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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祯到康熙:为坚持真理,洋大人的奇幻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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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4 11:50: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记忆群岛





明清之际,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近代科学第一次传入中国。
对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日本科技史家薮内清也曾写道: “由唐至明末的外来科学……其最终的结局,是被中国的传统所湮没。只有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输入的外来科学水准比中国高,具有一种与中国传统抗衡的力量。”
清初,由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制定的历法由清廷作为“皇历”颁发,可谓是这一场“西学东渐”的最高峰。
传“西法”
汤若望(1592-1666),原名约翰·亚当·沙尔。他出生在莱茵河畔科隆城的一个骑士家族,自少年时期起,即到罗马进入耶稣会所办的学校接受神学和科学教育,并加入耶稣会。
1619年,汤若望来到中国。在澳门学习了汉语后,依照当时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普遍做法,他取汉名为“汤若望”,因为“汤”与“亚当”发音相近,而“若望”则与“约翰”谐音。
依照德国学者恩斯特·斯托莫的说法,汤若望乃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天才”,而这时的耶稣会,也正在中国实施“科学传教”策略。
这一策略由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所创。
在初入中国时,利玛窦穿上了佛教僧人的衣服,向平民布道,但毫无效果,他转而认识到,应该争取让士大夫成为天主教徒,通过“上行下效”为天主教的传播打开局面。于是,他改穿儒服,结交士大夫,和他们论学,并展示他在数学、天文学、制图学和机械学上的过人之处。
新做法果然引起了不少中国读书人的好奇心,其中一些人成为利玛窦的支持者并改信基督。
1601年,利玛窦获准留居北京,并因数次准确地预测日食而声名大振。
这时,朝廷也正在为历法的屡屡失误而苦恼。
《明史·历志》载:嘉靖“十九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言日当食,已而不食”;万历“二十年五月甲戌夜月食,监官推算差一日”。
在古代中国,历法绝不仅仅是一份时间表,而是天人秩序的象征。皇帝作为“天子”,以圣名颁行“皇历”,以此指引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活动,使之合于天意。
也正是因为历法如此重要,所以其推算稍有差错,即是不祥之兆。以预报日食为例,因为太阳象征人间的君主,如果日食发生,就相当于皇帝受到了侵害,这时必须进行“用牲于社”的仪式,以帮助皇帝免灾或改过。
但是,当时明朝所行的《大统历》乃是沿用了元代郭守敬所制《授时历》,并且在两百年里未曾对之进行修订,致使误差日积月累,到了明末越发明显。
而历法之所以不能得到修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天文学经历了元代的高峰之后,在明代进入了停滞期。钦天监即便有心,也无力改进历算的精度。
更何况,如果有其他人成功地修订了历法,则相当于原有的天算学者失势于庙堂。
也就是说,历法改革不止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关涉到现实的政治利益。
对于急切地想要影响朝廷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说,这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1605年,利玛窦向罗马发出求援信:“火速派遣天文学家、懂得历算学的教团成员到北京来!”
多名精通历算的耶稣会传教士,随后分批来到中国,汤若望即为其中之一。他们此来的目的,是要和中国的传统天算学者争锋,更是要借此让耶稣会传教士登上庙堂。
1629年6月21日,北京发生日食,钦天监再次预报错误,崇祯帝震怒不已。徐光启借机上奏,请求设立历局,以“西法”修改《大统历》。众多钦天监官员原本一直很抗拒修历,但为了避免获罪,也转而主动要求修改历法。
1630年,汤若望进入历局,并成为修历主力。随后,历局陆续完成《崇祯历书》一百多卷。这是中国第一部采用西方近代科学制定的历书,不过它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颁行的机会。
1642年,崇祯帝下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但是,“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制“皇历”
1644年,李自成与清军先后进入北京。
多数传教士避乱南下,汤若望独自一人留守宣武门教堂。这里存放着大批为印制历书而准备的印版,它们是汤若望的毕生心血,也是耶稣会能否立足北京的资本。
李自成兵败时,北京成为了人间炼狱。溃兵毁坏紫禁城的巨响,一直传到数十里以外;城中的许多民宅也遭到火药炸毁。当一群盗匪试图抢掠宣武门教堂时,他们看到了看起来比他们更为吓人的汤若望。
汤若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知道中国人并非胆大之徒,但我不知他们心中之怒火会烧向何方,也不知是何缘故引发这场大乱。故我手持倭刀,立于厅堂门前,准备抵挡袭击。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如我设想的那样:屋顶上的人看到我手持兵器,威吓逼人,满腮虬髯,摄人心魄,便开始道歉,高喊他们正在寻找匪徒,既然府邸平安,他们自会速速撤离。”
城内百姓欢迎清军入城,因为一个新政权至少可以使这座城市脱离无秩序的恐怖状态,但是他们仅有一个晚上得以喘息,次日又迎来新的厄运。
清军发布通告,中、东、西三城为满人保留,原有住户应在三天之内,全部迁走。汤若望也在应迁之列,但他认为,这更是一次机遇。
他马上写了一份禀帖,加入到紫禁城外的请愿人群中。这份禀帖写道:“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来京……于崇祯二年间,因旧历舛讹,奉前朝敕修政历法,推测日月交食、五星躔度,悉合天行。着有历书表法一百四十余卷……伏乞皇上轸念孤忠,特赐柔远之典。”
应当说,这是一份措施巧妙且得体的禀帖。先是介绍了汤若望的身份、为前朝所做的贡献以及对历算之精通,然后向新朝表示出报效之意。它很快就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案头并受到他的欢迎。
这时的清廷,正需要招纳汤若望这样的历算人才。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如今“天运已新”,急需制定新历法,以“改正朔”证明清朝取代明朝乃是天命所归。此外,它还可以通过重用汤若望,传达敬重人才的信号,以收拢人心。
但是,清廷首先要对汤若望和其他历算学家做一次考验。很清楚清廷用意的汤若望上奏新朝,“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
这份奏折,实际上也是汤若望对历算对手的一封战书,因为其他历算学家这时也在向新朝呈送历书。
八月初一,朝廷命大学士冯铨率汤若望等人登上观象台,对各派推测的日食预报做现场验证。
报时辰的官员大声宣读。回回历算法预报的时刻到了,日食没有出现;大统历算法预报的时刻到了,日食仍然没有出现;汤若望预报的时刻到了,日食准时出现。
朝廷随即降旨,以西洋新法造《时宪历》,颁行各省。随后,又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洋监正”,也是“西法”历书第一次成为中国的“皇历”。
利玛窦所创的“科学传教”策略,由汤若望进行了创造性的执行。年少的顺治帝时常前往汤若望的府邸,询问如何推算日月食、如何采制琥珀油等各种对长于深宫的他来说都很新奇的问题。他称汤若望为“玛法(满语,意为尊敬的长者)”,授予汤若望正一品官衔,并依照中国的习惯追封汤若望的先辈。
扶摇直上的汤若望不经礼部同意,即重建了宣武门教堂。一座20米高的巴洛克式教堂将原来的小教堂取而代之,它远远高出附近的房子,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望见它。
1874年的宣武门天主堂造型,此时建筑已经多次重建
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因汤若望的声望而得到保护。一位中文名为傅泛济的传教士致信感谢汤若望:“我们大家……都很安全地憩息在你的荫影之下。”
当时也在北京的传教士南怀仁甚至这样写道:“汤若望对皇帝的影响比全部督抚和贵族加在一起的还大。他的名字在中国,要比任何一位欧洲名人在国外的名气都大。”
受“历狱”
但是,属于汤若望的灾难也正在悄悄地酝酿。
当他把科学作为传教的工具时,实际上,当时清廷也只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工具,甚至把带来近代科学的传教士也只是视为工具。
换言之,清廷之所以重用汤若望,主要因为他是难得的历算人才,而精准的历法具有统治亿兆子民的优良工具价值。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顺治帝对汤若望所带来的“奇巧之物”深感好奇时,对天主教教义却不感兴趣。这不免让汤若望感到失望,因为他的传教策略乃是以中国的上层要人改信基督为最大的目标,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向顺治帝讲述耶稣受难以及诸信徒苦修的故事,但后者只是听听而已。
汤若望懊恼地写道:“人多怀诡诈,尤以东方人为然,连上帝的信仰也无能为力。”
1657年,顺治帝下诏在宣武门天主教堂前立碑一座,且亲笔写了《御制天主堂碑记》。在碑文里,他明确表示:“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但是,他又称赞了汤若望的守教精神,“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
也就是说,作为皇帝,顺治帝最在意的是忠君之道。儒家学说经过历朝历代的改造,已非常做为适合巩固皇权的工具,对此他自然“服膺”;如果天主教风行中国,那么皇权在面对“教权”时如何自处?所以顺治帝认为,传教士对信仰的忠诚精神,倒是值得皇帝的子民学习,只是子民必须清楚,这忠诚的对象要指向皇帝。
这时的顺治帝,其实已经在疏远汤若望。在题写《御制天主堂碑记》之前,他就已经很少和汤若望接触,而是开始频繁接触汤若望所反对的僧人。
顺治皇帝
顺治帝病死后,历算对手借朝中权力更替之际向汤若望发难。
1664年,歙县人杨光先向礼部呈送《请诛邪教状》,参劾汤若望。在这份控告书中,杨光先回避了他所不擅长的“历数”,而是从“历理”入手,控告汤若望在为襁褓中夭折的荣亲王选择葬期时,误用洪范五行,祸及董贵妃一病而亡,接着又殃及顺治皇帝,使他年仅24岁就早离人世。
杨光先所说的“历理”,简言之即“阴阳五行之理”。对于传统的“皇历”来说,乃是“历数”和“历理”并重。“历数”追求科学性,以精准地确定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等事务;“历理”则“视生克制化之用,用得其理”,应用于生活中的婚丧嫁娶等事务。
对于汤若望来说,他不可能精通“历理”,甚至不可能赞同“历理”。因为,他作为一名传教士,“历理”在他眼中乃是一种要攻破的迷信。
结果便是,以历算之学而登庙堂的汤若望,最终也因为他的历算之学“为祸”帝王之家而获罪。1665年1月15日,刑部判决,汤若望应处以绞刑。
在刑部宣布判决的次日,恰有日食要发生。刑部官员让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代汤若望做预报。当天下午3点,日全食在南怀仁预报的时间开始,而杨光先等人不但预报错了时间,还预报成了日半食。但刑部依然坚持死刑判决。
最终是异常的天象救了汤若望。
1665年4月13日,一颗彗星划过北京上空。三天后,北京又发生地震。4月19日,朝廷发出大赦令。5月18日,汤若望离开牢狱,回到了宣武门教堂。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病逝。
历法之争在汤若望的身后,又持续了数年。1669年,杨光先等因所编历书谬误百出,被康熙帝革职;南怀仁回到钦天监,复用汤若望制作的《时宪历》。
传教士依然作为精通历算之人才为清廷服务,但他们在朝廷眼中已无足轻重了。在一条给传教士的谕旨中,康熙帝写道,他留下他们,乃是“使尔各献所长”;若没有他们也无所谓,“尔等去留也无关涉”。
虽然,“西法”历书因其准确性最终胜出,但这并不是科学的胜利,只是“西法”历书的工具价值再次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或者说,当时科学在中国毫无独立价值,其能否存在或发展,完全取决于朝廷的需要,而同时期正在西方发生的科学革命,其革命性的意义即在于认为科学具有独立的价值,在于证明了无需天启的帮助,人类凭自身理智即有力量揭开世界的奥秘,而不在于某项具体的实用技术的进展。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第一次“西学东渐”,至此进入停滞期。一直到两百年后,在洋务运动的“自强”呼声中,清廷才不得不正视“夷人”之“长技”。(作者:何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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