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安的贾平凹不会成为武汉的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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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地得



武汉的跨年

　　这是一个伪问题，也是不太友好的问题，因为含有“你必须发声”这样的道德要求。每个人都只能要求自己发声，而不能去要求一个作家。

　　但是，如果我们忽略掉具体的人名，这个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在这次疫情中，为什么西安没有像方方一样写日记的作家呢？

　　这不是说西安没有人在记录疫情，光是我知道的就有两个朋友在记录。只不过，西安没有自己的“有名望的作家”，自己的“城市知识分子”。

　　把贾平凹和方方并列，是因为他们具有相似的地位：着名作家，地方作协主席（贾老师好像还是全国副主席），在市民中有着极高的认知度。他们写日记记录什么，也不太容易被删除。

　　贾平凹不会成为方方，不一定是“缺乏勇气”。更深的原因可能是，他本质上是一个“农村作家”或者“陕西作家”，只是碰巧住在西安而已。他靠写农村故事出名，很少写城市里的事。

　　八九十年代中国出了一大批“乡土作家”，陕西就有贾平凹、路遥和陈忠实三位，称得上是令人瞩目的群体。如果路遥和陈忠实还活着，一定更“德高望重”了，但是他们多半也不会像方方那样。

　　农村出来的着名作家，靠着一两部作品获得国家奖项，在省城立足，最高做到“省作协主席”。他们可能更靠近权力，因为这是奖项之外最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和认同的东西。

　　但是，方方在本质上属于不同的作家。她在武汉长大，读中学并且从武汉大学毕业，扎根于这个城市。对她来说，从亲友乃至市民中获得的认同，比“全国读者”那里得到的认可更真实。曾经看到一张照片，方方和几个本地朋友在一起，他们大多都和武大有关，都是这个城市的“知识精英”。

　　方方能够感受到来自所在城市的支持，这给了她安全感和某种使命感。她也有足够广泛的关系网，让她获得一手信息。这个“关系网”不是成名之后才建立的“利益共同体”，而是从小就获得的友情，其中既有医生也有官员。或许正是这样的“认可”，才让有一种发言的使命感。

　　在西安，有哪个作家像方方那样有“市民气”？目力所及，没有这样的人。其实这是大多数北方省会城市的共同问题。北方城市大部分是“新城市”，其精英都是过去几十年从全省各地的农村选拔出来的，他们普遍缺乏一种扎根于城市的“现代性”。

　　提到西安，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古都”，在古代它曾是一流城市，官方话语也是这么定位。我们不知道“30年以来”的西安，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那位从咸阳机场出发步行翻越秦岭讨回家乡的，代表一种“西安”，那是全省人民的西安；那个租住在城中村出来买埋头被防疫人员殴打的男子，代表的是另一个“西安”——这个形象是模糊的，没有根基的，随时可能消散的。

　　相比之下，武汉的“过去一百年”则要丰盈得多。1949年之前，它曾被称为“东方芝加哥”；不管是码头还是后来的工厂，以及江汉路上的商业传统，都让它拥有更强的“都市性”。九十年代文学繁盛，能够代表武汉的是方方和池莉——女性的，市民气的，而不是乡村的。

　　疫情给我们重新打量城市的机会。一些人盛赞上海模式，有一个原因是上海人更有“市民传统”，而不是只靠一个张文宏，反过来说，如果张医生是在西安工作，又会怎样呢？

　　还记得他第一次走向公共舞台，是在医院开会要求“有危险党员先上，而不是让群众顶在前面”，这让他成为一个话题人物。上海媒体进行追踪报道，每天采访他，让他成为一个“明星”。记得当时我和几个媒体朋友讨论这个话题，大家的共识是“这很敏感”。如果换一个城市，会是怎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