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阴影笼罩，不计代价的清零到底为什么？

FRANKSTON

美国之音


西安封城的结果举世哗然，目前西安因疫情死亡的人数为零，但却屡屡传出封城引发次生灾难所导致的死亡案例，各种人道危机更是比比皆是。

封城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防止瘟疫最无奈而有效的一剂猛药，现代社会该不该反复使用？疫区官员纷纷向中央递交保证完成“首要政治任务”的军令状，习近平不计代价的清零背后有什么政治考量？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坚持清零的国家，这种模式有没有必要和可能？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已经打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烙印，这是一个关系到他个人权力稳固的问题。

他说：“我想中国的清零模式绝不单纯是基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科学考量，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我们都记得去年八月，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就提出要学会和病毒共存，结果遭到批判。后来又改口说我们国家采取的抗疫策略是目前最适合我们自己的策略。其实在那个时候不光是张文宏，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还有钟南山也都讲过类似的话，要学会和病毒共存。外国的专家学者更没见什么人主张清零的。可是，中共当局依然坚持清零不松口，可见这个清零的政策主要是来自于当局，而不是来自于任何学者和专家。它是出自于政治考量，而不是科学考量。因为清零策略已经很深刻地打上了习近平的个人印记，他赌的就是哪一天新冠病毒自己消失。他最怕的是如果放弃了清零策略，病毒立刻大规模感染，那就前功尽弃了。清零策略导致的副作用、造成的次生灾害已经有了，而希望达到正面目的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那就是两头都得不到，就会很糟糕，那他的权力地位就会不稳。所以尽管现在很多人都在提出，尤其是奥密克戎这种变种的出现，很多人都提出要学会共存这个问题。但是从中共当局，我想主要是习近平，他还是认为他必须得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认为，新冠大流行以来中西方的抗疫方式的巨大差异，反映出各自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中国的抗疫模式是建立在剥夺人民选择自己生活权力的基础上的。

他说：“实际上关于这场问题的争论有一个前提，就是老百姓有没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这个基本的权力。我觉得这个基本权力如果我们拿到台面来看，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制度就是一般的民众是没有自主决定他自己的自由和他自己的福祉的权力，完全靠国家。当然这里面有制度的因素、历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很复杂，可是从目前看来就是这样。而西方现在建立的制度，它的前提是民众、人民有一般的选择政府、选择怎么样让政府去决策的权力。所以就存在两个巨大的价值观的不同，这两个巨大的价值观体现在抗疫上面，很有可能给别人表象感觉中国那个有效。但是如果说中国这个有效的制度用在西方是不是大家能接受呢？绝大部分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代价就是民众没有权力选择，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在这个区分下，西方国家并不是不知道中国抗疫这样一个所谓的‘诀窍’。这个窍门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就是把大家固定在他的自己的生活范围里，不允许他们有任何自主的权力。甚至是用官方的权力来决定你今天吃什么菜，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进行抗疫。当然西方的民众包括非洲的民众，他也不愿意这样。所以在经过过去两年的抗疫，西方主流世界的各国政府采取的一些抗疫措施，对中国都没有任何借鉴作用。而中国这么‘成功’的抗疫经验对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也是没有任何借鉴价值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这个观察给我们一个深思。它后面为什么会这样？它背后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两组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在后面起了作用。而且由于这两个价值观所建立的制度巨大的不同，也导致这两组经验无法相互借鉴，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人们在对中国严苛的封城清零模式感到不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对北京公布的疫情数据产生怀疑，比如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发表长文，题为“北京故意低报中国疫情死亡比率”，称在亚洲公共卫生水平最高的三个国家中，新加坡每一百万人死亡145人，日本146人，韩国108人，而中国只有3人多一点，文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同样，中国动辄封城清零，原因却只是出现了零星病例，这似乎也是不可信的。独立时评人虞平说，出现这种局面本质上说也是中国政治抗疫的结果。

他说：“它(中共)把病毒带来的危害这个本身从政治上来考量，因为这是中国当前的头等大事。再加上它过去的政策，从底层要层层对上面负责，所以它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用极端的方法去抗疫，第二个方法就是在数据上做假。我倒不认为是最高领导人授意要做假，是这个制度本身就造成造假。以武汉为例，武汉本身当初的死亡的人数最后定在4千多人，这是官方定的。但是你要看它当年那段两个多月三个月的抗疫时间，实际上的非正常死亡数量很大，超过前几年。所以有人分析过当时它应该死亡的正确数字，如果按照WHO的标准，应该是在4万人左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当然还不包括那些所谓的并发症死亡，就是因染疫死亡的。当然这都是一个猜测，在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家，这些数据没有人知道，甚至最高层也不知道真正的数字。这是专制政权的基本特色。”

在另一方面，人们在评论西安和中国其他地方封城的利弊得失时，也应准备好回答来自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责问：你们不封城，你们保护人权，但你们如何解释每天新增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病例？你们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了吗?生命重要还是人权重要，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官媒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抗议不利的批评与所谓美式人权的破产并没有关联。

他说：“对于这种批评，我想当然这次新冠疫情美国应对不利,有很多原因，很多人也在反思、检讨，但是这和所谓的美式人权的破产毫不相关。因为说人权，当然生存权或者说生命权是是最基本的人权。可是在这里所谓生存权、生命权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存或者人的生命不容伤害。政府在防止民众彼此伤害的同时，政府本身也不能对民众的生存或者生命造成伤害，这就叫不伤害原则。做到这一点就是做到了保障生存权、保障生命权。至于说由于天灾或者疾病这些原因，有些人陷入一种生存的困难，而政府在提供积极的措施方面做得不够、做得不好，那当然是个问题，但是那些另一类问题，不属于人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