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走出幻灭，走向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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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林保华回忆录



林保华（凌峰）的回忆录《我的杂种人生》，是他从左派的乌托邦情结中走出来的亲身经历。（图片摘自林保华脸书）

我最近为了了解和探索美国左翼共产主义思潮的前世今生，读了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从三十年代的“老左”，六、七十年代的“新左”，到二十一世纪的“剩左”。前些日子拿到了林保华（凌峰）先生的回忆录《我的杂种人生》，这是林先生从左派的乌托邦情结中走出来的亲身经历。两相对照，令人感慨无限。

幻想和希望

林先生出生在印尼华侨家庭。他的父母都毕业于当年的燕京大学，可谓家境优越。特别是母亲家族，是满清官宦人家，身世显赫。虽然到林先生成长的时候，世事巨变，他已经享用不上家族势力之余荫，出生不久就随父母移居印尼梭罗，但是相比较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家庭，林先生显然是那种衣食无忧且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幸运者。

在上个世纪全球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中，出于思想理念迷恋乌托邦而投身于左翼运动的青少年，大多来自这样的优越家庭。真正的穷苦人家孩子一日三餐困顿，还顾不得乌托邦理想这种奢侈品。这一点，中国人和美国人是一样的。

林先生在印尼，从小学开始学习华语，就接触了左翼思想；1949年移居首都雅加达，进了受中共影响和控制的华语中学。读什么书往往极大地影响青少年时期的观念。林先生说到他在印尼时读的书，开出来的书单几乎和我在中国读的一摸一样，甚至更多，除了中共红色作家的小说，就是苏俄的革命文艺。林先生说，后来他才知道，那时他接触的华语老师，有很多已经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中共党员。按现在的说法，这些人是“外国代理人”，但是那个时代他们信奉的是另一种说法，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哪儿都一样搞共产主义革命。林先生就是在印尼成长为一个热情的左翼青年。

1955年，林先生毅然回国，要在中国完成学业。在回国的船上，他们这些青年人唱的是苏联歌曲《青年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从希望到幻灭

1956年，林保华先生参加第二次高考，考取了被誉为“第二中央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年轻时都知道，这所大学是培养党和国家的干部的，后来被我们戏称为共产党的“第二神学院”。当他看到自己榜上有名的时候，十分兴奋，因为这证明他的“政治觉悟”得到了党的认可。他进了人大的中共党史系，研读中共革命历史。青少年时期的林先生其实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读书就要认真读好，于是他真地下功夫去研读从《资本论》到时事，从国际共运史到中共秘史。中共的这一套半真半假的知识体系，林先生多少年之后必须痛苦地一一重新消化，重新鉴别，从面面俱到的谎言中发现历史事实。这个过程，我这样从中国出来的人都经历过。当时人大的课程学习对林先生的一生非常重要，他通过这几年的读书经历，比任何人都熟悉了中共的语言和逻辑。中共是怎么阐释历史和现实的，是怎么对待事实真相的，是用什么话语来解释一切的，那一套曾经迷惑过无数青年，现在依然在蒙骗中国的青少年，但是骗不了林保华，他是这个专业的，他真的研究过。

但这是后来的事情。在他刚进入人大的时候，还是满怀希望的时候。由于他的家世不同常人，由于他在印尼时期的革命热情和表现，由于他是从海外回国投奔革命的，他的个人条件有其特殊性，他本来是党的培养对象，是有望在中共的革命队伍里进入“快车道”的。可是他这样没有真正经历过中共革命的人，太把话语当真，不跌跟斗才怪。1957年，进人大才一年多，反右运动开始了，他就以表现得不够革命而受到批判。还好“觉悟快”，党对他“宽大处理”，“免予处分”，在政治上定为“中右”。

林保华先生此后就这样在中国紧锣密鼓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锻炼”和“改造”了将近二十年。这一段经历是十分痛苦的，他在回忆录中写得云淡风轻，似乎是在讲述另外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中立而客观。他记下了大量细节，这些记载本身就极有史料价值。我们这些亲历了文革的人，如果记不起当年的事情了，可以到林先生的回忆录里去找找，那几乎就是一部文革词典，读来有重回旧时而身临其境之感。

到1974年，文革将要终结的时候，他在海外的父母终于可以来看望他了。父母和他是怎么谈的，他没写，我却这样来脑补：“儿子啊，共产党革命的滋味你已经尝过了，现在，可以回家了。”他们给他编造了一个要出国继承遗产的理由，让他申请出国。第一次，在申请了一年后，组织上说不批准，什么原因也不说。林先生回忆说，“我急了，甚至急得哭了。”我读到此处才明白，这时的林先生，已经从希望革命转变为理想幻灭。

1976年下半年，林先生终于获准出国，8月17日启程前往香港。几天后，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但是，林先生再也不会回头了。他正从幻灭走向觉醒。

觉醒

林保华先生的回忆录写到这里大约是一小半的内容。以后他回忆在香港生活，依靠一支笔谋生养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自由城市充满活力和人情味的生动景象，那是香港最后的好时光。他以投身中共革命经历了希望到幻灭的觉醒者的身份，评论时事，谈论过去，也谈论未来。他的特长是揭示中共话语之下的真实涵义，事实真相。你别想哄骗他，要知道他是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党史专家，他知道中共党史的话是怎么说的，他也知道这些话后面党实际上是怎么做的。他太熟悉那一套了。

九七回归临近，那时香港有很多人是看好回归的，想回归给自己人，总比让鬼佬统治好。林先生却明白等待着香港的是什么。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对中共他不抱一丝幻想，九七之前走人，他移民去了美国。

在美国，林先生仍然是一支笔谋生。他在回忆录里一一历数他对一系列事件和人物的评论。我就是在那个时期结识了笔名凌峰的林保华先生。再以后，痛感于美国远离华人世界，他的华语读者大多是在中国和台湾，于是林先生毅然移居台湾，直到现在。在这几十年里，他的笔一刻没停。凡是中国和台湾发生的重大事情，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表现，他都及时做出评论，目光犀利，下笔如有神。一直到今天，每隔一两天，我就能收到林先生评论文章的邮件。他的写作，质和量都让我彻底佩服。我非常高兴的是，对中国美国和海峡两岸的事情，我的看法和他的评论高度重合，只要涉及中共的动机和作为，我们的看法就基本一致。我想，原因也简单：我也是从中共革命阵营里出来的，我们都知道那里面有些什么。

幻灭以后怎样？

自从文革以后，我们看到很多当年左派的理想幻灭了。但是幻灭以后并不一定会走向觉醒的。在西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左”，向往天堂般的苏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令他们瞬间幻灭。但是他们中很多人转变成六、七十年代的“新左”，他们找到了新的革命样板，那就是毛的革命路线，越南和古巴。文革结束，越南和古巴难民投奔怒海出逃，给一部分“新左”猛击一掌，理想幻灭，走出左派乌托邦，但是仍然有另一部分留在左派阵营里，成为今日“剩左”（left-over left）。

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很多当年左派幻灭后拒绝觉醒。更多的幻灭者，却被迫沉默，假装“到此为止”，让党相信他们并没有觉醒。幻灭以后，觉醒是需要客观条件的，因为过来人都知道那个阵营对异见者会何等残酷。只有很少的人，幻灭后走向觉醒，还能保全人身和人格的完整。

所幸的是，林保华先生是在第一次出现可能性的时候，就走出了中国，来到了自由世界。我们这些走出来的人，有了觉醒的条件。我们不忘过去，我们懂得自由之可贵。林保华先生的回忆录细节丰富，很有史料价值，他用自己一生经历，写出了我们这样的出走者经历幻灭与觉醒后的心声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