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打倒”习近平被捕 围观群众叫好“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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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希望之声

推特上有一张图片，一名男子在深圳的罗湖口岸打出横幅，上面写着“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针对这一事件，自媒体时政分析评论人士章天亮教授，在《天亮时分》【政论天下】节目里做出了他的分析。

深圳一男子打出“打倒习近平”的横幅，随后被警察摁倒在地。（图片来源：推特）

当年的“泼墨”和“击蛋”事件

深圳这个男子的行为让我们想到两件事情。

一个是2018年7月4号，湖南女孩董琼瑶在上海向习近平像泼墨。当时是早上6点左右，董琼瑶在上海海航大厦前，说反对习近平的专制和暴政，然后反共产党。

董琼瑶讲，她对习近平恨之入骨，要求国际组织介入，她会调查取证，然后就把墨泼在了习近平的画像上。她还说，习近平，我在这等你来抓我。

这个女孩后来就被捕了。中国异议艺术家华涌在湖南找到了董琼瑶的父亲董建彪。董建彪是一个挖煤的矿工，所以一家都生活在底层。这个女孩在上海的一个房产中介工作，看着很年轻的样子，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钱。

她父亲的反应，让人觉得很意外。她父亲说，如果是我，我也会泼。他觉得他女儿的行为是蛮好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代表底层人，她说的是事实。董建彪说，我女儿这次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习主席把自己当成皇帝，过去得罪皇帝是要株连九族的。他说，如果判死刑，我愿意去顶，如果顶不了，我也不想活了，我就是要保住我女儿一条命。

他当时讲这些话，既通情达理，又父女情深，还是蛮令人感动的。

后来当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华涌和董琼瑶的父亲在半夜的时候，也被警察破门而入抓走了。上海市也抓走了董琼瑶，并要求专家把她鉴定为精神病。因为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关到精神病院里去，而且可以关很长的时间。否则，如果是“扰乱社会治安”，关15天就给放了。所以中共是利用公共卫生系统去迫害那些异议人士，这种东西其实在共产党国家也是屡见不鲜了。

董琼瑶被关在湖南省精神病院，关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精神病院，问董琼瑶怎么回事。院方明确表示，董琼瑶是一个政治犯，因为是个被送到医院里来的。其实医院方也非常清楚，董琼瑶没有什么精神疾病，完全是一种政治迫害。

后来董琼瑶在2020年1月2号被释放出院。她父亲透露说，她出院之后沉默寡言，跟入院之前活泼的性格大相径庭。

她本来没有精神病，在医院里可能注射各种各样破坏神经的药物，把她变得痴呆了。所以这个事情真的让人非常痛心。

还有另一件跟深圳罗湖口岸的事比较相像的事，八九“六四”之前的5月23号，湖南的三个人——可能湖南人比较喜欢付诸行动、比较勇敢——这三个人一个叫俞东岳，一个叫余志坚，还有一个叫鲁德成。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的画像投掷鸡蛋，被广场上的学生纠察队扣留，然后交给了公安部门。

而这次深圳男子打横幅之后，也是很快被警察扑倒，随后被铐走了。

深圳男的行为带给我们的思考

这名深圳男子的姓名是什么，打横幅的动机是什么，现在都不太清楚，但是看他的装扮，感觉是城市中产阶级；从标语的内容来说，是属于反习不反共，因为他支持改革开放，他只是打倒习近平。但是这也说明，中国的老百姓也有一些人是认识到习近平是反改革开放的。

我们的节目曾经解读过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在新年贺词里，习近平对改革开放只字不提。

其实我不想批评这个男子对中共的认识不到位，事实上，能够认识到习近平反对改革开放，并且有勇气付诸于实施，这在中国是凤毛麟角的。所以我们看到只有这一个男子站出来。他的智商绝对是最高的五分之一的人群，甚至可能更高一点，大多数的人都是浑浑噩噩。所以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从他的思考力到他的勇气来讲，都是值得赞扬的。

我想说一个问题，当时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虽然延缓了中共的死亡，但并不能避免中共的死亡。其实改革开放在“六四”之后就基本上停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六四”以后，不再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开放也不包括开放金融和互联网，做生意可以，但是涉及到政治制度、涉及到言论自由、涉及到金融、涉及到互联网，这都是属于要封闭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男子也没有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世界的大势已经变了，并不是完全习近平想不想开放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不想再上你的当了，不想让你再以“开放”的名义去占国际社会的便宜了。所以即使是习近平下台，中共总体策略不变，国际社会也会逐渐想办法去缩小跟中共的接触，包括贸易的规模，特别是在关键的技术转让问题上。

对围观人的鼓掌叫好行为感到悲哀

这名男子被捕的本身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令人难过是，视频中可以看到，当他被捕的时候，围观的人中竟然爆发出了叫好和鼓掌的声音。当然围观的人可能对共产党认识不清楚，这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叫好和鼓掌。

当年八九“六四”的时候我还在国内，从小在共产党洗脑之下长大的，我看到毛泽东的画像被扔鸡蛋，我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对的事，那是受我自己当时的认识所限。但是我看到一些人被抓走，我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过分了，因为那毕竟还是属于实践一种言论的自由嘛。

其实我每次看到一个人被捕，哪怕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我也不会觉得特别高兴到要鼓掌、叫好的程度，我每次看到人被抓走的时候，我还是很同情的。这倒不是说罪大恶极的人不应该被抓走，而是你要知道他所面对的下场是非常可怕的，还不只是人间法律的惩罚，做了大坏事那是要下地狱的，那种惩罚是极度的痛苦，而且漫无尽头。那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啊！

所以看到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有信仰的人都是抱着一种同情的心，哪怕是坏人他被惩罚的时候，有信仰的人也会很同情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做坏事其实真正害的是他自己。他给别人造成的痛苦，将来他是要以几倍的规模偿还的，甚至可能在地狱中偿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信仰的人，常常会做劝善的事情；而且对这种事情他是不会鼓掌叫好的，他只是会内心非常同情这些被捕的人，同情他们即将面临的可怕的下场。

你看这些叫好的人，等什么时候中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到他自己身上，他可能才会清醒。他不知道这个男子在打出横幅的时候，也是在为他争取权利。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叫好的人，他们必将面对苦难，在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治下，他们是一定会面对这样的苦难的。但是这种苦难也是他们自己种下的因果。

中国的儒家有一种说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现在这个中国社会，我觉得这位深圳男子虽然勇气可嘉，但是我们也不能指望这个社会人人都做这样的男子，因为做这种事情，真的是需要勇气的。

但是我觉得，至少能够做到人人独善其身吧。当你看到这种事情，你对那些警察有种鄙视的眼神，对这个男子投去同情的目光，这都是你可以做到，而且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能够独善其身，每个人从自己开始做一个好人，这个社会其实就会好。

你说那些警察当时在抓捕这个表达自己言论的男子的时候，周围的叫好声，会不会让他们充满了“正义感”？他们会不会觉得打这个男子，或者对他的惩罚，无论如何都不会过分？甚至可能打得更卖力气？这就是旁观者的恶放大了警察的恶。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体制之恶也都是因为糊涂的小粉红们不断地给这个体制“正反馈”、互相之间激励的结果。

但是，这种激励的东西，最后一定会回到这些小粉红的身上，这也是他们给自己种下的因果，或者他们自己必将面对的劫数。

领导人要有接受挨骂的度量

我们说到这个男子打横幅在行使言论自由。这话说出来中共也不会懂，小粉红也不会懂，但是我想说一个观点：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个社区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一定要做好挨骂的准备。在这个社会上，你做的事情不可能人人都夸你，如果这个世上人人都夸你，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了。

你既然知道你做了决策之后一定要有人骂你，那你就得宽容一点，你就得做好挨骂的准备。大家知道，我在油管频道上做节目讲的话，可能有人不爱听，我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我既没有拿走你的钱，我也没有抢走你什么东西，或者挡了你升迁的路，什么都没有，我只是说几句话，有人不高兴也会在油管上骂我。我们一个视频点击十几万，里面就会有人骂我。

那么你想，如果你做一个大国领导人，你做一个决策会影响到十几亿人，没人骂你是不正常的，有人骂才正常。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度量，展现出这种度量，就是人家骂你很正常，你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而且要接受这样的现实。

当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法律叫“青苗法”，每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要提供贷款给农民。农民没钱买种子，没钱吃饭，不给他钱他就造反了，没饭吃，可能就去偷去抢了，没有钱买种子，明年的地也没法种了，那就更没有收获了。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政府给没有钱的农民提供贷款，等到秋收的时候，加一点利息再还给政府。

他这个政策在制定的时候，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是一种惠民的政策。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地方官觉得借钱给穷人，要是穷人还不上怎么办？我地方官不就担风险了吗？还是借钱给富人靠谱，不但能把钱拿回来，而且还能收利息。虽然富人是不需要借贷的，但是官府要强行借给你，你不借不行，就是要执行政策，每年要完成多少指标，一定要借给你，然后我收利息上来。穷人需要钱，政府就是不借。

所以这样的一个法律，本来出发点是完全惠民的一个政策，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是穷人和富人都会骂王安石？所以当你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利益都是不一样的，当一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总会有人受益，也总会有人受到伤害，不可能给每个人定制一个政策，只能是一个政策一刀切下来。这就是治理一个大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大的共同体社会的必然结果。

小国寡民是最好的社会模式

在春秋以前，中国的社会是一种小共同体社会，所谓小共同体社会就是一个小社区，大家都是熟人，每个人跟每个人都认识，那么在做决定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商量着来。比如咱们就几百个人，不行咱们就在一块商量，跟当时雅典的公民大会一样。如果一个人在某一个政策下受到伤害了，马上就会反馈到决策者那里，决策者也可以做出调整。

但是在一个大的国家，这种反馈机制要么是没有，要么就是太慢。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有言论自由才有这种反馈的机制。但尽管如此，还是很慢。决策者需要知道有人受到伤害，但他知道之后也没办法，因为有些政治或是法律是没有灵活调整的余地的。

比如说，非法移民不能来美国。这是个法律。但是可能有的人真的很困难，真的需要来，或者他真的是实在没办法，你出于人道主义，可能一个两个也就接受了，或者给他提供一种庇护。

但是如果一个大的国家，你没有办法对每一个个案做出一个单独的裁决，你只能制定一个法律，非法移民不许来。这是法律，只能去执行这样的法律，你是很难有灵活调整的余地的。

所以一个大国的治理，应该学习美国的联邦制度，政府尽量少管事，越往上的政府权力应该越小，扩大州权。上面除了外交、国防、货币政策等，其他的就不要管，像教育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最好都下放到社区里去。这样就能够让社区进行自治。

所以美国是联邦下放权力给州，州再下放权力给地方。而社区自治，就有点像老子说的“小国寡民”的状态，就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可以看到那个国家，你可以想象国家很小，小到这个国家的鸡叫，那个国家都能听得见，直到老死也不会发生战争。这种小的国家，是很难用暴政去迫害国内的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因为这是一个熟人社会。

所以中国古时的一些哲学家，他们提出的理想社会的模型就是小国寡民。你要是没有这种社会经验，或者你没有看到大国对民众的压制，你是没有感觉的，你不知道这些哲学家们的智慧有多么大。

其实美国的很多方面有点像道家，后发制人，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很像阴阳的平衡，然后把很多的权力下放到社区，有点像小国寡民。所以美国的这种制度，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又兼具小国的优点。这种制度的设计，我觉得真是神来之笔，当时这些国父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他们能够想到这样的一种治理模式。

其实反过来讲，我觉得有信仰的人也相信每个人是可以做一个好人的，当你做一个好人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制，自己可以控制自己。那么既然人能够自制，权力也就可以下放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