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美国民调公司充当中国宣传的喉舌？

dandenong

——真话假话谈民调（之一）

1月24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的国际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发布了《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晴雨表（2022 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其跨国民调显示，中国受访者对媒体、政府等机构的平均信任度达到83%，对政府的信任度更是高达91%，在28个做过民调的国家中位居榜首。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通过采访指出，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很低。

笔者研究过共产党国家的民意调查，也在俄国亲自组织过自己设计的长问卷民调，对此道不算外行。据我看来，这份报告关于中国的民调完全不具有可信度，毫无价值。我将分上、下两篇文章来具体说明。上篇主要介绍衡量民意调查可靠性的基本标准，以及该公司的民调做法存在哪些重大弊端；下篇专门讨论共产党国家民调的被访问者普遍对敏感问题说假话的社会现象，即“私下场合讲真话，公开场合讲假话”，以及为什么这种社会现象会造成在中国的民调与民主国家的民调含义相反。

一、美国公司在中国获得拥共民调

这份民调报告是该公司发布的第22个网上年度民调报告。按照这份报告来理解，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热爱本国政府的，而这个政府又是全球公认的专制政府；该报告显示，德国、英国、韩国等民主国家国民的信任度指数都不到50%。于是中共官媒纷纷发表关于这份报告的“好”消息，自我鼓舞。

这份报告选择在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俄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韩国、西班牙、泰国、荷兰、阿联酋、英国和美国搜集了民意调查数据。这些国家当中，有一批老牌民主国家，也有新兴的非洲和东亚民主化国家。但其中只有一个专制的共产党国家，即中国。为了撰写这份报告，该公司搜集了28个国家3万6千人的反馈，平均每个国家有1150个应答者。

民意调查和记者的随机街头访谈不同。前者通过随机抽样来抽选被采访者，而后者是随便碰到谁就问。这两种方法的差别在于，记者的访谈没有广泛的代表性，因为他采访的人数很少，这几个被采访人的看法不见得能代表民意，没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统计学要求民意调查必须随机抽样，不能随便乱找人，要按统计学的抽样理论来安排适当的抽样方法；而且样本要足够大，这样才能用大样本获得的数据来做统计推论，说明这个样本的数据可以在多大置信度上代表民意，最小的样本不能小于30个被采访者。

从爱德曼公司的报告来看，它的样本数量足够大，但问题是，它为了节省成本，放弃了随机抽样，改用网上征求自愿应答者。由于该公司的民调采用网上调查，因此这个跨国民意调查就涉及到几个技术性和常识性问题：第一，其问卷如何在被调查国家公布；第二，由于该公司不是抽样选择被调查者，就需要知道，网上自愿回答问卷的人是否有充分的代表性；第三，答卷者是否能自主选择答案，并且可以自由发言而没有恐惧。恰恰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该公司的报告语焉不详，尤其对其中国数据的来源一字不提。而这三个方面，也正是发现该公司报告从中国获得的问卷数据全然不具可信度的视角。

二、中国对民意调查的严密监控

在中国这个没有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国内的民调机构必须获得官方批准，才可能去做民意调查；而且民意调查必须在特务机关监控下实施，对外国机构或个人到中国组织民意调查，则监控得格外严厉。

从1998年起，中共注意到一些美国学者在中国组织的民意调查问卷中出现了一些政治敏感内容，便开始禁止外国研究人员组织独立的民意调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在1998年5月23日下发了《关于台资顶新国际集团极力获取我有关社会调查资料问题的通报》，这个“两办通报”就加强对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的管理，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的社会调查活动等问题作了严格限制；后来又公布了更多的规定，指定国家统计局负责监督和批准社会调查，背后是国家安全部在监管。

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如何监管民意调查呢？国家安全部有一个第12局即社会调查局，它专责监管民意调查。这个部门主要通过四个方面实施监管：一，指定一个“白手套”，即国家统计局，由统计局出面替国家安全部当“门面”，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具体掌管民意调查的运作；二，只允许国家安全部准许的机构从事民意调查，不管是做不涉及政治话题的市场调查，还是做可能涉及政治话题的社会调查，这些被批准的民调机构都要接受国家安全部的监管，必须听命于国家安全部；三，所有民调活动事先必须报国家安全部审查批准，问卷中的问题设置要符合国家安全部的要求；四，所有民调活动完成以后，全部数据要先报送国家安全部审核，只有被批准公开的数据才可以对公众发表，其中有些数据则被国家安全部作为舆情动态，上报给中南海，让高层了解，但这样的数据不许发布。

因此，民调机构在中国都受到国家安全部这个特务机构的严格监控；同时，当局也发布各种书面和口头指令，限制民调机构的调查。例如，与“国家秘密”有关的数据不得公开；不得将调查作为征求反党意见的工具；不能与外国机构合作调查等等。因此，中共批准的民调机构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他们必须保证问卷设计当中的政治安全。为了让上报的问卷能够通过，中国的民调人员都在问卷设计上高度自律。

三、涉外民意调查必须通过中国代理

中共对涉外民意调查的管控从1999年开始正式走上轨道。这里讲的“涉外”，不是指中国的民调公司到国外调查，而是指由境外机构或个人在中国组织的民意调查。

1999年，国家安全部安排国家统计局出面发布规定，要求外国人聘用的所有境外投资调查机构或境内调查机构必须经国家或省级统计局批准，调查结果须经统计部门核对后公布。2000年，该局向第一批有资格为境外组织和个人开展研究的中外资企业颁发了许可证。2000年3月20日，该局公布了《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申请申报指南》；随后于2001年3月15日，颁布了《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4年11月18日，又颁布了《涉外调查管理办法》。

从那时候开始，如果是中国人或在中国出生的留学生组织民意调查，必须由政府指定的中国民调机构代为调查，外国调查机构的国内合作者必须报当地国家安全局批准和监督；他们的问卷在调查方案获得批准之前会经过检查，抽样数据将在提供给外国调查人员之前进行过滤。由此可见，中共防范外国机构的民意调查，从上世纪末就已进入全方位严密监控的状态。

爱德曼公司的报告提到，在中国的网上民意调查时，问卷翻译成了简体中文，让中国的志愿应答者回答。问题在于，这个外国民调公司的问卷被准许放在中国国内的网上，显然必须事先得到国家安全部社会调查局的批准。爱德曼公司只有与一家已被国家安全部许可的中国民调机构合作，才可能向国家安全部递交民意调查申请。这家中国机构是谁，其申请和获准的过程如何，其网上问卷及其应答数据是否经过国家安全部审查和批准，爱德曼公司在报告中并无任何交代。

如果一个外国机构获准在中国组织民意调查，基本上会是两种情况：第一，外国机构的调查结果可以为中共的对外宣传服务；第二，外国机构的调查结果可以帮助中共在国际组织达成某些目标。爱德曼公司的调查应该属于第一类。然而，被中国情报机构审查批准的民调问卷和民调数据报告，还算是“民间”的独立调查吗？当然不是，它只不过是充当了中共对外宣传的喉舌。

四、互联网防火墙内的可疑应答者

如果实行网上民意调查，被调查国家是否有严格的互联网防火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爱德曼公司组织民意调查的国家当中，中国是互联网监管最严格的国家，也是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该公司如果只是把问卷放在美国的公司网站上，中国民众无法自由地进入这样的网站；如果问卷是放在中国的某个网站上，那样做是如何被批准的，又怎样让中国国内的民众普遍得知这个问卷并志愿应答？

我查了中国国内的搜索引擎，只发现大量介绍该公司高度评价中共当局深受国人信任的报道，却找不到任何爱德曼公司的民意调查问卷，也找不到填过问卷的人发表的观感；相反，倒是有些人吐槽说，国内一些网站上大量对时政持批评讽刺意见的人，看来都没看到这个问卷，不然不至于出现这样的答问结果。

这就留下了若干疑问：其一，在爱德曼公司的中文民意调查中，究竟谁是那些中国应答者？他们真是自主选择答问的志愿者，还是被当局安排来“做作业”的人？其二，爱德曼公司的中文问卷在中国真的完全公开了吗，公开了多长时间，在哪个网页上？其三，为什么没有人在网上自己发言表示，他看到了问卷并且回答了所有问题？其四，问卷是否可能本来就在一个秘密链接中，填报者也是执行秘密任务之人？

如果这个问卷根本就没对中国民众公开过，只是由宣传部门安排人在“内部控制”的网页上填写答问，这还能算是独立于政府操纵的民意调查吗？会不会那些填问卷的人一个人填写好几次？倘若是这样，爱德曼公司在中国所获得的并非民意调查的数据，却可能是中共当局派人“制造”出来的数据。如此数据，岂能与在其他国家不受监管的独立的民意调查混为一谈？

从这些疑问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之所以在国内外高调宣传爱德曼公司的调查结论，其实很可能是在宣传中共自己为爱德曼公司“制造”的“既定结论”。倒是爱德曼公司在与中共多年的合作中，一直把如此获得的“民调数据”与从民主国家得到的正常民调数据混在一起，这是不是犯了常识性错误？

五、中国操控境外民意调查为政策服务的案例

其实，中共操控境外机构在中国的民意调查，不单单是为了隐瞒真相、制造假象，还可能用欺外瞒内的手段，达到其国际上的政策目标。中共推行国企私有化之后，国内禁止调查，同时却引进国外机构调查，最后成功地帮助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从1997年到2005年，中共为了摆脱大批国营企业濒临倒闭的困境，也为了完成企业的私有化，以便符合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把几十万家中小型国营企业私有化了。大部分国企都让厂长经理用公款买下来，登记在他们私人名下，成为他们的私人企业；而原来的几千万国企员工的被解雇，没有社保，没有医保，命运悲惨。

正因为这重重黑幕，中共禁止国内的学者研究私有化过程，国内媒体也基本上不报道国企私有化的真相。然而，中共的私有化过程和结果却对境外研究者完全开放。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等，可以在中国对私有化过程和私有化之后的企业所有权状况做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但中共规定，这些调查可以涉及新老板的所有权，以此证明私有化完成了，但不许涉及工人的状况。

参与调查的国外研究者因而得以发表了多本英文著作，介绍中国私有化的结果，即超过六成的国营企业落在了厂长经理的手里；但这些书一本也不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当局之所以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是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所以，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但中共对内却宣布，它从来没有推行过私有化。新华社曾经报道，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人大11届4次会议上说，“我们绝不搞私有化”。

可以说，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是专制管控之下的产物，它只能充当专制政府的喉舌，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同时，中共每次公布的民意调查（包括通过外国机构之手公布的报告），都是官方有目的地这样做的。从调查内容到数据，再到公布的民调报告，都是官方在操纵。与其说这样的舆论调查是民意调查，不如说它是“官意调查”，只是借助民众的嘴说出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