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政局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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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政局推演

21世纪中国大陆政治的必然历史趋势是，实现由”党天下“向”民天下“的成功转型。因此，必须为此找到从“党天下”向“民天下”转型的有效方法和正确途径。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去起，一直到20世纪结束，中国从来没有符合文明价值的统治者，也没有符合文明价值的反抗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秦二世的”指鹿为马“，彻底终结了源自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在政治上完完全全的隔断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的良好的施政传统。孔子倡导的”政者、正也“，是对于政治活动的最简洁的说明，用现代的话说，即：社会政治的活动，就是制定、执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做正确的事。

自1949年10月中共在大陆建政后到现在，可以说，十几亿大陆人民从来没有接受良好的民主理念教育，更不要说民主价值的普及和深入人心。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没有普遍而浓厚的宗教意识的国度，极端的、狭隘的物质利益至上的心理，构成民众的无可扭转的社会意识，因此，对权力的痴迷和盲目顺从、对金钱的疯狂和不择手段，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典型表现。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中国大陆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良好的民主与法治秩序。

1966—1976年的“文革”运动，告诉我们的是，对于中国大陆而言，街头型的群众运动，注定是整个社会的一场巨大灾难。我认为，中国在实现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道路上，从现在开始，迫切需要一段时间的“文明性专治”阶段。我所理解的文明专治或者文明专政，是指基于全人类的文明概念下的最大程度的价值共识下的社会治理。

在1989年春季的运动之后，赵紫阳先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允许反对党的发育和存在，迟早会出大问题。另一方面，89学运无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一场极其幼稚的学生和群众运动。面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既没有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可行的、系统性的政策方案，更没有一种严谨而富于科学性的理论形态。在运动中，当局说学生是反对共产党的动乱，学生则说他们不反对共产党，也没有动乱。因此，运动的结局已经注定以悲剧方式终结。

8964学运的整个过程，既没有也没有形成系统而完整的政纲，在学生代表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中，参加谈判的学生根本没有能力提出任何像样的政治诉求、政治框架和政治理念，只是纠结于如何定性学运的微小问题上，即只是要求一个“不是动乱”的评价。而中央政府则是要求学生尽快终止罢课于示威活动。因此，8964较之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1945年8月的国共重庆谈判，都是一种严重的退化。这说明，自1949年之后成长的中国最高学府中的莘莘学子们，已经普遍而严重的缺乏甚至于丧失了对于中国政治体制与国家制度的设计和创新能力。

在20世纪的1911年，以辛亥革命为标志，在孙中山先生一代伟大先贤的领导下，古老的华夏民族实现了由”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变。但是，在整个20世纪百年，中国的政党制度却始终没有走向成功。

我的一个看法是，21世纪中国大陆政治的进步，必然以孙中山先生为原点而重新起步。也就是说，以孙中山先生为起点，再次进行一场实质性的政治制度的重新设计、再造和确立的过程。

21世纪华夏民族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必须避免再次出现暴力型、流血性的场景。相信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华夏民族，已经具备了在和平、宁静、创造性的实践中走向政治文明的智慧。最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中国大陆社会而言，内部的真正的政治文明的力量，无法真正的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动员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华夏民族的社会法治与进步无法绕开也不可能绕开的一支决定性力量。中国大陆的政治文明升华，绕不开中国共产党。华夏民族21世纪的社会文明进步，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自新。

2022年中共面临最严峻的执政考验。是年，即将召开“20”大上，由于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在政策与执行等方面，其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如果20大上党内无法树立起一个公认的权威或者领袖，并且为超越改革开放时期确立正确的政策方法，那么，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必将发生。

    现实看，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无法解决理论的贫乏与困境，其结果是，导致这个政党在实践上失去明确的方向和统领能力。当前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结束后，缺乏理论提升的表现。

     在干部制度上，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已经走到尽头并且难以为继，不仅政党内部的许多优秀人物难以获得适当的位置，而且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也首尾难顾。

    中国共产党急需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队伍，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更急需为数众多的处理各种各样实际问题和矛盾的实干家。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基层民众的相当部分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已经觉醒。但是，即使觉醒的社会群体，也难以对政治改革带来直接的影响力。因为，在中国大陆，一切民间的政治力量都无法实现组织化。

21世纪华夏民族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们，必须为我们的社会有条不紊的设计出并且确立起一种伟大的政治制度。我曾经把这种政治制度叫做“参与者民主”。即在涉及自身直接利益的社会问题方面，充分推动和发展民众的参与。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不具备照抄西方民主的体制和模式的文化环境和权力理念。有序地推动和发展基层社会民主以及文明价值的普及，仍然是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大瘟疫有可能成为引发中国大陆社会政治进步的一个因素。面对大瘟疫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治理危机，尤其是嗲瘟疫对于社会经济的冲击以及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极其明显而深远。防疫是涉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事务，即不能“一刀切”的简单粗暴，又不能过分追求整齐划一的管理。有效的宣传、具有针对性的、灵活多样的管理，才是化解防疫中出现的许许多多具体的行为冲突的良好方案。

把防范和治理眼下的这场大瘟疫，转化为中国社会文明升华的一个契机于起点。以良好的基层治理为根基，推动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实现健康的转型。这是中国高层决策面对的一个具体的事项。

因此，在实践方面，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们，应该以“新冠肺炎”大瘟疫的预防、治疗和善后为一个契机，以对大瘟疫的防范措施为一个具体的社会公共事务，向民众征求和制定最小社会成本的防疫措施，从而达到最大的多数民众的满意。

我相信，对于华夏民族而言，一场史诗级的文明升华运动，即将在大瘟疫之后而急剧的爆发出来。

徐国进

2022年1月18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