶” 一位国军士兵的母亲

到祖父坟上香，父亲都会分出一些纸钱到邻近的一处坟前点燃，父亲说：这个是有奶奶的坟，她唯一的一个儿子当了壮丁成了国军，名字叫吴福义，是你的叔辈。可怜的有奶奶，没有儿孙给她烧香了，过年的时候在阴间没有钱用，所以不仅父亲会在上坟时给她分送些香火，家族其它人上坟时，也会如此，只要后人还记得这位有奶奶，她的香火就会不断。

由于父亲多次复述，我对有奶奶的故事记忆深刻。

这位可怜的母亲，是我父亲的叔婶。一般唯一的儿子是不应该去当兵的，但可能是当时国军情势危急，强行让一些适龄的年轻人去充军，也就是被抓了壮丁。

吴福义所在的部队南迁可能是准备撤到台湾，给母亲写来一封信，可怜的母亲不识字，就让识字的亲友看，她因此知道了儿子的资讯。不久，信件丢失，儿子也从此没有了消息，很快共产党来了，蒋总统去了台湾。母亲一直找那封信，希望通过相关资讯能找到儿子，但眼睛都找瞎了，再也没有找到那封信。

父亲说，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儿子走失了，即便远在天边，只要娘在除夕夜里爬到高处，对着星空对着远方呼喊儿子的名字，儿子都能听到。可怜的有奶奶，每年除夕夜里，都会爬到房子屋顶上，对着天空呼喊自已儿子的名字。

吴福义，娘在喊你，你听见了吗？

多少次，想到这样的情景，我都情不自禁的泪流不止。战争，从太平天国到北伐北洋、从抗日到国共内战，百年时间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遭受了怎样的战火浩劫与磨难？能够苟活的人们，都是奇迹。

国民党抓壮丁与余英时先生的回忆

辞典里“壮丁”一词在中国大陆往往特指国民政府大陆时期参军入伍的青壮年男子，兵荒马乱之时，各地部队为扩大兵力，乱抓甚至买卖壮丁现象多有发生，蒋介石为此严令各战区：“严禁所部在战区内招兵拉夫，一经查明，必以其直接上官违令是问。”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兵员征补困难，军队强拉壮丁仍无法杜绝。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所征壮丁将近1200万人。据1945年1月统计，全国兵员编制为324万人，但缺额为69万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部队腐化程度已无以复加（相关资料资料维基百科均有连结）。

抓壮丁的故事，父亲与村民多有提及，因为村庄有民谚：好铁不打丁，好汉不当兵，所以年轻人都极力躲避被抓壮丁。当时驻安庆怀宁一带驻守的国军情形又是如何？余英时先生的回忆录里提供了有趣的资讯。余英时先生与我父亲年龄相近，他年少时所寄居在故乡潜山，与我们村庄之间相距也就二、三十公里，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非常珍贵：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前后，桂系有一个营的军队驻扎在潜山官庄，营长杜进庭大概做了不少贪赃枉法、欺压乡间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腾。我才十三岁左右，并未见过杜营长，也未亲见他为非作歹的劣迹，但是我听乡中长辈说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体详细，所以心中颇为愤怒。不知怎样忽然异想天开，竟写了一个很长的状子，向政府控诉杜营长的种种罪行。状子让营长知道了，非常恐慌，以为有人要修理他，或给他仕途带来影响，这也引发余家人的恐惧，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和平处理：杜营长大概已接受乡人的解释，也认为是一个顽皮孩子的戏笔。不过，他还要派一个受过较多教育的政治指导员来谈一次。这位指导员经族人安排，和我在一个晚上吃酒用餐，谈话中顺便考考我的诗文知识，最后他相信状子是出于我之手，而我并无真去控告杜营长的意图。我记得他临走时还紧紧和我握手，表示愿意和我成为忘年交之意。（《余英时回忆录》允晨文化出版）

从余英时先生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国民党战时的统治腐败丛生，但不是中共后来宣传的那样极其不堪，对揭发问题的少年，施加了压力，但最终的结局还是把酒言欢，总体上国军官兵还是“讲理”的一群人，传统道义尚存，而我们小时候看的小人书里的国军官兵完全是一帮兵匪了，用宣传与文艺作品来改写历史，是中共的拿手好戏。

想想余先生传记中的那些国军将士，还有不知征战在哪里、归宿在哪里的吴福义们，他们都是鲜活的个人，是父母的孩子，或是儿女的父亲，在一场无妄的内战中成为历史的烟尘，但他们家人后续的故事与怀念，受到的伤害与心痛，却永无绝期。

令人痛心的是，中共当年有苏联支持，所以一意通过内战夺取大陆，现在仍然痴迷于天下一统的帝国观，它将制造多少人间悲剧？中共统治集团最终能得到什么呢？借用唐朝诗人陈陶的诗句：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台北有一条街道叫“怀宁街”，它指向大陆的安徽怀宁县，这就是我出生地所在县，位于长江北的安庆市，以丘陵为主，河湖山峦、稻田池塘与一处处村庄相映成景，如果没有战乱与中共建政之后的各种运动折腾，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渔米之乡。

在我出生之前的四五年时间里（1958-1962），村庄里几乎没有出生一个孩子，原因就是人所熟知的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人为灾荒。直到1962年下半年开始，村庄才开始出现婴儿的啼哭声，人们开始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所以当我记事后，村民们在一起“忆苦思甜”，开口多会说一句，想起五八年，那才叫一个苦，没有饭吃，吃树皮树叶。当年的村庄人口七十左右，有稻田百亩，可以种植早粮的坡地五六十亩，在四九年之前，只种一季水稻，而且女性不用下田劳作，基本保证衣食无忧，而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的1958年，天气雨水、劳动收获一切正常，居然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这在中华农业文明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荒诞事件。

父亲违规为饥民分粮

稍懂事的时候父亲告诉我说，当时各个公社都比拼粮食收成，虚报粮食产量，公社干部就比拼着上交公粮，剩下的粮食也集中在公社各个仓贮点，几乎不让村民们家中有余粮。然后大家就吃集体食堂，把村庄贮存的集体粮食吃光了，贮存点的粮食又不发放，青黄不接的时候，许多村庄就开始饿死人。

人民公社社员在公社食堂里免费吃饭。粮食储备被吃光后公社食堂也随之解散。

父亲因为念过学堂，在当时乡村算有点文化的年轻人，有一段时间被政府抽调到大型水库工地做行政打杂，他说：有一次你妈妈去看我，我让她吃得饱饱的，还带许多的食物给奶奶，当时家里只有三口人，生活都非常艰难，可见其它子女人口多的家庭，是怎样的困窘。

当时，父亲还被安排到一个粮食贮存点负责粮食安全，他看到村庄的人开始饿的走不动路了，就把仓贮粮给分发了，然后自己就逃跑了，幸运的是，当时饿死人的情况已非常严重，上级机构已开始重视，几个月后开始派发救济粮食，所以父亲没有被追究责任，但失去了随水库工作组进入县城工作的机会。父亲说，不去县城工作也是好事，有几位当时的同事进县城，还升了官职，但结局多不好，不是在文革中挨打受整，就是贪污被查处。还是自已在家伺奉老母亲、生儿育女平安是福。

直到九零年代初，父亲建新房，一位开货车的司机送来几车建房用的石料，父亲很好奇，因为他并没有让这位司机运石料。司机说，我是来感谢您老人家的，当年你要是不把公社的粮给分了，我肯定饿死了。送两车石头表个心意。

父亲说起当年的事情，轻描淡写，在他看来他所做的是人之常情，因为那些粮食本来就是大家的，凭什么饿死人了不把农民自己的粮食分发给社员呢？

我们村庄度过了灾难

我们村庄只有一位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成人，父亲说，叫旺大哥的村民有两天都没有吃东西，却拉着一板车货物从县城送到公社，在路上找到自已孩子的学校，弄到了饭票饱吃了一餐，没想到，就是这一餐过饱的食物，要了他的命，倒在半途上再也没有起来。

幸运的是，尽管吃尽了野菜甚至树皮，村民们度过了饥荒。我们村庄为什么能抗过如此严重的饥荒？主要原因是村民们没有走极端。

那些跟共产风走极端的村庄，生产队干部穷尽一切手段搜刮村民粮食交到公社，用村民粮食上交数来获得光荣，入团入党，甚至可能获得干部身份。而我们村子相对传统保守，在这个疯狂的时代里，仍然保有常识人性，村干部没有将粮食搜罗一空，自留地里种的红薯等更是青黄不接时保命之物，再加上山野菜甚至树叶树皮充饥，度过了五八、五九年，到了1960年，就开始有所好转。因为村民们知道如何应对上级的指示，只有那些极端的没有人性的大队、公社干部，还是不顾村民死活，继续上交余粮食，造成人道灾难的，这与中央政策有关，也与地方具体干部有关。

人民公社既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乌托邦理想，也是一个政治阴谋，说它是一个理想，是因为毛泽东集团认为社会平均主义是可行的，把土地集中起来，“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村民们在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不要钱，河北徐水县粮食收获造假，毛泽东考察了丰收后的农田，思考的是粮食多了怎么办，所以，后续的一系列疯狂行为接踵而至。

有资料显示，1958年至1962年，安徽非正常人口死亡数官方认可的数字为226.28万，曹树基先生的统计数字是633.0万。当时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500万人（《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369页）

公、公社、公家

很小的时候，公字就印入内心，但并没有现在这样的思考，村庄语言中，公公是一种称谓，儿媳妇对父亲称为公公，对母亲称婆婆，而公家，指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其实就是一个自然村庄被人民公社化之后的一个自然单位。

所有的水稻田基本属于公家即生产队，部分可以耕种的坡地也属于公家所有，即集体所有。牛与主要生产工具是公家所有。与公有关的还有：公山：即公共山林；公堂厅：村民们公共活动的室内场所，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公粮仓：存贮生产队粮食的房子，与公堂厅在一起，约有三十平方米，当公粮上交给政府之后，就成为公共场所，生产队开会或老人葬礼都在此举办。

还有公共的稻场，叫稻床，晒麦子与稻谷的地方。

公山，公共山林，长有松树或灌木丛，长期处于“封禁”状态，就是不允许任何个人进入山林砍伐树木或打柴，而开禁的时候，就会有其它村庄的村民也进入，可以收拾其中的落叶与杂草做柴火，但不可砍树木。开禁时间一般一天甚至半天，一年也只有一二次。

最重要的田地资源都姓公，成为集体财产，所以村民基本是被锁定在土地上，依赖在生产队劳动获得公分，然后按公分来分配粮食。

猪、鸡、鸭等可以私养私有，一些村庄非常严厉，规定的包养数，但我的记忆中，我们村庄没有如此严厉的规定，人吃的粮食都紧张，所以也不会大量喂养家畜。而自留地，也就是私有坡地与旱地，它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生命重要保障，如果没有部分土地私有，大量村庄在1958-1961年人为大饥荒中都难以度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在中共治下的非战争时代里照样会出现。

说说自留地

自留地里的红薯、玉米、麦子、各种蔬菜在青黄不接的时间里，是不可或缺的补充，自留地不仅解决了粗粮杂粮的补给，更是棉、茶、油的保障之地，政府提供的布票、油票不能满足家庭的需要，即便有各种票，还需要相应的钱来购买，所以，村民们自产自给成为必须。

自留地产的杂粮占整个家庭粮食三分之一以上，如果没有这些粗粮的保证，村民们将有四个月的时间无粮，后果之严重，不堪回想。我们附近的村庄之所以没有出现大量因饥荒而非正常死亡，重要原因之一是私有土地出产的粮食勉强维持到了第二年夏天第一批收获。人们没有将土地全部交给生产队，也没有将粮食全部上交给公社，才免于成为非正常死亡名单中的数字。一些人连数字都没有进入，因为地方政府不愿意出现真实的数字，以免被政治清算。

自留地解决了粗粮杂粮的补给。人们没有将土地全部交给生产队，也没有将粮食全部上交给公社，才免于成为非正常死亡名单中的数字。

保守或者“自私”的村庄，就会多一些自留地，或者多存一些私粮，而那些卷入政治、听从党和政府号召，谎报粮产、吃大锅饭的村庄，最终是村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各地政府强行控制下连逃荒的机会都没有。

公与私，一字之差也是一念之差，当时却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

说文解字：公与私

公与私这两个字，共同点是都有一个“厶”，许多人猜测，这个“厶”字为什么在公与私两个字中都出现，一个与“八”字组成“公”，一个与“禾”组成“私”，与“禾”组成“私”不难解释，就是禾苗是私人劳作产生的，不是野生的，私产最初与田地里的禾苗有关。

那么“公”呢？

我在村庄的公山（公共山林）里看到一堆木柴，木柴边上有一个稻草打成的绳结，形似“厶”这么一个符号，家人告诉我，哪怕是一堆牛粪，如果边上有人用草打了个结，证明这是别人收集在这里的，其它人不要动它，过会儿就会有当事人来取走。

我突然若有所悟：这不就是结绳纪事吗？这既是人类最早的文字，也是人类最早的民间契约，只要有意留下记号，就不会有人动它。最先发现的或收集的人，拥有相关野外东西的私有权。结绳纪事，记的是私事，为私有财产而纪事，人类最早最原始的关心，难道不正是私产吗？

它也是文明之始，会用符号来标记财产，并互相信 守如此简单的契约符号。当然，它更与内心契约有关，因为在山林里，任何一个人或陌生人都可能取走，无法被发现，个人对他人的私产的尊重，也是对内心契约的坚守。

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韩非子》

《说文》“厶”部字形，与结绳形似。

从《说文》“厶”部字形看，与结绳形似，韩非的解释也能说明问题，自己结成一个环，就是私。如果“八”字是作 “背”字解释，“公”就与“厶”相背反，我的看法是：“八”亦是古代“扒”字，一个人将一处野外财物结绳纪为自己私有，但有人将其“八”开、解开，还原为公共。由此可见“公”从原始文明时代开始，就是对私的破坏或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