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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坠机五十周年,真相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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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 20:01: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林彪坠机五十周年,真相浮出水面

二零二一年,正值著名的九一三事件五十周年。林彪坠机是一件充满神秘色彩的重大事故,真相始终扑朔迷离。在早期,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舆论控制非常严格,对相关信息全面封锁。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控制逐渐放开,内部信息开始向外流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重要当事人的记述不断出版,真相实际上已渐渐浮向水面。
在事件五十周年之际,多维新闻网就登载了由萧功秦教授撰写的“林彪事件再考察”系列文章,广为流传。笔者刚好读到了这篇文章。但令人遗憾的是:萧教授的长文虽旁征博引,综合整理并罗列了大量历史记录,包括近年出版的当事人回忆录,却未能从中得出任何新的结论,而是简单地重复了以往的官方结论。而且,萧功秦没注意到一些关键细节,未能重新分析这一事件。

而笔者在阅读大量史料后,注意到了以往一些被忽视的关键细节,足以打开全新视角。第一个关键细节,是事件中的职权问题。萧功秦在文中,始终设定林彪的专机起飞行为非法。事件的大致进程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当晚,林立衡突然向警卫局举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南飞广州,上报到中央后,汪东兴转而打电话给周恩来,要他紧急处理。周随后查询飞机状态,发现256号飞机在秦皇岛,就要求军方控制这架飞机,并调回北京,未果。周此后要求对这架飞机禁飞,需要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的联合签名,才可以起飞。

但上述叙事存在严重疑点,涉及当事人的职权问题。当时林彪是中共党内二号人物,党和军委的第一副主席,军中头号将领,党章写明的接班人,地位仅次于毛泽东。而周作为国务院总理,是林的下级,其他几个军方领导又是周的下级。从职权看,联合签名无法禁止林彪的行动。而且,256号飞机是林彪的专机,只要林本人批准就可以调动,只有毛泽东亲自下令能限制林彪出行。但当日毛乘专列刚返回北京,旅途疲劳。据李志绥等人的回忆:专列抵达丰台后,毛泽东又找北京市和北京军区负责人谈话,回到中南海游泳池,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李志绥等多人的回忆和举证,都表明在周恩来处理举报事件时毛仍不知情。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忆也证明:在汪东兴接到上报电话时,毛泽东本人正在睡觉。直到半夜,周恩来突然赶赴中南海把毛泽东叫醒,面陈“叶群和林立果绑架林彪上了座车,要潜逃”,毛才感到震惊。但事件从始至终没有毛本人下令的记录。

事件中的另一个关键细节,是当晚周恩来在对毛泽东汇报时做出了不实陈述。史料显示,在接到汪东兴要求处理林立衡举报的电话之后,周特意给叶群打电话,询问秦皇岛的256号专机情况。此时,周恩来先暗示晚上飞不安全,当叶群回复,称今晚不会起飞是第二天早晨才起飞后,周又要求叶群取消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并暗示自己马上要动身前往秦皇岛探望林彪。相关记录明确显示,周随后下令,在北京发动了两架飞机待航,但自己始终不上飞机,同时限制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黄永胜等人,切断一切对外联络。

萧功秦在文中大体上提到了上述过程,但他似乎没注意到另有史料显示,周恩来本人认可的说法,同上述记录,并不一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来》一书中就声称:当晚二十三点二十分左右,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彪想动一动,需要调几架飞机”,而周恩来未予批准,转而下达禁令。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李志绥的回忆,也可以佐证周恩来本人在现场带有疑点的说辞。此外,吴法宪和李作鹏等人的回忆,也都可以验证周恩来当晚在电话中发布指示时的类似说辞。

但周恩来的叙述明显存在问题:林彪是周恩来的上级,林彪自己有当时最先进的256号专机,作为军委副主席,也可以直接下达命令,叶群怎么会主动向周恩来打电话请示要求调配其他飞机给林彪?这明显违背常识。那么,根据现有的各种记录来分析,周恩来在当晚给叶群打电话之后,为何会对毛泽东做出虚假陈述?在同多人的多次通话中,周为何一再误导对方,刻意掩盖自己主动给叶群打电话的事实?萧功秦的文章所堆砌的证据,显然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第三个关键细节,是九一三事件中林彪的叛逃计划是不是早有预谋?按萧功秦在文中的说法,是林立衡突然举报揭露林立果和叶群事先制定的劫持林彪南飞广州另立中央的政变计划,当晚,由于林立果等人图谋不轨却意外败露,这就不得临时采用备选计划,仓皇出逃,北飞苏联。

但综合各种史料,包括九月十二日之前林立果的言行,飞行记录,其它在场机组人员的证词,以及当时叶群跟其他人的通话记录,林彪秘书的证词,都说明此前没有出现异常情况。林立果在先前几次飞行结束后曾对机组人员说过,首长几天后计划乘256号飞机出行,事发前一周专机才刚刚移交,而林彪还在准备参加十一国庆活动,叶群本人也在做准备。根据记录,林立果和叶群的设想是飞赴广州,便于林彪休养身体,林彪本人认为广州过于炎热,倾向于去大连,但都没有飞赴苏联的计划。所谓叛逃计划,在当时只能找到林立衡一个人的证词,但这只是孤证,而其他重要当事人,要么死无对证,要么并不知情。

第四个关键细节,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当时毛泽东是不是已经决定要打倒林彪?萧功秦的文章,还有国内外很多其他分析文章,都先入为主,设定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已不可调和,水火不容。然而,从各种史料分析,包括九一三事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事实上只是批倒了陈伯达,尽管也批评了军队系统的几位高层领导,黄、吴、李、邱,包括叶群,都不得不写检查,但并没有直接涉及林彪本人。当时毛和林有分歧但绝非不可调和。在毛南巡之前,当年五月,几位重要军队将领的检查都已过关,毛公开表态,不再施压。据李志绥的回忆,尽管毛开始反感林彪,在南巡的过程中有意提醒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称党内有分裂势力,“急于夺权”,但始终没有点名,还是留有余地。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的处事风格灵活,在处理党内不同意见时,并不倾向于将对手一棍子打死,而总是需要一个过程,逐渐发动群众,在舆论上取得压倒优势,这时才会发力,终结对手的政治生命。然而,当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林彪明显不符合这种状态,此时双方仍在舆论上广泛地维持着亲密战友的形象,毛泽东不可能贸然发力全盘否定林彪。否则,这也就意味着彻底否定最亲密的战友,直接危及毛本人的权威和形象。

从上述关键细节重新分析九一三事件,足以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并非源于林彪的政变和叛逃计划,而是中共党内高层权力角逐的一场意外事故。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分别主导党、军队和文官(官僚)三大系统,构成了复杂且脆弱的大三角权力格局。在文革的进程中,由于林彪和毛泽东长期合作,维持着亲密战友的关系,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身为官僚系统的代表,本来是最弱势的一方。但随着九大之后权力格局的变化,毛泽东开始批判陈伯达,以及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等问题存在争议,毛泽东和林彪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周恩来的特殊作用凸显出来。

九一三事发当晚,由于林立衡的举报,周恩来突然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契机,彻底击垮林彪的党内地位。周恩来当时采取了模糊策略,两套说辞,一边在汪东兴的要求下处理举报,周在电话中巧妙地对叶群施加心理压力,暗示自己要连夜赶往秦皇岛“探望”林彪,此后又下令禁止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黄永胜等人的一切对外通信联络,这就导致叶群通过专线电话再也无法联络到黄永胜,误以为北京有变,黄永胜已被中央抓捕隔离审查,进而误判形势,认为是毛泽东回京后指示周恩来到秦皇岛抓捕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因而高度紧张,要求林彪提前飞往他处躲避抓捕。

另一边,此后周恩来在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时,却又刻意隐瞒自己给叶群打电话的行为,转而借用林立衡的举报,向毛声称林彪图谋不轨,即将出逃。按周的设想,林立衡的举报就是即成事实,接下来只需林彪一行登上256号飞机,事情也就尘埃落定。因此,周看似矛盾的模糊决策是欲擒故纵,有意引诱林彪一家尽快乘飞机起飞,只要林彪和林立衡一起上了飞机,即使最终飞机因各种原因未能起飞,林彪的叛国罪名也会由此定性。而此时毛泽东已不可能再去维护林彪,只会顺水推舟,沿着周恩来确立的轨道,取缔林彪在党内的二号人物地位。

然而,萧功秦等人的文章却未能理解九一三事件中的关键细节,只是大量罗列众多历史记录,先入为主地得出了误导性的结论。毛林之间出现分歧无疑是重要因素,但大量史料显示,毛泽东本人没有立刻清除林彪的意向,没有参与其中。同样,当时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林彪有意加害毛泽东,或参与其中。但上述关键细节表明,周恩来成功地利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分歧,通过林立衡的举报,促使林彪一家在惊恐中逃避,登上飞机,并在仓促中冒险起飞。

与此同时,在把林彪等人引上飞机后,周恩来又借用林立衡的举报诱导毛泽东,声称林彪有意发动政变,中南海不安全,成功地说服毛泽东和随身工作人员连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躲避风险。据李志绥的回忆,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之后,在256号飞机即将飞出国境线的最后关头,周恩来明确提议毛泽东用导弹把飞机打下来,但被否决。由此也可以验证周和毛对林彪事件的不同态度。

李志绥的回忆和国内的记录还表明,在机场冒险起飞时,由于驾驶员不熟悉山海关机场的跑道,导致256号飞机滑出跑道,做出非常规转弯操作,右机翼同加油车碰撞,造成机翼和起落架受损。由于在惊慌和仓促中起飞,256号飞机的副驾驶、领航员等重要机组人员未能登上飞机。而飞机起飞后,周恩来随即关闭机场,此时飞机已无法在国内降落。飞行轨迹显示,256号飞机在飞出国境线之前,曾多次盘旋,表现出犹豫不决状态。当燃油有限,飞机为求生,最终只能飞往距离最近的蒙古和苏联一带的机场。但在缺乏重要机组人员配合的情况下,地面光照条件不好,飞机本身又有损伤,坠机将是大概率事件。

综上所述,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并非简单源于毛泽东和林彪两人之间的分歧,而在于新中国的党、军队和官僚这三大系统之间存在激烈的政治博弈。这一事件也是源于毛林周三人之间的权力博弈,周恩来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回顾当晚,由于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的进程和军队的角色等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周恩来通过林立衡的举报,诱使林彪的专机起飞后,声称林图谋不轨,要“另立中央”,毛此时难以反驳,只能默认周的决策,继续观察事态的后续发展。然而,在周汇报后,时间快速逝去,不到两小时,飞机意外坠毁,此时木已成舟。

坠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成功地迅速崛起,前所未有地成为党内的二号人物,不但全权负责坠机事件的调查工作,还处理各种党政军事务,彻底取代林彪。此时,即便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坠机事件有疑点,也为时已晚,难以更改。为了避嫌,毛只能让周主导对事件的调查,并一起对军队展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整肃活动。因此,在林彪坠机之后,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团结,毛泽东本人已无法追查事件真相。当时毛所能做的,只是释放林立衡,同时,有所保留,始终没对事件牵涉的大批林彪同党给出官方正式定罪,给后人留下悬疑和线索。

但无论如何,九一三事件都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坠机事件不但彻底毁掉了写进党章作为接班人的林副统帅,也严重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和毛泽东本人的形象。尽管官方调查早已在几十年前给出结论,各种版本的阴谋论却长期在国内外流传,认定是毛泽东有意制造坠机除掉林彪对最高权力的威胁。然而,在事件五十周年之际,随着对更多细节的发掘,真相已渐渐浮出水面,今人仍有必要仔细审视这段复杂的历史,重新调查并解读悲剧的发生。


作者简介:王键,独立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曾长期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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