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台湾为何被视为新的西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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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新的西柏林”，这是最近一位德国政治家的看法。如果不是美苏冷战时期在冷战前线西柏林生活过的人，很难对他这句话的题中深意有比较准确的理解。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我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任访问学者，目睹东西柏林合二为一、美苏冷战走向终结。现在我把当年在西柏林的观感与台海危局作一对比，为读者们理解中美冷战提供一个历史视角。

一、“台湾是新的西柏林”

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21日报道，德国的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CSU）政治家、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领袖韦伯（Manfred Weber）接受了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Handelsblatt（商报）》的采访。《商报》1月20日发表的采访中韦伯表示，“在制度之间的竞争中，台湾今天就像西柏林一样：我们的民主社会模式在一个制度性对手直接邻近的地区挣扎着求生存。我们必须支持那些坚持民主和法治的人。”

今天中美冷战在政治对抗层面，与美苏冷战开始时的局面十分相似，而这一点与美苏冷战时期的两件事密切相关，一件是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政变，另一件是西柏林空运。讲清了这两件事，我们就能对韦伯上面所说的产生共鸣。韦伯虽然是个70后，毕业于慕尼黑高等技术学院，但他对德国现代史和美苏冷战史的理解相当精准。

如果回顾一下美苏冷战的开端，有一个1948年的事件现在很少有人提了，但这个事件却是美苏冷战政治对抗的重要开启点之一。1948年初，二战后在苏联驻军范围内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保持着战前的民主体制，而民选的贝奈斯政府在民意支持下，不愿意屈从苏联的操控和指挥。于是这年2月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换上了亲苏的傀儡政府。

这个事件充分展示了苏联扩大它的势力范围和与以美国为后盾的欧洲民主国家对抗的实质，即专制的红色大国试图不断扩展其势力范围，用红色傀儡政权代替它想推翻的民主政权。这次事件把美国国内亲苏的声音和二战后对苏联的绥靖主义主张压了下去。从此，美苏冷战的政治对抗就全面展开了，其核心是，要守护民主国家，还是放任红色专制威胁世界。

中共今天在台湾所谋求的，与苏联当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实行的，没什么不同。两者都是要用红色傀儡政府替代不听命于红色大国的民主政府，在武力胁迫下实现“红色政变”；然后在红色大国驻军的威慑下，让傀儡政府为红色大国充当炮灰。中共讲的“爱共者治台”，就是用红色傀儡势力，在台湾实行中共的专制统治，它绝不允许民主制度和真正的民选政府在台湾存在。所以，中美冷战的实质与美苏冷战一模一样。

二、苏联对西柏林实施经济封锁

两场冷战都显示双方围绕着剥夺还是保护冷战阵营交界的边缘地区居民的民主要求这个政治层面的对抗。苏联围困西柏林，是美苏冷战正式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二战后处于盟军占领下的德国被美、英、法、苏四国分别占领；德国首都柏林也分别被这四国分成四个占领区，但柏林市整体上被苏占区包围，四面八方都是苏军控制的地区，只能通过北、西、南三条公路和三条铁路进入美、英、法占领的西德各州。

二战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美、英、法合作把各自的占领区合并，1948年5月23日在英美法三国代表的参加下，西德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这一天西德成立，定都莱茵河畔的波恩市，阿登纳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由他担任总理。而柏林市内的这三国占领地区也合并成西柏林市。

当时西柏林市西南方的Zehlendorf一带是比较好的住宅区，二战时遭到的轰炸也比较少，许多信任美国的柏林人都住在西柏林，那里也建有美军军营；而东柏林是东德的首都，许多住宅在东柏林地区的德国人仍然留在那里。东西柏林之间虽然有关卡，但居民可以来回走动，有些人工作和居住的地点分别在东西柏林，每天要穿过关卡来回通勤。

但是，由于西柏林的自由社会深深吸引着东柏林乃至东德其他地区的人，越来越多的东德人移居西柏林，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让东德当局产生了危机感，担心东德会逐渐失去技术专家，因此请求苏联支援。这种情况下，苏联突然发起了对西柏林的经济封锁，想制造西柏林居民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接受苏联式专制制度。

柏林封锁（德语是Berlin-Blockade）发生在1948年6月24日到1949年5月12日，这是美苏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重大国际危机。苏联为了给居住在西柏林的德国人施加经济压力，从6月24日起全面切断了西柏林与东柏林以及东德其他州的水陆交通及货运，只剩下从西德飞往西柏林市内Tempelhof机场的3条空中走廊通道还能飞行。历史上称柏林封锁为第一次柏林危机（后来修建柏林墙是第二次柏林危机），这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了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苏联以为，西柏林被经济上封锁之后，西柏林人为了活下去，就会反对西方盟军，从而达到把西方盟军驱逐出西柏林的目的。但是，尽管当时西柏林的粮食供应中断，燃料煤也库存用尽，当地市民生活艰难，但西柏林居民坚决不向苏联屈服，宁肯忍受处于孤岛状态下的忍冻挨饿日子。

三、美军的“运粮行动”，实行紧急经济救援

面对西柏林居民信任民主制度、拒绝红色统治的普遍立场，美国决定给西柏林居民实行高成本的物资空运计划，于是美军通过实施柏林空运，架起了西柏林的生命线。

当时驻西德的美军空军司令李梅是二战中曾指挥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官，他调集了自己所掌握的飞机，开始向柏林空运生活物资；同时还发急电，请美国政府从世界各地调更多的运输机以供空运使用。1948年6月26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驻欧空军，将所有能用的飞机都投入柏林空运，代号为“运粮行动”的空运作业正式开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见的特大规模的空中运输——柏林空运拉开了帷幕。

那时二战才过去3年，德国经济尚未复苏，孩子们的生活尤其艰苦。我在哥廷根大学经济系一位教授的家里听他讲过当时的苦日子，他过5岁生日的礼物就是一片黑面包上撒上几粒砂糖。西柏林的情况比乡下更糟，因为战时柏林是美军战略轰炸的重点地区，苏军攻克柏林时又发动大规模炮击，整个城市满目疮痍，有人形容它像“一只盛满瓦砾的大碗”。那时的西柏林仍然带着战争的创伤，疲惫、衰弱、生产力低下。

西柏林市区有230万居民，加上西方三国占领军，共有250万人，若没有粮食和燃料，一天也不能维持；这座城市每天需要至少4,500吨物资才能维持基本生活，除了饮用水，其他的一切生活物资只能靠美军空运。从6月29日起，美军派出大批飞机，为西柏林的250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及各种日用品，将近一年内飞行次数达277,728次，空运货物211万吨。这些货物既包括各种食物和日用品，也包括燃料煤和车用汽油。

从西德飞过苏联占领的东德、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有3条，即北部、中央和南部走廊，每条空中走廊宽32公里，高度必须在3千米以下。由于空域和机场都很窄，飞机数量又多，空中走廊内的飞机密度非常大，空中交通管制很不容易。当时的安排是：美军运输机从柏林南部的法兰克福和威斯巴登起飞，经南部空中走廊进入西柏林的Tempelhof机场，卸货后飞机再起飞进入西北的中央空中走廊，飞越汉诺威，再绕道向南飞回装货机场。

我到那个现在已废弃、位于西柏林南部的Tempelhof机场看过，那里仍然保留着当时在机场地区拍摄的照片。当时的空运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平均每3分钟起飞1架；空运密度最高的时候，机场上平均每1分钟就有1架美军运输机降落。当时的飞机和机场都很原始简陋，飞机上没有仪表着陆系统，所有飞机必须人工操纵，严格按规定时间飞抵降落机场，时间必须控制在正负30秒之内。柏林空运历时11个月，美军参加空运的飞机是319架，总飞行时间60万小时，英军参加空运的飞机是140架，总飞行时间12万小时。

四、“摇翅膀叔叔的糖果轰炸机”

柏林空运期间发生了让西柏林孩子们难忘的“摇翅膀叔叔的糖果轰炸机”的故事。

当时有一位美军飞行员哈沃森（Gail Halvorsen）中尉，他在机场的跑道终点，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德国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女孩的话让美军中尉十分惊讶，她说，“如果我们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来了”。美军飞行员被这个女孩深深感动，给了几个孩子每人两片口香糖。他决定要为这些孩子们做点什么，就对这些小孩说，我下次回来时会摇摆机翼，然后把糖果包在小降落伞投下来给你们。虽然这样做违反军纪，但是他还是把自己每周定额配发的糖果空投给德国孩子们了。

很快哈沃森的话就传遍了机场附件的居民区，于是每天有几千个孩子在机场附近等待着。而这位飞行员也收到了许多寄给“摇翅膀叔叔”和“巧克力轰炸机”的孩子来信。西柏林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个故事。随后孩子们经常写信给美国空军，要求空投糖果的地点离他们的家近一点。

“巧克力轰炸机”的故事传回美国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糖果公司、民众和学校学生纷纷捐出糖果和巧克力，其他飞行员也加入空投糖果的队伍。第一位“摇翅膀叔叔”成了英雄，他的爱心像甜蜜的纽带，把美军飞行员和德国的年轻一代紧密地联接在一起。

1948年12月20日，为了让西柏林儿童过上一个快乐的圣诞节，盟军制定了一个特别空运任务，代号为“圣诞老人”，当天所有的运输机都装满了募集自美国各地的糖果和玩具；飞临西柏林机场上空时，所有运输机全都摇晃飞机翅膀，那次特别空运任务一共给西柏林的孩子们送去了20多吨巧克力、口香糖和其他糖果。

这11个月的空运和情谊，不但化解了美德之间“二战”中血的仇恨，还建立了美德两国民众之间深厚的友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机器设备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断送进德国。一位叫做黑尔佳·斯特洛的西柏林女孩说：“我们非常感激美国人，他们帮助了我们。你必须记住，我们曾是美国的敌人，而且战争刚刚结束3年，美国人就来帮助我们活下去。”

柏林空运60周年时，已经87岁的那位“摇翅膀叔叔”哈沃森回忆道：“当时无论是西柏林人或德国人，早已不再是美国的敌人，新的敌人是斯大林。他企图封锁西柏林，将整个城市的人民活活饿死，而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我第一次运载一批面粉飞抵西柏林时，看到那里的人民如此地高兴，他们看到我就像看到天使。从那时起我们和德国人属于一个团队，我们成了朋友。”柏林空运使世界舆论转而反对斯大林，阻止了斯大林西进的步伐。哈沃森说：“我们驾驶着‘自由精神号’C-54型飞机，就是要提醒年长的人们不要忘记当年行动的意义，要教育美国的年轻人，自由对柏林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

五、台湾为什么象当年的西柏林？

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不仅成功挽救了西柏林这个东西方对抗的桥头堡，并且震慑了苏联人。斯大林意识到，美国人不会再轻易放弃任何一块阵地。柏林空运给后来的冷战划定了路线，苏联自那以后，再也没得到一寸西欧的领土，也再没试图那样做。

当时空运必须经过东德的领空，可能遭到苏联空军的攻击，美国实际上要冒的是世界大战的危险，西方各国也做了战争准备。但当时苏联只是空中骚扰，始终没敢动手。因为斯大林看到，杜鲁门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顶住苏联的挑战，决不放弃西柏林。当时苏联在东德的驻军有40个师，而西方盟军只有8个师，兵力对比悬殊；但那时苏联没有原子弹，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原子弹的国家，所以苏联不敢攻击美国。最后苏联在1949年5月12日撤消了柏林封锁。

另外，柏林封锁与中国也有关系，这一点以前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据苏联情报机构的将军帕维尔·苏杜普拉图夫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一书，苏联在1948年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期间，特意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想以此转移美国对国共内战的战略注意力，把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从而减少美国对国军的援助，间接地帮助共军取得军事胜利。

英国的约翰·梅森在他的《冷战1945-1991》一书中曾经这样分析：柏林冲突远不是一场外交磨擦，它具有战争的一切特征；然而，美国拥有原子弹，使这场冲突变得与众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经典的军事战略首次产生了革命性改变，它缩小了双方的选择余地，任何一方都无法利用各自军事力量的特长。柏林是核时代的第一次冲突，双方都显示出冻结地理现状的明显倾向。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事件，最后以柏林封锁而告终。

在中美冷战当中，军事上台湾是中共军队突破第一岛链，控制西太平洋地区的跳板；一旦中共占领台湾，它将把台湾作为进一步对外扩展，北威胁日本、南威胁澳大利亚的前进阵地，同时会试图迫使美军撤离冲绳等基地。而在政治上，台湾很象当年那个西柏林的德国女孩说得那样，“如果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来了”。

当年苏联和东德的红色政权想通过经济封锁，饿得西柏林人下跪，那时红色政权讲过“血浓于水”吗？面对那些有亲友在西柏林挨冻受饿的东德人，红色政权“面有愧色”吗？红色政权为了自己的目标，从来是冷血的；过去在西柏林如此，如今在台海问题上依然如此。当中共想动手威胁台湾时，除了军事恐吓以外，经济封锁肯定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它早已在台湾以往的选举时期试过禁止进口台湾农产品这样的招数。台湾问题如今不再是所谓的“统一”问题，而是专制与民主两种制度的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