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如何“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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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与时俱进”最近几年有了新花样，它接过了“民主”这面旗帜，“裹在自己身上”，发明了“中共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说法。鱼目混珠之后，“中共式民主”便堂而皇之地登场了。那么，中共的人大等同于民主制度里的议会吗？笔者从剖析中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代表产生和投票、“问政”过程，来说明“中共式民主”究竟是什么货色。

一、中共喜欢“民主”？

12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新闻发布会，英国路透社记者提问：中国的人大代表当选后，只需要做到令上级领导和党的满意，而选民即便对他的上级领导不满意，也没法直接把领导投下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田培炎回应：美国的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当选后，选民就拿他们没办法，只能等下一次选举；“中国人民不喜欢更不需要这样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中共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一旦发现有违纪违法行为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惩处”；“这样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

“中共式民主”到底是什么？田培炎的上述回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鱼目混珠手法。中国有真正的选民吗？选民是对应候选人的，如果在街上随便问几个市民，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选区，本选区当选的地方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是谁，更不知道全国人大代表在人代会期间说了什么、如何投票。准确地讲，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行为是国家机密，从不公开。

据全国人大官网介绍，全国人大、省级人大、市级人大代表均系间接选举，选举他们的是低一级的人大代表。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要经过至少两级以上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而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并不需要征求自己“选区”选民的意见，完全由他们自己按上级政府的意图投票。所以，所谓“中共式民主”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实际上是通过间接选举，把选民改换成了当选的地方人大代表，从而完全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完全与选民隔离了；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其实与选民无关，那是中共组织部门的挑选和安排。

至于全国人大代表的罢免，更与选民无关。田培炎的回答把因刑事犯罪被上级机关“罢免”，冒充为“选民”行为。“选民”对本选区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日常政治活动通常一无所知，更无法向全国人大代表问责、追责，更谈不上罢免他们不喜欢的全国人大代表了。

中共这种把选民与候选人全过程隔离的人代会制度，居然被描述成“全过程民主”；这说明，“中共式民主”其实不过是用地方政府挑选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来冒充民选的民意代表，以假代真而已。

二、全国人代会对人大代表的严密监控

在“中共式民主”之下，虽然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地方政府挑选出来的，但中共对这些代表的言行从来就不放心，因此实行了一套从来不对公众公开的监控制度。每次全国人代会期间，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监控。这种监控分为明的和暗的，先介绍会议期间对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开监控。

这种公开监控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人代会开会之前，先召开全国人大代表的中共党员会议，以便向这些代表交代，如何“开好这次会议”，也就是要听话、服从，互相监督。

第二方面的公开监控是严密地控制会议程序。每次人代会都是先开全体大会，宣布会议的议程。这些议程主要包括，一共开几次全体大会，哪几天分组开小组会；每次全体大会宣读哪些文件，比如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部长的财政报告、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等；最后一次全体大会投票通过审议这些报告的报告，再选举指定的总理。

这样的全体大会上，有时候会安排指定的发言人发言，但不允许代表们自由发言。所有代表按照要求，乖乖地分区坐好，听领导人作报告；再按照上级要求，举手或按键投票。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大一向被称为“橡皮图章”或“选举木偶”的原因。全国人大办公厅的一项任务就是，怎样把“橡皮图章”或“选举木偶”包装得“好看”一些。这样就出现了个别代表的意外举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有个黄顺兴，曾担任过台东县长和台中地区的立委，1985年利用到美国探亲的机会投奔中共，定居北京。中共为了对台统战，曾封他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某在中共的全国人代会上，经常按照台湾立法院的模式在人民大会堂里表演，随便发言，反对各项议案。他算是打破中共人代会控制模式的第一人。

1993年黄顺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反对三峡工程，最后只好辞掉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后死在北京。黄某是中共支持者，又是台湾人，中共允许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橡皮图章”做点包装。然而，他的下场并不好。中共与会的官员人大代表或其他各界被指派的代表们，当然不敢像黄顺兴这样做；他们懂得自己在会场上只是花瓶，而且属于随时会被高层摔碎的花瓶。

实际上，每次人代会期间，最高领导人完全掌握与会代表的态度和倾向；如果发现苗头不对，某些事项有很大争议，就会推迟表决，直到保证能有多数支持才投票；或者是下次换届时，把那些讲怪话、发牢骚、讲真话的代表换掉，换成听话的乖乖牌。至于高层为何能掌握代表们的个人态度和倾向，靠的是人代会期间那套暗的秘密监控制度。

三、各省代表团小组讨论的记录，用会议简报直报高层

全国人代会期间，分组开小组会的任务是，在审议的名义下，“学习”高层在全体大会上宣读的各项报告。这时候允许小组会参加者发言，同时派工作人员记录发言内容。

这些小组都是按地区划分的，通常每个省市的代表都集中住在某个宾馆，同吃同住同开会，每个省市的代表再分几个小组进行讨论。特地安排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在一起开小组会，其功能是，同一小组的人彼此比较熟悉，可以互相监督。军队系统的与会者不与各地区的与会者混合编组，而是军方代表集中在一个组，也是为了互相监督。

分组会议的发言没有多少事先的安排，看起来比较自由，但全国人大办公厅会派人在每个小组会的会场记录代表的发言内容。这些发言记录不给与会者看，与会者不知道工作人员记录的自己的话，是不是有选择性，是不是完全真实，什么话被故意漏掉了，什么话被添油加醋了。

所有小组会议的发言记录当天晚上连夜汇总整理成两类会议简报。一类简报第二天发给与会者，内容是引导大家按照高层意图来表态、讲话；另一类简报对代表们保密，第二天一早直送高层办公桌上，那里面不搜集空话、套话，而主要反映分组会每个会场的会议动态和“出格”的话。高层看到的会议简报里，通常会包含一些比较敏感的内容。比如，谁讲了一句“出格”的话，高层就从中掌握到某人的态度，然后决定是不是派人找他谈话。这种只给高层看的简报，其他小组的与会者不在现场，事后也看不到这类简报，因此完全不知道某人讲过什么“出格”的话。

四、克格勃式监控：密报人大代表会议期间的言行

全国人大办公厅派到每个省市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同时还承担了一项秘密任务，那就是对与会者暗中监控。即便与会者们私下交流，也可能同样被监控密报。

这些工作人员在会议期间与某个省市的代表团同吃同住同活动。同吃是指在同一个餐厅吃饭，可以坐到任何一桌；同住是住在同一个宾馆，全天候地与代表们在同一地方；同活动是指晚上看戏看电影也坐在一起。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这些工作人员实行暗中监视。

这些工作人员在人代会召开之前，已经记熟了自己所管这个代表团每个与会者的年龄、性别、姓名、职务。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要求这些监控者，不询问代表的姓名就能准确识别每个代表是谁。这样，监控者可以随时不动神色地观察，然后在心中默记与会者的私下交谈。每天晚上这些监控者有一个秘密任务，要每天写密报，专门记录谁在走廊里、饭桌上讲了什么牢骚话。

每天半夜，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派专车到各省市代表团所住宾馆，从驻团工作人员那里收取密报，密报的内容不通过电话上报，只用文字记录稿传递。密报经过全国人大办公厅的会议简报组通宵整理，编入专门给高层看的会议简报里。这样，整个会议进程当中，与会者的一言一行，只要有“出格”的，高层都了解。

每个省市代表团的团长都是省长、省委书记，这些参加全国人代会的“老鸟”们非常清楚监控者的存在，因此省级领导们对那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都表面上客气，暗地里防备，敬而远之，生怕自己或本省参会人员成为密报对象。只有一些新挑选出来的基层人大代表才会傻傻地找到那些监控者，反映下面的真实情况。“老鸟”们一发现那些“菜鸟”去向“上级”反映情况，就会设法不露痕迹地把“菜鸟”们引开，免得他们“撞到枪口”上。

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被指定担任全国人代会会议的控制任务，国家安全部还会派特务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去监控这些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派出的驻团人员。

中共的政治制度中，选举、开会，这一切只是政治仪式，其功能是为专制政权营造一种表面上的合法性；同时又让参与者在这些仪式的“表演”当中，感受到当局无孔不入的监控和压力。这样的代表，既不代表选民，也不敢问政，更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他们到北京开人代会期间，处于全过程被监控的状态。这就是“中共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