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长期问题正迫使北京重新考虑其整体经济

Macedon

源: ABC中文


中国人民银行正在鼓励中国各银行向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更多贷款，从12月15日起，银行必须持有的存款比例将减少0.5个百分点，降至平均为8.4%。

今年7月份，中国已经采取了类似削减，这与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等西方央行形成一个有趣的对照。这些西方银行正在谈论收紧货币条件，通过提高利率和减少量化宽松来抑制通货膨胀，量化宽松实际上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来刺激贷款。

那么，中国央行为什么要放松货币政策，这又会有什么影响？

中国的增长之恼

官方的理由是，由于放缓的房地产行业和令人失望的第三季度4.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低于第二季度的7.9%），因此要放松信贷条件。削减银行准备金的最低限额，也就是所谓的存款准备金率，预计将向经济中释放1.2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430亿英镑）的额外资金。

这旨在拉动中国的需求，以便在2021年实现政府6%的适度增长目标。如果信贷扩张并进入正确领域，那么它可以通过刺激需求来实现这一短期目标。而且，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不大，因为货币供应量一直在缓慢增长。

尽管坊间大肆宣传中国从封锁的经历中开始反弹，但这场疫情大流行并没有助力其经济状况。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遇到了重大的供应中断问题。有些是国内驱动的，但大多数是全球性的，比如电子芯片、煤炭、钢铁和航运能力的短缺导致电力短缺和停产。

但这些都是短期问题，随着疫情大流行的缓解可能会消散。不幸的是，还有一些长期的问题，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小打小闹的修补是无法解决的。

支柱产业摇摇欲坠

事实上，早在疫情发生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已经在下降：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15%的峰值下降到2019年前三个月的6%。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其中三个经常被提及，分别是：基础设施、出口和消费者，而第四个只是在官方圈子里低声议论，那就是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行业支撑着中国GDP的25%-29%，但它正在苦苦挣扎。由于恒大等大型企业债务负担过重，苦苦挣扎避免破产，新房价格正在下跌，建房步伐已大大放缓。

房地产也不是唯一一个根基不稳的经济支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支出和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大型项目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但随后出现了2007-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促使中国政府在2008年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金融刺激计划。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近30%，导致股票价格翻倍和房地产兴旺。

中国政府在2009年开始限制信贷，试图遏制这种过热现象。一个后果是，银行开始设计替代性融资工具，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式影子银行，这种影子银行将资金转用于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支出。

这意味着基础设施支出仍在继续，但它为经济带来的回报迅速下降，因为其中大部分是不必要的。数以千万计的公寓被建造起来，甚至是整座鬼城，供那些从未到来的工人居住。以前从农村地区流向城镇的移民，现在已经枯竭了。房地产投资增长在2013年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继续增长，但速度降低了。

另一方面，出口仍在推动增长，因为全球供应链仍然依赖中国制造业。但中国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利润率往往很低，对经济的附加值很小，而且制造商很容易被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和全球需求的波动所淘汰。

由特朗普政府掀起的贸易战，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大面上延续，并且已经向中国表明，旧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是不可靠的，它需要通过更加关注高附加值的出口（指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之间有较大差异的产品）来提升价值链。许多低附加值的业务已经转移到孟加拉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同时，中国的 “独生子女 ”政策和对男婴的偏好导致了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的下降。中国的人口预计将在2025年和2030年之间达到峰值，这一时间可能更早。

抚养比，即非劳动者与劳动人口的比例，已经持续上升了至少十年，而且预计还会继续上升。随着劳动人口的减少，而年轻和退休的受抚养人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中国的消费将超过经济产出。

向内转

在“共同富裕”的幌子下，中国政府正在发出信号，表明私营部门将被纳入国家控制的范围内。它已经取缔了影子银行和个人对个人的贷款平台，这些平台一直是许多小企业的命脉，因为大多数银行贷款仅限于国有企业。

中国政府还在科技行业、课外辅导和海外上市等领域出台了限制措施。它向全球资本市场发出的信息是：中国不需要外国资金，除非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投资。

外国投资者自然对所有这些干预作出了惊恐的反应，他们抛售中国股票，并撤回对中国的投资。对这一连串的事件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中国可能真的低估了全球投资者的反应，或者这一切可能是疫情大流行带来的一场精心策划的战略部署。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在谈论从出口到国内增长的再平衡。虽然基础设施支出显然产生了良莠不齐的结果，但如果中国制造商减少对海外客户的依赖，而把重点放在国内，那么就可以刺激国内消费。

疫情大流行和中国政府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使其有机会引导经济从邓小平在1980年代开创的外向型开放战略转向今天习近平领导的更内向型战略。

从释放中国国内外经济潜力的意义上来说，“双循环”一词被中国政府用来掩盖在技术、能源、金融和教育方面希望更加自力更生的欲望。这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依赖未来中国留学生的英国各所高校来说。

在英国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斯（Dennis Bloodworth）于1969年出版的《中国镜子》（Chinese Looking Glass）一书中，他解释了中国的政策直接来自于其古老的道家阴阳哲学。在外交政策中，中国先“惊”（阳），后“抚”（阴）。

威胁中国的私营部门和吓唬外国投资者可能也是“阳”战略的一部分。一旦经济出现向国内支出重新平衡的迹象，我们可能会看到“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