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从习近平打击富豪的规律见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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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的戏即将落幕。12月3日，中国恒大集团在香港联交所发布了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应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请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向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派出工作组，督促推进企业风险处置工作。我觉得，是时候总结习近平近三年以来收拾中国富豪的规律了。笼统地批评习近平侵犯私人资本，无法解释一件事情：在打击之势下，中国富豪增长数量全球第二。

被下架的富豪多为“白手套”

据瑞银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2020、2021年度亿万富豪报告，2018年至2020年7月底，中国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增长71%，达1.7万亿美元。2020年全球百万富翁数量前十名国家中，美国百万富翁人数最多，约2200万人，占全球总数近40%。中国百万富翁超500万人，约占全球总数10%，排名全球第二。

世界皆知，从2017年开始，习近平下架了若干中国超级富豪，大家熟悉的肖建华、王健林、吴小晖、马云堪称商界翘楚。用流行语形容，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政治人脉”：

肖建华，2017年2月被国安从香港带回大陆密押。早在2013年1月，国内《第一财经日报》与《南方周末》先后发表调查报道，展示了“明天系”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频繁注册投资空壳公司，迅速成为参股或控股数十家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的资本帝国，资产总规模近万亿。《纽约时报》2014年6月4日在《被六四改变命运的商人肖建华》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资料，称行内早就猜测肖拥有特权，能够参与涉及国有资产的交易，并与统治阶层的家人共同获益。肖建华承认，他结识了不少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并与他们“碰巧”一起投资。其中被列在肖建华人脉网上的有：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女婿李伯潭、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习近平姐姐齐桥桥——因此，肖得名“超级白手套”。

2017年，中国首富王健林因无视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警告，继续向外转移资金，成为北京当局重点打击对象。对王健林跟踪调查了多年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在《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2015年4月28日）一文中，专门附上了一张“万达股东与中共高官的关系链”图表，新老三届常委的家属几乎尽在这一链条上——算“政治人脉超级良好”。

吴小晖曾是邓家外孙女婿——裙带关系。

在当今中国经济舞台上，马云是位“生旦净末丑”唱做打全工的超级富豪，他比上述几位受到的打击晚了不到三年。这位的人脉也被《纽约时报》在多篇文章中披露过。傅才德在《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2014年7月21日）一文中，列举的在投资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有2002年以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任职的20多人的子孙：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儿子温云松的新天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Alvin Jiang）博裕资本、中共八大元老王震之子王军的中信集团、陈云之子担任行长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机构国开金融、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之子贺锦雷。

江胡时代形成一个重大“中国特色”，高层权贵利用自己体制内的权力，寻找到合适的代理人（白手套），各在自己的领域内构建了家国利益输送体制。这些利益集团当中，除了周永康家族与吴小晖被打回原形之外，对待其余的家族，习近平只是采取各种挤压限制手段，让他们的财富大大缩水。当然，在这一轮影响甚巨的政治洗牌过程中，不少依附在利益链条上的商人、企业不可避免受到牵连，这个过程可称为“倚权而富，回吐于国”。

十年博弈，习近平成为赢家

2013年开始的反腐运动，注定是中共权力斗争激烈的产物。两个任期内，习近平在两大关键战役中获胜，与此同时，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第一大关键战役当然是权力格局的彻底洗牌。通过反腐，党务、政府、军队、警察系统几乎全部洗牌。这一过程当中，习曾博弈的重要战区是国安系统与香港。

第二大关键战役则是切断中共高层尤其是三代政治局常委家族的家国一体利益输送体制。如何让这些家族吐出钱财的方式，外界至今也不清楚。但能看得到的是白手套的下场，这从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富豪资产变化可见：王健林在福布斯富豪榜从2018年的1566.3亿元缩水为2021年的940亿。马云的资产从2020年的4000亿变成了2673亿，一年时间接近一半的财富不见了。

《纽约时报》在马云受整时曾发文猜测习近平喜欢什么商人，认为只喜欢听党的话的商人。这说法从表面上看是对的，但其实不然。上述商人从未表示不听党的话，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商人是党内势力哪条线的白手套。对于在权斗修罗场历炼了十年的习近平来说，党的最高代表与唯一代表只能是他，多龙治水的格局是极其危险的，这些势力也不能拥有太多的财富，否则用于政治活动将造成对最高权力的挑战。至今为止，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暴力派们的受训、活动经费从何而来，北京虽然没抓到多少具体的证据，但大致路道还是清楚。所谓“反腐没有终点站”，既是阻断家国利益输送体制公行的手段，也是维持上述几大系统效忠于最高领导的手段。

削弱摧毁政治反对势力包括潜在的政治反对势力的经济基础，并非臆想。今年11月中国在数省对台湾远东集团的打击就是一例，尽管4.74亿巨额罚款是针对该集团在大陆投资的化纤纺织、水泥企业有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等，但与此同时，国台办负责人却公开表示，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干“吃饭砸锅”的事。

这类“吃饭砸锅”的事情，马云与许家印也都干过。比如马云在P2P相继爆雷的时候，却要推出同类的蚂蚁金服产品；在习近平一再表示“房子是用来住而不是炒的”，苦思挤压房地产泡沫而不得良法的2017年，许家印却逆势而上，不仅在国内折腾了三轮战略投资，还举借了大量外债——这些行为被视为拆党的台，表态听党的话已经不能够取信于当局了。

考察中国动态，莫忽视国际背景

有人说习近平这是逆国际大势而行，我只能说他们没看清国际大势。

1、国际潮流浩荡向左，美国左派中的极左与中共都奉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区别是前者处在在走向专制的路途中，毒药外面包裹的糖衣还在。拜登政府对富人现在也不那么客气，尽管美国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与商业团体都向民主党提供大量政治捐款。但拜登政府仍然推出了措施，将美国公司海外利润最低税率——“全球无形低税收入”（GILTI）从目前的10.5%提高至21%，并在今年10下旬的G20峰会上力促，让参加国通过了一项全球协议，将采取措施将大企业的最低所得税率设定在至少15%，拟于2023年执行。《华尔街日报》早在今年8月13日发表一篇《美国企业何以沦为政治孤儿》，指出在拜登政府指示政府机构采取72项各不相同的措施来约束大公司的行为之后，美国企业发现自己抛弃了共和党，但左派也容不得他们继续以前的好日子。

上述事实说明，在全球向左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富翁日子都不好过，只是各有各的难过。

2、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正成为各国抄写的作业。所谓“战略性调整”大体是两个路向：一是要扭转过去15年以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资本流向为脱虚向实，引导资本流向实体企业；二是要趁机改变中国经济的公私权重。

全球经济都因各国央行的滥发钞票在虚拟泡沫化（债务过重是其表现），美国的金融、互联网主导的经济与欧盟的绿色能源均是如此。此时习近平脱虚向实，方向不能说不对，问题在于中国的技术能力欠缺。加大企业的国有化权重，更不是中国政府独家逆势操作。IMF在《财政监测报告（2020年4月）》第三章“国有企业：另一个政府”中给出的数据是：过去十年，国有企业在全世界最大企业中的重要性增加了一倍：规模达到45万亿美元，资产目前占总值的20%。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数以千计的国企，例如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该报告对北欧、新西兰的国企给予肯定，认为国企在竞争性部门运营的理由较弱，但在公共事业部门有存在的理由——这个报告对国企的肯定，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大重置的主张一样：利用疫情与绿色能源对世界进行大重置，其中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加强各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这个削除权贵豪商利益的过程，既是习近平打击国蠹、巩固红色政权的过程，也是习近平成为孤家寡人的过程。因此，习近平失去了任期届满平安下车的任何可能，为谋自身及追随者的身家安全，他不得不修改领导人连任两届的党内规则，在设置接班人的问题上煞费苦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大势并非永远正确，比如20世纪席卷半个地球的共产主义运动就被历史证明是严重错误，人类的不幸在于左祸结束才30年，又得经历一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