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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13 16: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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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中国人正把死亡的绳索往脖子上套
从理论上讲,“资源”应当是永远存在的,但是要看它们是以何种形态存在、以如何的技术来开发和利用它们。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目前还特别要注意“资源节约”呢?
因为如果我们节约使用现有能源和矿物资源,并不是说就可以避免使这些自然资源用光殆尽,但是,可以延长这些资源的使用时间。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我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寻找“新的资源”和使用新资源的“新的技术”。请各位记住:如果没有“新资源”和“新技术”这两样东西,人类就肯定会迅速灭亡的!人类灭亡之后,今天再热闹的东西都没有了意义。
我认为,一方面是发现新资源,一方面是要支持那些“有预见性”的研究、开发新技术。只要今后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机能”,中华民族的生存就有了“根”。否则就是沙上建塔。对于“新资源”,也须有“新技术”才能发现、开发和利用。因此,能否占有“新技术”,的确将是民族的生死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有支援“新技术”的组织、资金和有效的工作。应当在哪些方面“下大力气”投入注意力和研究资金呢?我想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首先,“新资源”究竟可能是些什么?
1、例如能源:油气资源消失后,煤还能用100多年,煤的液化和煤化工发展技术如何:“天然气水合物”的储量究竟如何?开采与使用的可能与现实,其温室效应比石油大8倍如何解决;汽油柴油等消失之后的“氢经济”及其技术问题;矽如何成为能源;此外,没有了柏油后,用什么材料铺路和修路,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交通运输”;没有塑胶的原料后,涉及人类日常生活的大量有关用品将如何制造;等等。
2、例如金属材料:技术专家认为能够取代“金属材料”的是些什么物质?那些具有优良坚韧性和延展性的物质资源应怎样发现、开发和利用?
整个发电和输变电在没有了铜矿以后,将会怎样?微波技术能否解决问题?
许多特种性能的合金材料将如何解决?
巨量的、各行各业的、各地的金属制品将如何找到替代材料?
等等。
但是我讲的这些不同意见,经济学家们是不喜欢听的。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有了万能的“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自动把经济发展拨弄到“最佳的资源配置”。经济学家认定只有“市场”二字能够救中国。但是,这事仔细想想,还是有点悬乎。因为,首先“市场”本身并不能自动引起资源的节约。相反,由于市场的“盲目”,还会自动带来资源的浪费。人们凭经验就会知道:某种商品在市场上的销路是否好,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示出来,即使在有了电脑和网路以后也依然是这样。所以,这不是“暂态反应”,不像实验室的物理化学试验、变化是“暂态”的,而是一种“延时反应”。在“延时”的过程中,资源的浪费就会不可避免。特别是农业,农民种的东西好不好卖?除了少量“按订货”生产的情况外,播种的时候大都不知道。“惊险的一跃”后,产品变成了商品,才知道有些是不好卖的,结果东西烂了,资源浪费了。
在工业生产上,中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也有个特点,就是:低技术,小企业,一窝蜂。一有了被认为有销路的专案,大家就一窝蜂挤着上。国家计委早已经发现了“项目小型化、投资分散化、产业趋同化”这个中国特色。但它始终在中国就这么“特”着,浪费着资源,许多年没有大变化。我曾经怀疑这是中国二千年“小农经济”的传统使然,至今没有解惑。一窝蜂的结果,是快速浪费资源。另外,假冒伪劣的横行,也毫无道理地浪费着宝贵资源。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都是宝贵的资源变来的。假冒伪劣成了中国经济的癌症,而且在东欧,他还成了中国商人的“招牌”,昭示着中国的一些商人是多么丑陋。现在,在“私利”面前,许多中国人已经是不要“面子”的了。所以,面子是否还是“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语),已很难说。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我看,“私欲横流”与人类的延续趋势相悖。
(二)中国人应当预计到二三十年后将发生的“世界贸易”的情景。
争夺资源,就是争夺生存条件。如果是文明的、在商业竞争中争夺,这就很好。如果因资源发生战争,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国防仍是保护民族生存的绝对重要的一环!争夺些什么?不少人预计21世纪主要争水。但我看,其他资源也会成为争斗的由头,不可不防。如果文明的人类仍旧能基本在“贸易”的圈子里争夺资源优势,那么谢天谢地,但我们也应当做好出现更复杂情况的准备。
1、是价格问题。自然资源的价格形成,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难点。由于矿物资源情况将出现大的变化,一些重要的金属材料或矿石在一段时间里价格可能会大幅上涨,黄金之类实际“使用价值”不高的金属物质会反而便宜。因为许多金属都成了“稀者为贵”的时候,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也没有多大必要。对国家黄金储备的“安全性”要加以研究,不要到时候吃亏。
2、重要的是,要查清到底有多少濒于灭绝的金属品种,而这些品种和数量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现在的世界,尽管有WTO,但在20-30年间拥有资源的国家(石油和其他高品位矿产)可能会出现“限制性”措施,即使中国已与资源国家共同开发某种资源,在出现“资源危机”时WTO能否顺利解决争端?也还是问题。
“自由化经济”将接受考验。物质资源的匮乏将会引起些什么,应预做准备。
从20来年后到50年内外,也就是中国经济希望“超日赶美”的这段日子,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日趋严重,世界市场上的资源价格将会日益昂贵,这对于中国一个既乏资源,又没有先进技术的人口大国来说,很有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三)在金属资源日益枯竭后,整个“消费经济学”将可能会重写。
我预计,在今后几十年里,生产领域里必将走向“高效率”和“大规模”。由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日益减少,到了一定量时候,物质资料生产上的“中小企业”,将势不可免地走上末路。
这就出现了一个绝大的问题,雪上加霜,这就是就业问题。在我去年完成的一本书稿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抄录在下面,以飨读者(有说错的地方,也可以痛加批评):“一方面,大量人员正在下岗;另一方面,新的寻求职业的人们又正大量涌进社会。例如,1998年仅全国高校毕业生即达106万人。除了电脑方面的职业,就是如有关生态环境这样的少数专业还正张开双臂,等待求职者。大部分专业的职业寻觅者发现他们往往告求无门。各国家机关一直在进行'机构改革',进人冻结;国家大中型企业也正处于'兼并'和'减员增效'的热潮中,除了少数特殊需要的专业外,进人也很难;外企倒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适合有能力的青年伸展腿脚,可是也不可能有很大的需求;现在就是小企业和私营小店,供大学生就业的门子也很不宽。此外,还有大量中学生、城市无业青年、进城的农民工,都在寻觅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据估算,21世纪开始后未来10年里,每年涌进社会的新增劳动力都将在1000万人左右。在2000年,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1- 2亿人,全国所谓'农民工'已达8000万人正在各个城市里流动着。他们是新的血液,也是必须面对的新的就业压力。
“据国家公布,从1995年到1999年的5年间,我国的城镇人口从35174万人增长至38892万人,共增加了3718万人,增长10.6%,但是同期,我国城镇从业人员只增加了1921万人,从19093万人增至2101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就业1.9%。尽管我们一直宣传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左右的骄人的增长速度,但我国就业率并没有相应的增长。1996年的就业增长率为3.8%,而到1999年时仅为1.9%,增长趋势不走高,就业总量提高也慢,使人们大大感到失望。1995-1999年间,我国外资和台港澳资单位的从业人员从513万人增加到612万人,增长达19%,平均每年增长4.53%,增加总量还是不多;这期间,私营企业中的从业人员从485万人增加到1053万人,有了极大的增加,增加总量为568万人,据计算,每年平均增长21.4%,的确是不低;城镇个体户仍然人多势众,共有1560万人增加到2414万人,但算下来,每年平均增长11.5%;而国有单位从11261万人猛降至8572万人,减少23.9%,平均每年负增长5.5%,但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也大量下降,比国企更甚,从3147万人降至1712万人,减少45.6%,但是1999年的就业人数总量,仍然超过了外企、私企和台港澳企业雇用人数的总和。国企和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总计9969万人,大大超过私企和外企总计1665万人,再加上个体户的2414万人的总和。若私企、外企要把国企和集体职工都”消化掉“,还需增加3.99倍的就业人数(若每年其就业与我国经济增长率速度一样,长远保持8%的增速,还需要23年可以完成1亿人左右就业)。就是说,经济学家们将扩大就业的重担放在私企和外企的肩上,学者们的愿望可能要落空。外企5年间增加就业人数只有99万,私企5年间不过吸纳了568万人,而同期个体户人数增加了854万人,大大超过私企。个体户经济是更加没有效率的经济,即使多增加了些'就业'人数,也未必算是出现了喜人的就业形势。”
因此,从世纪末至新世纪以后,城市“吸纳”新的就业者的能力是不乐观的。
这里写了这么多,是想说明中国就业形势的险峻。
在新的“资源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业形势是否有了好转的契机?完全没有,显然,它将更为严峻了。我认为,在资源殆尽的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学家20多年来支的两招,即私企、小企、乡镇企业,再加上一个“发展小城镇”,都是歪招,都是误国之策。
“私小乡”三企,目前绝大多数都是“生产性企业”。如上所述,这三种企业,是在以环境生态为代价,狂费资源,才吸纳了1000-2000万“城里人”,乡镇企业暂时容纳了1.3亿“农民”。但这条“产业之路”很难走下去,道理很简单,资源没有了。他们熟悉的生产手段如“机加工”这些落后技术,也都在几十年里完全过时。
那么,这1.4亿劳动力,还有其他3亿等待脱离耕作的农民,怎样就业呢?怎样找饭碗呢?就是说,怎样活下去呢?这是绝大的中国问题!也是绝大的世界问题!
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学家始终改不了旧思路和顽固性,死抱着几本洋书不放,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新的思路是什么呢?我认为:
1、从今开始,必须对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性”企业严加控制。一切生产性企业都必须高技术、高效率、低消耗。中国的“热效率”比日本低8倍,比美国低6倍,甚至比一般发展中国家都低1倍。的确,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热效率的根本问题,是难度较高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时髦和易行的“管理问题”。
2、今后,劳动者将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在产业部门就业;相当大的部分在WTO中所说的“服务贸易”的行业中就业,这是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保护资源的关键;还有一部分则是“就业后备军”,即得到失业救济、并接受职业训练的“失业人口”。现在“产业”部门工作的就业人口太多,资源不堪重负,是伤筋动骨的办法。这只能更快地挖去民族生存的座基,此法不可取。
首先应当砍掉的,是挖掘或使用各种矿物资源的小企业。其次逐步淘汰的,是高能耗、高物耗和品质低劣的小型生产性企业。最终自动灭亡的,是那些以出售“伪劣产品”为生的小型商业企业。这样,在消耗矿物资源问题上,中国的经济就会逐渐健康起来。
产业部门应当尽量吸收高素质的劳动力,也应有较高的报酬。应当改变“生产领域苦”、但“流通领域富”的不合理局面。产业部门的高效,将是人类资源消耗的福音。
最大量的就业人口,应当在“服务贸易”领域,由此也可以看出“小城镇”的局限。为什么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95%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一方面是产业的大型化,另一方面,因为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有那么多“服务贸易”岗位。历史的自然发展,有它本身的必然性。小城镇没有这么多“服务贸易”性质的岗位,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扑在小城镇上,把他们都建设起来了,但小城镇再多,无法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况且小城镇建设起来很浪费,容易形成宗法社会,教育和资讯落后,都是难以避免的。显然,小城镇没有大城市的效率,却有着比大城市高得多的“单位建设成本”,例如上下水和城市基础设施都得搞,但是没有“规模效益”。小城镇,一个“小”字很合乎“小农经济”心理。中国是个大国,希望中国人还是抛弃它吧。
在大城市中的极为复杂的服务行业,“小企业”将会继续存在。未来,经济活动将分为“物质生产”和“服务贸易”两大类。已经使用习惯了的资源没有了,没办法呀,物质生产也只好“精细”起来,大量的就业人口肯定将在“服务贸易”领域中。
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个历史的大趋势,我们可能还会拿回历史的主动权,而不总是闷着头过日子,不知今夕是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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