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献珍“合二为一”到周扬“异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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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传媒
作者: 金钟



新年驾到。我们中国人面对未来，总爱说吉利、好意头，对数字相当敏感。共产党以数字治国，一打三反、四项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迷信三与八，又生又发。2008奥运8月8日8时开幕……今年2022，二字成串，不禁令人遐想。据说上海话，2字也是好意头，一个车号高价拍卖：2222，因有“来来来来”之意，台北有个来来大饭店，客似云来。可是，据我考证，2字并非好数字。因为六十年代因一句“合二为一”，引来一场“哲学反党”，成千上万人葬身祸海。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了文人的口头禅，香港不是已沉沦在“分久必合”之灾吗？现在是不是轮到台湾？2022，是凶是吉？

人民公社比“叫花子共产主义”还不如

这是后话，今天聊聊那场“合二为一”的苦主杨献珍。他是当年那场焚书坑儒的“闯祸者”，因为涉及玄奥的“哲学”，在清算中共历史中较少人重视。杨献珍（1896-1993湖北人）在中共理论家排名仅在陈伯达之下。他的革命本钱与众不同，1928年起，他坐了四年北平国民党的牢，竟获得办“狱中党校”之名，他带着脚镣，翻译了《反杜林论》《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等多部马列经典，并向狱友讲授（学生包括薄一波安子文等）。因此，出狱后，党校成为他的终身职。《联共党史》是他的拿手戏。

杨献珍1955年出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第一书记。该校使命是为毛共政策作马列理论包装，康生以文霸之权威与老婆曹轶欧代表政治局分管党校。祸起1959年庐山会议。杨会前三次发言批评“大跃进”，对浮夸风“人民公社”深恶痛绝：“说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其余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毛获悉，告诉周扬：“杨献珍是反对我的。”康生顺势给杨下结论：配合彭德怀“一文一武、一唱一和，疯狂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于是，杨的党校校长被罢官。

康生批杨献珍率先在哲学界发动文革

杨献珍真正的灭顶之灾，是1964年4月的一堂讲课，那天听众很多。他首次提出“合二为一”概念。实批（毛）对“一分为二”的过度宣扬。这原是哲学范畴的问题，一般知识分子都接受过“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知道马克思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律、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这三条被宣导为说明万事万物的生存状态和变化趋势，包括现象与本质、因果关系、必然与偶然等，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也是共产党打天下的原教旨观念。毛泽东深知共产国际、斯大林（史达林）对理论的重视，是革命领袖必备的条件，早在1937年，在延安以亲苏派路线的失败为论据，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批判教条主义派，建立他在理论上的党内优势。

但是，后来随着中苏分歧1960年展开，毛披挂上阵，1963年开始瞎凑“九评”，摆出正统霸主姿态狂诬“苏联修正主义”。同时，在国内发动哲学上的肃反：以“一分为二”取代“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只要斗争性，不要同一性。1964年7月，毛的死党康生率先发动理论界文革，在全国范围公开批判杨献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哲学”，下令党校停课，不到一年大批判“合二为一”文章500多篇，将毛的“斗争哲学”庸俗到小学生、工人无处不“活学活用”的地步。对外则煽动第三世界武装起义，反对欧共的议会斗争。“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将斗争哲学绝对化到粗鄙野蛮的地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杨献珍被揭发“吹捧赫鲁晓夫、骂斯大林的言论最多。”1965年9月，杨眼看“唯心论横行、形而上学猖獗”，被逐出党校，贬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文革爆发，在劫难逃，1967年5月，再被揪回党校批斗，挂铁牌子游街，下跪请罪。复被抄家，被殴打，在院子里四处爬行，任街坊邻居围观大哲学家颜面扫地。关押中他说他是老党员要看报纸，看守臭骂：“你屁也不是，是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接着，又以61名叛徒案关入北京白庙黑牢，身体完全垮掉，结核病毒发作，直到颈椎溃烂，喉部穿孔流脓，1972年才送医治疗抢救，留下失聪等后遗症。1975年6月“党内刽子手”康生死前不放过杨献珍，仍给杨结案定论为：“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拒绝签字。

直到文革后，胡耀邦任中组部长，终于给予杨献珍平反，结束他8年共产党冤狱加3年流放的苦难。1981年以病残之身，出版《我的哲学“罪恶”》。1984年，他说，他的哲学生涯是“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他痛心的是“几百万人因‘合而为一’而陷入否定之否定的命运中……”中央党校在文革前因“合而为一”案株连者，就有154人，及至文革，不少人被残害至死。处长黎明跳井自杀、知名哲学家孙定国跳冰窟而死（孙任党校领导人，1964年冬被陈伯达在批斗大会上粗暴羞辱，当晚即自杀）。1964年开始的这场哲学惨案，到1972年才停止，历时8年。也许因为林彪事件干脆掀翻了那帮披着哲学外衣的嗜血者的宴席，一哄而散。

周扬：痛批中共社会主义被异化

以“合而为一”为靶子的哲学批判，虽然和“胡风案”那样的文字狱、反右运动那样的政治“阳谋”一样，都是以大规模人权迫害手段推行，但是性质上更为严重，被直接挂上“反修九评”的中苏分裂，在《九评》最后，推崇毛泽东最大的反修贡献，就是用对立统一规律的“一分为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将毛的暴力革命戴上冠冕的哲学礼帽。1983年，文革结束已七年，中共又来一场“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批判周扬、王若水等的“异化论”，可以视为1974年讨伐杨献珍哲学的继续。周扬在中央党校马克思百年纪念会的长篇报告，系统、深刻地批判中共将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加以否定的做法，使政治异化、权力异化，产生个人崇拜，以致政治运动一再扩大化，绝对化……周扬实质上是指中共社会主义已经蜕化为四人帮专政的封建独裁主义，虽然被胡乔木之流打压下去，在思想界引起深思。

中国知识界不止一代人，经历了类似杨献珍那样生死与共的“否定之否定”历程，他们没有想到年轻时迷信的共产乌托邦，竟然在推翻一个“反动独裁”的国民政府后，从一场又一场的劫后余生；更没有想到踏入全球化数十年，换来温饱，却陷入更令人心寒的现代帝制统治之下，独立人格的尊严、自由依然如鬼火幻灭……究竟这场“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合理性何在？这是很多人大惑不解的世纪之问。值得探讨。

周扬（1907-1989）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统管全国文艺界。自称三次被打倒（鲁迅问题、文革、异化论）。1983年发表论文，对中共体制有深刻批判。

我在1983年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政治的评论《精神污染与异化理论》（载香港《七十年代》和美国务院杂志《CHINA RIVIEW》）。文章谈到大陆批判周扬谈异化问题的情形。曾引用周扬在纪念马克思大会作报告的一段话。他批判文革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停滞、倒退和变质”后，说：中共“从建党到进入社会主义都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这段话可圈可点。周扬（1907—1989）湖南益阳人，留学日本。文艺理论家、《安娜卡列尼娜》译者。

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总管全国文艺界，被讥为“文艺沙皇”，文革中遭批斗打倒，亲身领略专政的黑暗与残酷。文革后大彻大悟，向他打击过的右派道歉——他这段话内涵分量很重：缺少马列理论准备，即指中共一直不是一个马列政党，可以干出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事，是什么党？不言而喻。比伤痕文学更高层次地从理论上质疑中共社会主义制度。

战后斯大林的思路探讨

关于中共及其革命的性质，不免想到中苏史上的著名掌故：其一、1944年6月斯大林对美国大使哈里曼说过，中共是一个“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此话传得很广，影响亦大。很多人看到中国是个落后的农耕社会，以为中共只是一个搞农村改革的党。斯大林战后不少指示，也强调中国只宜实行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对此贬语，毛为掩饰中共赤化野心，而隐忍之。其二、1945年8月美苏撮合国共重庆和谈，毛不信任蒋，不愿亲往。斯大林两次致函毛泽东，1945年8月21日函称“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该赴重庆进行和谈。”此事在斯死后，毛作为斯大林犯的错误，多次提到过。但无人对此发表评论。其三、1949年初，共军兵临长江，国府李宗仁代总统力图救亡，函请美苏英法出面调停。斯大林1月10日有电致毛泽东，称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中共不应拒绝和谈，苏联需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斯大林甚至替中共草拟回函，表明只接受苏联单独调停。毛接到这封意外的电报，怒不可遏，拒绝苏共建议，斥责这将有利西方和国民党。且也替苏联草拟一封回函。14日毛收到斯大林缓颊的电报，称只是想让中共不失去和平这面旗帜……“隔江而治”遂风云散，毛后来骂斯大林要在中国搞“南北朝”。

毛和斯大林的分歧还有不少，直到1949年12月访苏和韩战。但以上述其二其三两条最为吃紧而惊人。毛给斯大林扣的帽子是“不准革命”。这顶帽子放在中共任何人头上都是罪不可赦的“反革命”。问题恰恰在此：为什么排在世界共产神主牌马恩列斯上的苏共领袖会如此一再地“反对中共革命”？笔者试图从两方面看：

一、难免庇护国民政府之嫌。中共建党、国共合作与分裂、割据陕北……苏共与共产国际都是大力资助挺共反蒋的。但到了二战、抗日后，斯大林对蒋有了好感，他对美驻华大使赫尔利称赞蒋介石是“无私的爱国者”，他和莫洛托夫还表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和美国一样，希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成为一个亚洲民主统一强国。苏联援华武器只给政府，不给中共（延安调侃：书本给无产阶级，武器给资产阶级）。国府保障蒙古独立和雅尔达会议给予苏联在远东的所有权益，包括海参崴出海口、旅大及中长铁路共营。于是在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前一天，和国民政府急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后出兵东北。斯大林对此条约之重视说：“如果中国和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以推翻中国政府。”毛子岸英1945年5月回国前斯大林召见他时说，以后的中国将分属国民党和共产党，以黄河或长江分界——可见，直到1949年，斯大林都怀着“国大共小”的成见，不相信中共会取代国民党。他不愿看到中国“毁灭”于战争中。

二、斯大林战后的思想变化。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都留下史无前例的惨烈后果。最大损失是苏联，苏联军民牺牲2600万人（远超美英法三国总合牺牲140万），1700个城市被毁，战前工业化成果大部毁弃，留下寡妇1000万，每个家庭都有青壮年死于战争。这是苏德极权主义大国拼杀的结果。苏俄全民上下无不痛心疾首。斯大林成为这场悲剧的光荣象征，曾是布尔什维克杀手的邱吉尔，在雅尔达授予斯大林蓝光宝剑，由衷感激红军战胜纳粹的英勇牺牲。那不是客套。

斯大林变成和美英齐肩合作的世界领袖。他在二战及战后做了三件事：

一是主动解散专司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独自决策、开记者会。其承担力，不弱48年后“没有一个是男儿”的苏联解体；

二是高举反战的和平旗帜，他在苏共19大的最后演说，闭幕口号没有高呼万岁，而是“打倒战争贩子！”；

三是他和莫洛托夫亲力亲为将战后法国、意大利、希腊、比利时等国的共产党引导上“议会道路”、组织（或参与）联合政府，这些共党拥有的枪炮，都“放下武器”，交予政府，避免内战。西欧、北欧诸党也追随苏共，执行雅尔达精神。（法共很典型，获议会160席，成为第一大党），斯大林甚至对保加利亚工人党说，“当年我们以为苏维埃是实现社会主义唯一途径，也许是一个错误”，其它方式与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他支持波兰、南斯拉夫的民主，不必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的哲学贫困

以上或许可以寻觅斯大林“不准中共革命”的路标，但根源还在中共党内。国共重庆谈判失败后，蒋经国曾承父命秘密拜见斯大林两次。后经国透露，斯大林很不理解，国共谈判为何破裂？说苏联在延安只有三个代表，已经撤回。美国则有30名代表。“他很不了解中共情况”，说毛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独特的共产主义者，他喜欢农村，对城市不感兴趣……那段时间，正是“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被毛周统战时期（1944.7—1947.3）斯大林则忙于攻克柏林和出席雅尔达会议谋定战后布局之际。他以为他的法国模式畅行于欧洲，中共必可照办。殊不知毛正在策划利用美国反蒋（被赫尔利、麦卡锡打破）。

斯大林透过二千万人的鲜血，回悟第二国际恩格斯的修正路线，在欧洲打开工人阶级运动的新局面。他看到核火箭时代的来临，怎能瞧得起一个从冷兵器打天下的山大王政党？毛抱怨苏共看不起他——“不准革命”是真的。那无异于对来自成吉思汗、乾隆武功子孙的暴力杀戮传统说不（毛甫上台，大开杀戒，1950年春夏镇反屠杀78万人，超过内战双方死亡之和，还自诩超过秦始皇）。毛首途莫斯科，莫洛托夫去探望，曾当面问毛：您看过《资本论》吗？毛坦认：没有。斯大林亲派哲学家尤金院士去北京，协助编辑毛选。尤金读了前三卷，发现“行文太土，不登大雅之堂”，加以中国文化的陌生，改了三百多处。斯大林一死，毛收起“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的自卑，摆起“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架势，到处举着他的“纸老虎”，打倒“核迷信核讹诈”，宣扬人民战争万能。以蛮力十足的“唯意志论”对抗美苏和平共处，将个人崇拜推向文革的独裁恐怖，要做世界的“红太阳”。上万的留苏生和亲修干部，被批斗被专政。最后打着一杆“联美反苏”破旗，众叛亲离至死。终于文革旗手被擒，他的“红宝书”也被当局正式取缔……

一盘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起，天翻地覆五十年，失落在反苏反修的“崩溃边缘”，满地碎片。真是：成也苏联，败也苏联。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巴乔夫欲续前缘，宣称“双方都说了一些空话”。众所周知，苏共从没认错，20大改革路线走到底，至死不渝，还政于民。实现一个社会民主革命的完整人格。被西方左派捧场的毛主义哲学，只留下四个字——成王败寇。毛的遗产是一个巨霸的党，我们已经听不到这个党的声音。

（2022-1-8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