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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打倒”习近平被捕 围观群众叫好“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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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7 04:59: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章天亮/希望之声


推特上有一张图片,一名男子在深圳的罗湖口岸打出横幅,上面写着“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针对这一事件,自媒体时政分析评论人士章天亮教授,在《天亮时分》【政论天下】节目里做出了他的分析。
深圳一男子打出“打倒习近平”的横幅,随后被警察摁倒在地。(图片来源:推特)
当年的“泼墨”和“击蛋”事件
深圳这个男子的行为让我们想到两件事情。
一个是2018年7月4号,湖南女孩董琼瑶在上海向习近平像泼墨。当时是早上6点左右,董琼瑶在上海海航大厦前,说反对习近平的专制和暴政,然后反共产党。
董琼瑶讲,她对习近平恨之入骨,要求国际组织介入,她会调查取证,然后就把墨泼在了习近平的画像上。她还说,习近平,我在这等你来抓我。


这个女孩后来就被捕了。中国异议艺术家华涌在湖南找到了董琼瑶的父亲董建彪。董建彪是一个挖煤的矿工,所以一家都生活在底层。这个女孩在上海的一个房产中介工作,看着很年轻的样子,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钱。
她父亲的反应,让人觉得很意外。她父亲说,如果是我,我也会泼。他觉得他女儿的行为是蛮好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代表底层人,她说的是事实。董建彪说,我女儿这次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习主席把自己当成皇帝,过去得罪皇帝是要株连九族的。他说,如果判死刑,我愿意去顶,如果顶不了,我也不想活了,我就是要保住我女儿一条命。
他当时讲这些话,既通情达理,又父女情深,还是蛮令人感动的。
后来当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华涌和董琼瑶的父亲在半夜的时候,也被警察破门而入抓走了。上海市也抓走了董琼瑶,并要求专家把她鉴定为精神病。因为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关到精神病院里去,而且可以关很长的时间。否则,如果是“扰乱社会治安”,关15天就给放了。所以中共是利用公共卫生系统去迫害那些异议人士,这种东西其实在共产党国家也是屡见不鲜了。
董琼瑶被关在湖南省精神病院,关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精神病院,问董琼瑶怎么回事。院方明确表示,董琼瑶是一个政治犯,因为是个被送到医院里来的。其实医院方也非常清楚,董琼瑶没有什么精神疾病,完全是一种政治迫害。
后来董琼瑶在2020年1月2号被释放出院。她父亲透露说,她出院之后沉默寡言,跟入院之前活泼的性格大相径庭。
她本来没有精神病,在医院里可能注射各种各样破坏神经的药物,把她变得痴呆了。所以这个事情真的让人非常痛心。
还有另一件跟深圳罗湖口岸的事比较相像的事,八九“六四”之前的5月23号,湖南的三个人——可能湖南人比较喜欢付诸行动、比较勇敢——这三个人一个叫俞东岳,一个叫余志坚,还有一个叫鲁德成。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的画像投掷鸡蛋,被广场上的学生纠察队扣留,然后交给了公安部门。
而这次深圳男子打横幅之后,也是很快被警察扑倒,随后被铐走了。
深圳男的行为带给我们的思考
这名深圳男子的姓名是什么,打横幅的动机是什么,现在都不太清楚,但是看他的装扮,感觉是城市中产阶级;从标语的内容来说,是属于反习不反共,因为他支持改革开放,他只是打倒习近平。但是这也说明,中国的老百姓也有一些人是认识到习近平是反改革开放的。
我们的节目曾经解读过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在新年贺词里,习近平对改革开放只字不提。
其实我不想批评这个男子对中共的认识不到位,事实上,能够认识到习近平反对改革开放,并且有勇气付诸于实施,这在中国是凤毛麟角的。所以我们看到只有这一个男子站出来。他的智商绝对是最高的五分之一的人群,甚至可能更高一点,大多数的人都是浑浑噩噩。所以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从他的思考力到他的勇气来讲,都是值得赞扬的。
我想说一个问题,当时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虽然延缓了中共的死亡,但并不能避免中共的死亡。其实改革开放在“六四”之后就基本上停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六四”以后,不再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开放也不包括开放金融和互联网,做生意可以,但是涉及到政治制度、涉及到言论自由、涉及到金融、涉及到互联网,这都是属于要封闭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男子也没有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世界的大势已经变了,并不是完全习近平想不想开放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不想再上你的当了,不想让你再以“开放”的名义去占国际社会的便宜了。所以即使是习近平下台,中共总体策略不变,国际社会也会逐渐想办法去缩小跟中共的接触,包括贸易的规模,特别是在关键的技术转让问题上。
对围观人的鼓掌叫好行为感到悲哀
这名男子被捕的本身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令人难过是,视频中可以看到,当他被捕的时候,围观的人中竟然爆发出了叫好和鼓掌的声音。当然围观的人可能对共产党认识不清楚,这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叫好和鼓掌。
当年八九“六四”的时候我还在国内,从小在共产党洗脑之下长大的,我看到毛泽东的画像被扔鸡蛋,我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对的事,那是受我自己当时的认识所限。但是我看到一些人被抓走,我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过分了,因为那毕竟还是属于实践一种言论的自由嘛。
其实我每次看到一个人被捕,哪怕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我也不会觉得特别高兴到要鼓掌、叫好的程度,我每次看到人被抓走的时候,我还是很同情的。这倒不是说罪大恶极的人不应该被抓走,而是你要知道他所面对的下场是非常可怕的,还不只是人间法律的惩罚,做了大坏事那是要下地狱的,那种惩罚是极度的痛苦,而且漫无尽头。那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啊!
所以看到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有信仰的人都是抱着一种同情的心,哪怕是坏人他被惩罚的时候,有信仰的人也会很同情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做坏事其实真正害的是他自己。他给别人造成的痛苦,将来他是要以几倍的规模偿还的,甚至可能在地狱中偿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信仰的人,常常会做劝善的事情;而且对这种事情他是不会鼓掌叫好的,他只是会内心非常同情这些被捕的人,同情他们即将面临的可怕的下场。
你看这些叫好的人,等什么时候中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到他自己身上,他可能才会清醒。他不知道这个男子在打出横幅的时候,也是在为他争取权利。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叫好的人,他们必将面对苦难,在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治下,他们是一定会面对这样的苦难的。但是这种苦难也是他们自己种下的因果。
中国的儒家有一种说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现在这个中国社会,我觉得这位深圳男子虽然勇气可嘉,但是我们也不能指望这个社会人人都做这样的男子,因为做这种事情,真的是需要勇气的。
但是我觉得,至少能够做到人人独善其身吧。当你看到这种事情,你对那些警察有种鄙视的眼神,对这个男子投去同情的目光,这都是你可以做到,而且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能够独善其身,每个人从自己开始做一个好人,这个社会其实就会好。
你说那些警察当时在抓捕这个表达自己言论的男子的时候,周围的叫好声,会不会让他们充满了“正义感”?他们会不会觉得打这个男子,或者对他的惩罚,无论如何都不会过分?甚至可能打得更卖力气?这就是旁观者的恶放大了警察的恶。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体制之恶也都是因为糊涂的小粉红们不断地给这个体制“正反馈”、互相之间激励的结果。
但是,这种激励的东西,最后一定会回到这些小粉红的身上,这也是他们给自己种下的因果,或者他们自己必将面对的劫数。
领导人要有接受挨骂的度量
我们说到这个男子打横幅在行使言论自由。这话说出来中共也不会懂,小粉红也不会懂,但是我想说一个观点: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个社区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一定要做好挨骂的准备。在这个社会上,你做的事情不可能人人都夸你,如果这个世上人人都夸你,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了。
你既然知道你做了决策之后一定要有人骂你,那你就得宽容一点,你就得做好挨骂的准备。大家知道,我在油管频道上做节目讲的话,可能有人不爱听,我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我既没有拿走你的钱,我也没有抢走你什么东西,或者挡了你升迁的路,什么都没有,我只是说几句话,有人不高兴也会在油管上骂我。我们一个视频点击十几万,里面就会有人骂我。
那么你想,如果你做一个大国领导人,你做一个决策会影响到十几亿人,没人骂你是不正常的,有人骂才正常。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度量,展现出这种度量,就是人家骂你很正常,你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而且要接受这样的现实。
当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法律叫“青苗法”,每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要提供贷款给农民。农民没钱买种子,没钱吃饭,不给他钱他就造反了,没饭吃,可能就去偷去抢了,没有钱买种子,明年的地也没法种了,那就更没有收获了。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政府给没有钱的农民提供贷款,等到秋收的时候,加一点利息再还给政府。
他这个政策在制定的时候,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是一种惠民的政策。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地方官觉得借钱给穷人,要是穷人还不上怎么办?我地方官不就担风险了吗?还是借钱给富人靠谱,不但能把钱拿回来,而且还能收利息。虽然富人是不需要借贷的,但是官府要强行借给你,你不借不行,就是要执行政策,每年要完成多少指标,一定要借给你,然后我收利息上来。穷人需要钱,政府就是不借。
所以这样的一个法律,本来出发点是完全惠民的一个政策,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是穷人和富人都会骂王安石?所以当你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利益都是不一样的,当一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总会有人受益,也总会有人受到伤害,不可能给每个人定制一个政策,只能是一个政策一刀切下来。这就是治理一个大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大的共同体社会的必然结果。
小国寡民是最好的社会模式
在春秋以前,中国的社会是一种小共同体社会,所谓小共同体社会就是一个小社区,大家都是熟人,每个人跟每个人都认识,那么在做决定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商量着来。比如咱们就几百个人,不行咱们就在一块商量,跟当时雅典的公民大会一样。如果一个人在某一个政策下受到伤害了,马上就会反馈到决策者那里,决策者也可以做出调整。
但是在一个大的国家,这种反馈机制要么是没有,要么就是太慢。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有言论自由才有这种反馈的机制。但尽管如此,还是很慢。决策者需要知道有人受到伤害,但他知道之后也没办法,因为有些政治或是法律是没有灵活调整的余地的。
比如说,非法移民不能来美国。这是个法律。但是可能有的人真的很困难,真的需要来,或者他真的是实在没办法,你出于人道主义,可能一个两个也就接受了,或者给他提供一种庇护。
但是如果一个大的国家,你没有办法对每一个个案做出一个单独的裁决,你只能制定一个法律,非法移民不许来。这是法律,只能去执行这样的法律,你是很难有灵活调整的余地的。
所以一个大国的治理,应该学习美国的联邦制度,政府尽量少管事,越往上的政府权力应该越小,扩大州权。上面除了外交、国防、货币政策等,其他的就不要管,像教育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最好都下放到社区里去。这样就能够让社区进行自治。
所以美国是联邦下放权力给州,州再下放权力给地方。而社区自治,就有点像老子说的“小国寡民”的状态,就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可以看到那个国家,你可以想象国家很小,小到这个国家的鸡叫,那个国家都能听得见,直到老死也不会发生战争。这种小的国家,是很难用暴政去迫害国内的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因为这是一个熟人社会。
所以中国古时的一些哲学家,他们提出的理想社会的模型就是小国寡民。你要是没有这种社会经验,或者你没有看到大国对民众的压制,你是没有感觉的,你不知道这些哲学家们的智慧有多么大。
其实美国的很多方面有点像道家,后发制人,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很像阴阳的平衡,然后把很多的权力下放到社区,有点像小国寡民。所以美国的这种制度,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又兼具小国的优点。这种制度的设计,我觉得真是神来之笔,当时这些国父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他们能够想到这样的一种治理模式。
其实反过来讲,我觉得有信仰的人也相信每个人是可以做一个好人的,当你做一个好人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制,自己可以控制自己。那么既然人能够自制,权力也就可以下放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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