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政策重击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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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作者: 王赫



2021年中国经济乱象纷飞，颇有戏剧性。例如，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3%，二季度为7.9%，三季度却大幅回落“破5”，仅4.9%。路透社称之为“想不到”。而四季度呢，有机构预测可能“破4”甚或“破3”。

中国经济的困难，当然有外部经济因素，诸如大宗商品涨价、国际航运紧张等等，但中共的经济政策才是主因。中共对此也有认知，可其反应之一，却是大力整顿财经自媒体，不准“唱衰中国经济”、“毫无立场、不加判断地转载搬运”境外报导评论等等，一贯的荒谬。

本文概述重击中国经济的中共七大政策。

一、极端的疫情“清零”

疫情持续两年，世界各地都开始尝试“与病毒共存”政策。中共却仍在严厉执行“清零”政策，每次发现有确诊个案，就立即封锁社区，同时强制所有曾经到访的人进行检测。从瑞丽一名蹒跚学步的幼童做了超过70次检测，到习近平连续二十多个月不曾出国访问和接待外宾，无不反映出这种“清零”政策的荒唐。

中共为疫情“零容忍”政策辩护，如11月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说，这“彰显人民立场制度优势”。今年夏天，上海著名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建议人们要学会与病毒“长期和平相处”，他在网上被恶毒地攻击为外国人的“走狗”。前中共卫生部长高强称其想法是“投降主义”，等于给国家“抹黑”。抗疫路线背后，潜藏着中共的制度之争，令全民买单。

今年中国疫情反复，多次局部地区暴发。“清零”政策造成恶劣的次生灾害，严重影响经济。例如21万人口的云南边城瑞丽，几个月接连经历了三次封城加上全民检测，当地经济的很多领域濒临崩溃。又如，在盐田港——全世界最繁忙的大型集装箱港口，发现首宗感染病例后，当地收紧防控措施，导致港口运转能力急剧下降、运费飙升，重创全球供应链。

二、指向性的“反垄断和资本防止无序扩张”

2020年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重点任务之一。2021年当局频繁出手。在政府机构设置方面，11月18日，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由原先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直属局，变为国务院新组建的副部级国家局，是拥有独立编制计划的副部级执法局。在立法方面，《反垄断法》时隔13年首次修改，中共称是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供制度保障。

在具体行动上，从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款，到七部门联合调查滴滴、相关APP从应用商店下架，等等。根据投资银行高盛集团7月29日公布的一份报告，单从去年11月以来，中共监管机构至少已采取了五十多项实际行动，范围涉及反垄断、金融、数据安全及社会平等等领域。这一系列举措导致包括阿里巴巴及腾讯在内的中国六大科技公司的股价与2月份的峰值相比，市值总计已蒸发了约1.1万亿美元，相当于超过40%的跌幅。

虽然，中共一再声称，如10月21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说，针对的是“无序”，强调的是“规范”，不针对特定所有制企业；但外界多认为是“打压民营经济”，比如，国企垄断触目惊心，怎么不见中共有如此大动作呢？

三、计划生育政策危害大小打小闹调整难奏效

中共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七次普查结果原定于四月上旬公布，却被推迟到5月11日，遭多方质疑。有人口学者称“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是质量最差的一次普查”。即使根据普查数据，中国人口危机已“在路上”了，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出生率低”（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2019年仅为10.48‰，2016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减少）和“老龄化剧增”（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两项指标较2010年分别提升了5.44个百分点和4.63个百分点）。

而这，对中国经济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人口学家易富贤认为，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可以推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继续减速，到2025年之后可能将低于4.7%，2035年连2%都很难维持，意味着2035年经济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需要经济增速平均为4.7%）的目标恐难实现。

面对人口危机，6月26日中共作出“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例如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对此，中共国家卫健委强调，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跟彻底放开生育不能划等号，并未彻底放开生育，仍实行三孩政策。而如此“小打小闹”，而非彻底否定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如同开放“二孩政策”那样，于事无补。

那么，中共为什么不彻底放开生育呢？易富贤说：“如果计划生育被废止的话，就说明之前（实行）是错的。因计划生育而死的婴儿，怎么向老百姓交差？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权威性和正确性，不敢这么搞。否定了文革，才便于改革开放。不敢否定计划生育，在人口政策上就很难放开手脚。”

四、严苛的数据管制政策，制造“数字柏林墙”

登陆美股155天后，滴滴出行12月3日宣布，启动纽交所退市及香港上市准备工作。这是在滴滴出行经历停止新用户注册、App下架、网络安全审查后的最新进展。市值一度超800亿美元的滴滴，这番折腾，市值腰斩，损失惨重。

滴滴只是中共严苛的数据管制政策的牺牲品之一。今年先后推出《数据安全法》（9月1日施行）和《个人信息保护法》（11月1日施行），连同2017年推出的《网络安全法》，中共宣称已构筑起中国信息及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框架。数据相当于21世纪的石油，是推动人工智能算法、经济实力和国家力量不可或缺的资源。中共把数据与数字经济作为“弯道超车”美国的一个主要机会。因此，中共搞“数据专政”、打造“数据柏林墙”，甚至不惮与美国“脱钩”。

关于中共的做法，《纽约时报》写道：通过“将中国数据与世界隔离开来，对全球数据流动施加新的域外权力，并将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置于法律约束之下——同时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吸收其它国家的数据。”例如，它成功地迫使特斯拉、苹果和其它公司选择建立专门的中国数据中心。路透社11月16日报导，在中共出台新的数据法后，中国水域的船舶正在从跟踪系统（确保全球供应链透明度）中消失，使得缓解供应链危机的努力受挫。

但是，中共这个政策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是巨大的：第一，美国和西方的反制，例如6月，拜登政府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采用新的监管程序，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跨境数据流动，西方世界甚至可以建立“可以信任的数据自由流通”联盟，彼此之间共享数据，同时限制流向中国的数据；第二，中国“数字经济”虽然发展迅速，但在技术上存在许多短板，并不能完全独立，硬要建“数字柏林墙”的话，首先伤害的是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和数字经济。

五、迟滞的电力体制改革叠加“能耗双控”，“电荒”再现

9月以来，消失多年的“电荒”再现二十省市，甚至“十一”期间北京也取消“灯光秀”、压减景观照明时间。“电荒”沉重打击中国经济，加剧了外资撤离。

西部证券研究报告指，运动式的“能耗双控”是这次电荒的直接原因。虽然，“能耗双控”（包括“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总量”两项指标）是一个已经执行了很多年的政策，2021年的“能耗双控”也并没有因为碳达峰、碳中和而加码，不过，2020年以来由于疫情冲击，部分省市存在侥幸心理，“能耗双控”执行放松；在中央严格“能耗双控”达标的压力下（例如，9月16日，国家发改委又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就搞“运动式减排”，强行“拉闸限电”。

这次“电荒”凸显了中国电力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痼疾。前者指煤电过剩与尖峰电力短缺并存，出现了“全年富电量、短时缺电力”的现象；后者指“煤电价格倒挂”，电煤价格已经彻底市场化，但煤电厂上网电价却由政府管制。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痼疾为什么解决不了呢？是因为中共电力体制改革的迟滞。面对电力市场化、可再生能源规模并网、低碳电力这三大挑战（欧美电力工业已从容应对），中共陷于内部的无序博弈，不是去厘清电力发展思路，而是采取鸵鸟政策，能拖就拖，直到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

六、榨取性“房改”与慌乱的房地产政策

1998年房改启动，中共承诺城市80%以上家庭住上经济适用住房，向最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高收入者则购买商品房。但到2003年，房改变调，中共将房地产业定位为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住房供应主体”从经济适用房变为商品房。这造成了中国城镇住房90%为商品房的极端畸形，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而“在发达国家，商品房占整个住房供应体系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5%，保障性住房或者带保障性特征的住房占比往往非常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曹建海语）。

于是，一边是商品房价格犹如脱缰之马般疯涨，一边是保障房建设雷声大雨点小、边缘化，“高房价”时代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也由此制造了空前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四个绑架”——房地产绑架了经济增长（约贡献了GDP增长率的1/4）、绑架了地方财政（约占广义地方财政收入的1/3）、绑架了银行信贷（约占四成）、绑架了居民财富（越占七成）。

这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当局也视房地产是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灰犀牛，忙于“拆弹”。2020以来，先后推出针对房企的“三条红线”、针对银行的两个“集中度”管理、全国22个重点城市住宅用地集中供应（不超过3次）、收紧购房贷款、“二手房指导价”等等，这些都造成了房企的生存困难和房地产市场的收缩。最突出的例子是头部房企恒大债务违约，房市“金九银十”不再。

同时，中共又推出房地产税试点（10月23日）和首次明确国家层面的住房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6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之前，“十四五”规划提出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占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比例应力争达到30%以上）。这都将对中国房地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共的目的是慢慢挤出房地产泡沫，避免硬着陆。但是，2021年慌乱的房地产政策，却似乎加速了房地产拐点的到来，造成了普遍的社会恐慌心理，国际国内对中国房地产和中国经济的走势的“预期”正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渴求的“三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越来越遥不可及了。

七、冲击力难以预料的“共同富裕”

如果说2021年哪个政策影响最深远，可能要数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当局重点推出的“共同富裕”，声称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众所周知，世界上都讲初次分配（通过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收入）、再分配（政府税收调节）；中共却制造出了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第三次分配”，将其定义为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此论一出，国内外舆论哗然。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道德绑架和政治绑架，“如在富人头上敲警钟”，是“合法”抢劫，乃中共向左转的重要标志。

此次会议之前，5月20日，中共即推出《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并于7月19日正式发布《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

当局这次喊出“共同富裕”后，互联网巨头们纷纷慷慨解囊，争相戴上“慈善”的帽子。例如，先是腾讯加码、接连宣布捐出总额1000亿人民币；接着拼多多也于8月底捐出100亿人民币；而阿里巴巴则是于9月2日启动“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誓言在2025年前，捐输1000亿人民币。

这些都显示“共同富裕”绝不只是一个政策宣传口号，而是中共的一个巨大的“阳谋”。中共大概想再一次给中国带来“一个深刻的变革”，或许将类似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梦魇般的“社会主义改造”。

不过，今日中共已是在下坡路上快速往下滚，绝不同于70年前的上坡情势；如果中共果真再搞一场“共同富裕”运动，只会加速它的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