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几两银子”，就毁掉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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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灰的时雨





人人都知道历史书上有这么个“康雍乾盛世”，那么问题来了，康雍乾时代当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巅峰吗？或者换个更通俗的问法：这爷仨的一通操作，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当真是积极的吗？

审视历史问题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入手，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作为皇帝，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实打实的。但结合长远来看，他们的一些做法，确实给中国历史种下了可怕的恶果。

咱们先来讲讲，为啥主流观点要把康雍乾时代称为“盛世”。

古代人对“太平”的标准其实很低，只要百姓有饭吃，天下无灾民，国库充盈朝堂清明，那么当朝的皇帝就十有八九是个大善人。因此，“人口”变成了衡量皇帝业务能力的一大标准。而康雍乾爷仨的一大功绩就是为中国创造出了更多的人口，并尽可能地养活了他们。

从数据来看，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清朝总人口在1亿左右，而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总人口已突破3亿，受限于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力，这一数据已是相当震撼了。更可怕的是，即便多了这么多吃饭的嘴，清王朝依旧能保持着强大的活力，至少爷仨坐江山那会儿，社会基层并没有出现多少“只管生不管养”的情况。

人口的暴增是把双刃剑，早在乾隆年间，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担忧人多之害。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汪士铎，此君直言百姓只顾像老母猪似的一窝窝生，朝廷却不加以节制，结果弄得人们到处开辟田地，不惜刀耕火种围湖造田，甚至连山顶上、深山老林里都种了庄稼，即便如此还是不够吃。而从当今来看，人口过多导致社会资源很难合理分配，无形中加大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存压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倘若把大清国比作一栋楼，那么人就是盖楼用的砖瓦，只要不超出地基的承受能力，显然砖瓦越多，造出的大厦也就越宏伟。

其实，相较于英法等欧洲强国的日益衰落，当今中国之所以总能保持自立自强，不惧西方国家瞎搞事，甚至在全球经济发展萎靡的背景下依旧保持强势，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人多——人口红利至今仍在发光发热。

然而，封建时代不像现在这么开明自由，人口的快速膨胀就意味着有一部分人变成“冗余”，这也是皇帝们最怕的事。

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一旦流动起来，就会变成惊涛骇浪。历朝历代的皇帝为解决这个问题，都曾费了不少脑筋。其中比较狠的如明太祖朱元璋，他把整个天下分成一个个方圆一里的小区域，设立里长监管百姓。倘若有人某天要从A区到B区办点事儿，哪怕仅仅是走个亲戚，都要提前上报自己几点出门几点回来，几人同行；一旦出了岔子没能按时回来，不但当事者很可能要掉脑袋，恐怕里长、邻居和其他知情者都会受到牵连。

解决不了问题，就把出问题的人给解决掉——明太祖的手段简单粗暴，可是说是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封建”二字的残酷性。相比之下，清朝皇帝的手段就高明多了。

我们以乾隆一朝为例，简而言之，清朝皇帝驭民，利用的是百姓的“希望”。



《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提及：清朝中期，中国一个普通中等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在32两白银左右；同时，一个家庭一年的总花销却要多出两三两，在34～35两白银之间。按照当时的购买力，一两白银大约能买100斤大米，或是在一般城市里置办几平米房屋。这样一看，这笔钱似乎并不多。朝廷的狡猾精明之处就在这儿：在百姓来看，几两银子的赤字似乎并不算什么，稍微努把力就能挣回来。中国古人素来有“小富即安”的观念，倘若靠努力填完这几两银子的小坑，手头还能余下点碎银子，舒舒坦坦地过个年岂不美哉？

殊不知，这区区几两银子的“赤字”正是朝廷稳定民心的手段，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填平的。

朝廷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个“平衡”：碰上粮食大丰收，官府就“适当”加点税，合情合理；遭遇饥荒，官府就拨款放粮，不至于闹成民变，百姓还会高呼“皇上万岁”。总而言之，无论怎么操作，朝廷永远不会让民间积累的财富超过“红线”；百姓也只想赶紧脱贫致富奔小康，自然就不会有什么“二心”了。这“两三两银子”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却把百姓拿捏得是死死的。表面上看，乾隆治下的百姓丰衣足食，政局稳定，用“盛世”来形容毫不过分，然而某种意义来说，绝大多数人实际上仍在温饱线上下挣扎。

发明了这么一套驭民手段，把几亿人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老老实实地给朝廷上供，单从皇帝这个身份来考虑，乾隆绝对算是优秀的。乾隆把皇权置于温床之上，让满清政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然而，乾隆这皇帝是当得称职了，这却将一个可怕的顽疾扎根在了民族的灵魂深处，直接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如今咱们习惯把欧洲人称为“白人”，其实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欧洲人更喜欢把中国人视为“白人”。在他们看来，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富足而强大，至少在乾隆朝之前，西方人对中原王朝是始终怀揣敬畏的。



公元1797年夏，英王乔治四世派出了史上第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最初，这群外国人态度非常谦卑，他们还以为中国仍是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超级帝国呢。然而，使节们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沿途所看到的事物颠覆了他们的三观。有人在自己的笔记中如是写道：整整3日的行程里，无数房屋和行人从河道两旁掠过，他们却没有看到一幢像样房子或是一名丰衣足食的百姓。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麻木，人们茫然地走来走去，如同行尸一般。虽然大街上依旧熙熙攘攘，这却让人感到诡异和恐惧。

英国人还写下了这么一个小插曲：作为外邦人，他们自然遭到了好奇百姓的强势围观。在行经某座城市时，因为岸上太挤，有围观者被推下了水。落水者拼命挣扎，但恐怖的是，所有人就像没看见他一般，依旧各忙各的。眼看落水之人气息奄奄，英国使节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让船夫靠岸救人，不料船夫却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一小时七英里的船速，居然就是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

从旁观者的记载里，清朝皇帝驭民之术的弊病暴露无遗：百姓日复一日地想要彻底填平这几两银子的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久而久之，这种处境会让人们滋生出一种悲观情绪，整个社会就当真从“静水”变为“死水”了。事实上，工业革命前夕，欧洲诸国百姓的生活水平跟清朝差不了多少。根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当时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日三餐大多以粗粮和青菜为主，一周大概有一两次可以用鱼或鸡蛋来改善伙食；除了重大节日，餐桌上很难见到肉类。一直到清朝灭亡，这个状况一直都没怎么改变。

再看西方：工业革命前夕，普通英国家庭的三餐大多以牛奶、面包为主，虽然他们时常可以吃点奶酪和熏肉，但在数量上控制得相当严格。有些家庭主妇为防止这顿饭吃多了，特意将一顿饭量的熏猪肉切成好几块，隔几天再吃剩下的，日子可谓是十分窘迫。而到了工业革命中后期，奶酪、熏肉等食物不但成了欧洲普通家庭的日常消费品，人们还隔三差五就能喝顿酒。彼此生活质量的改变从数据上更加直观：中国百姓依旧为那“3两银子”终日操劳，而英国一个普通中等农民家庭，每年已有大概35～44两银子的净收入了。



这也难怪我们总是遗憾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没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百姓年年口袋见底，哪还有心思就折腾那些事儿？总而言之，康雍乾盛世保证了清朝皇帝统治的稳固，却无意间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与创造力。放眼整个中国历史，这个所谓“盛世”扮演的角色未必就是正面的，饱受质疑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这爷仨不是好皇帝，他们身处于自己的时代中，有着自己的局限。即便开明如康熙皇帝，也在中西方文明交相碰撞的过程中，把西方先进的东西束以高阁，生怕汉人触碰并引发变革，继而撼动满清的统治。作为封建统治者，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万世千秋？至少在那个时代里，他们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作为皇帝的使命。只是他们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一个王朝真正的强盛，依托的是百姓的拥护；而一味想要依靠手段驭民，维持表面上的稳定，无限透支民众的希望，让“希望”变为“绝望”，这最终将招致可怕的恶果。

事实上，当时的清王朝也确实因此止步不前，最终错过了同时代接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