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用邓小平来打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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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二○一二年，习近平成为胡锦涛之后新一任领导人，一九九七年去世的邓小平不可能预见到这个结果，他与时间赛跑，只能指定在他死后七年上位的胡锦涛，不可能再指定胡之后的接班人了。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一九五二年与邓小平同时上调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邓排名在习之前）。在那段时间，两个家庭有一定交集，孩子们或许在一起玩耍过，邓小平算是看着习近平长大的长辈。在邓小平时代，习近平在父亲的安排下，当过国防部长耿飙的秘书，当耿飙在邓小平那里失宠后，习近平又被安排到河北和福建任职，基本上没有什麽政绩。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集团争夺任命接班人之际，习近平被做为双方妥协的弱势人物推出。江和胡都没有想到，习近平会成为几乎跟毛邓一样强势的领导人。绝大多数共产党高官都对习看走了眼，正如当初国民党高官都对李登辉看走了眼。

二○一四年八月，适逢邓小平一百一十岁冥诞，中央理论派刊物《求是》用整整五篇文章描写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就在当月，党内高层在北戴河召开秘密会议。英国历史学者麦克·狄伦在其邓小平传记的最后一页特意写到此细节：

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坐稳最高领导地位，他离开会场时，大家高呼“新邓小平”。

这个场景是这位西方学者的凭空想像——他不可能在现场耳闻目睹，也不可能有当事人向他转述此一场景。执政两年的习近平开始掀起其个人崇拜，但中共高层官僚不会用这个比喻称呼习近平。与其说习近平会以“新邓小平”这个名号为荣，不如说他心仪的称号是“新毛泽东”。

“站起来”的毛时代（前三十年）和“富起来”的邓时代（后三十年）之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彼此矛盾冲突之处。两者宛如左右手互搏。企图将两者完美融合的习近平，看重前三十年超过后三十年，热爱毛泽东甚于邓小平。习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近年来在中国网路上出现的“崇毛贬邓”言论。

“站起来”的毛时代（前三十年）和“富起来”的邓时代（后三十年）之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彼此矛盾冲突之处。（汤森路透）

二○一九年年末，一整套批评邓小平的新话语体系——“稻学”——随疫情在网上出现。“稻学”的核心观点很简单——扬毛抑邓。热衷于“稻学”的左派（毛派）网民认为，邓小平既破坏了毛时代的很多伟大构想，又在改革开放时代埋下诸多隐患，这些隐患一直持续到现在，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习近平正在试图扭转邓小平和他的“走资派”的错误。

“稻学”的“稻”，来自一些网民给邓小平的外号“稻上飞”。其来源是一张曾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照片。照片拍摄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当时做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河北霸县胜芳人民公社视察“大跃进”的成果，站在一堆密集的“丰收”水稻上与当地干部和农民合影，旁边是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北方局书记刘澜涛和中办主任杨尚昆。大家神情愉悦，见证农业大跃进的生产奇迹。网民认为，邓小平对于“三面红旗”时期的浮夸风完全知情，还是重要推手，他需要为“三年困难时期”负“主要责任”（他们认为毛被邓误导，这当然是颠倒主次）。“稻学”鼓吹者也认为，邓小平在高岗和饶漱石案、反右运动中的做为、在文革中对毛作出“永不翻案”承诺后来却翻案等，都应当被批判。

这群人更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乡不均衡、贫富悬殊加大、军队经商、环境污染、社会道德败坏、外国文化入侵等，都要归咎于邓小平等“走资派覆辟”。邓小平本人的家族成员（与残疾福利系统关系密切的儿子邓朴方、执掌保利集团的女婿贺平、安邦集团的靠山外孙女邓卓芮等人），邓的亲密战友叶剑英、王震等人的家族，都被描述为改革开放早期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在“稻学”叙事中，江泽民畏惧邓小平在军队的影响力，直到邓小平死后的一九九八年，江泽民才敢要求“军队停止经商”。胡锦涛则被“稻学家”们理解为“本性不错”，但“性格软弱”，不敢对邓小平的家族和政策开刀。

“稻学”叙事中让习近平扮演了“拨乱反正”角色——在反腐、军队、国企、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文化等领域的政策都回归到毛泽东的“正确方向”，习是毛泽东真正的继承人。

中共当局纵容“稻学”论述数月之后，才将其列为被遮罩的“敏感词”，但其“敏感程度”远不如六四、台独、疆独、藏独、港独等，人们还是能用种种方法从网上找到有关文章。

耐人寻味的是，习近平并未抛弃邓小平遗产，反倒将自己塑造成邓小平遗产的扞卫者——在与党内唯一有力量反习的江派对抗时，习控制的大外宣媒体多维网发表评论文章，指责江泽民一度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多维网接连推出“邓小平南巡三十年”系列，除了表示习近平要继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之外，多篇文章都点到江泽民的名字。提到江的政绩败笔，不再只限于贪腐之类。重中之重，莫过于二○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推出的<南方谈话前后两种力量的博弈>一文，这是第一次将江泽民置于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政治对立面，并且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

“六四”之后中共党内主流否定改革，陈云明显压邓小平一头。江泽民权衡利害，自然投陈弃邓。在江泽民一九八九年的第一个“七一讲话”，就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一九九一年，江泽民在中共建党七十周年讲话中，八次提及资产阶级自由化，九次提及和平演变。

习近平用邓小平来打江泽民，只是权宜之计。总体而言，习近平是企图“毛邓并用”。（汤森路透）

邓小平对这种局面严重不满，在得到以杨尚昆为代表的军方的支持后，发表南巡讲话，成功扭转局面。江泽民经过长达两年零八个月的犹豫之后，终于选择站在了邓小平一边。

多维网旧事重提，意味深长。经济学者何清涟认为，江泽民、曾庆红一系当中，江现在只是个象徵，不满习的各种力量都寄望于这支势力出来与习对阵，习近平要防的就是反习力量这种纠合，乾脆将大树放倒，让有反意者无枝可依。

习近平用邓小平来打江泽民，只是权宜之计。总体而言，习近平是企图“毛邓并用”，即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一以贯之。对邓的政治遗产，习既有继承，亦有发扬。比如，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说“一带一路”。这固然跟习近平的性情有关，更与中国当下的现实状况有关：如果说“韬光养晦”是一件给十岁小学生穿的衣服，那麽“一带一路”就是一件给二十岁大学生穿的衣服，中国的体量已成长到“坐二望一”地步，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必然进入“出头争霸”的第二阶段。

西方有越来越多观察家持类似看法。法国出版的两部有关中国的着作都“英雄所见略同”：香港浸会大学法国汉学家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在名为《明日中国：战争还是和平？》一书中，仔细审视了四个主要的冲突危险：台湾、南中国海、钓鱼岛和中印边界。他认为，领导人有时会被不自觉地拖入战争，尤其在民族主义气氛高涨的环境下。“激情和火药”的混合是习近平的性格特徵，这正是最令人最担心的地方。令人悲观的理由还包括解放军加速提升军力；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等。

法新社前驻北京记者Pierre-Antoine Donnet所着的《中国，巨大的捕食者》一书，角度虽不同，但结论一致：一场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冲突势不可避免，甚至已经开始。该书提出五个问题分析：维吾尔人和图博人的悲剧、环境、高科技、人权与外交。作者的结论是：“我们面临着一个沉沦的制度的前夜……习近平打赌西方的衰落不可阻挡，他要将自己的法则施加于世界，但是，习近平将输掉所有赌注。”法国《世界报》驻京记者Frédéric Lemaître在介绍这两部着作时感叹：

多麽巨大的变化！仅仅四分之一世纪前，中国还常常和“经济奇迹”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战争”和“掠夺者”成了描述中央帝国的主题词。

习近平既是邓小平遗产的继承者，也是其破坏者。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身份奇迹般地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这本身就是邓小平主义的内在矛盾。未来中国的崩解会从这一内在矛盾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