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乌克兰俄乌合并民族同化历史恩怨

雨夜

俄罗斯乌克兰俄乌合并民族同化历史恩怨

沈莉华，黑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属东斯拉夫民族，基辅罗斯承载着它们对昔日家园的辉煌记忆。13 世纪蒙古大军西征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直到17 世纪中叶，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并逐渐由俄国管辖下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变为普通行省。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经历了苏联大家庭的沧桑巨变。分分合合的历史长河积淀了两个民族不同的记忆和感悟。苏联解体后，俄乌成为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段恩怨交织的历史情结使两国关系渐行渐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恩怨是解读当前俄乌关系的关键所在。

一《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与俄乌合并公元9 世纪，东斯拉夫民族的国家———基辅罗斯在东欧平原上崛起，成为欧洲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988 年，大公弗拉基米尔迎娶拜占庭帝国的安娜公主，并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基辅罗斯成为欧洲基督教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公元11 世纪，在大公雅罗斯拉夫执政时期，基辅罗斯进入全盛时期。其版图东至伏尔加河口，西抵喀尔巴阡山脉，北起拉多加湖，南近黑海，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基辅罗斯与拜占庭、西欧、中东欧各国、阿拉伯国家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繁荣昌盛奠定了俄罗斯、乌克兰共同的文化基础。这段辉煌历史给俄罗斯、乌克兰民族打上深深的烙印，以至于今天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认为自己是基辅罗斯的历史继承者。

盛极一时的基辅罗斯因封建割据从12 世纪逐渐走向衰弱。13 世纪蒙古大军西征中断了基辅罗斯的发展进程。东北罗斯处于蒙古大汗的统辖下，沦为金帐汗国的属国，并逐渐演变成俄罗斯民族。西南部罗斯因地处偏远，蒙古大汗鞭长莫及，走上了与东北罗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随后被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征服。1569 年，波兰与立陶宛实现联合，成立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也称波兰共和国) 。波兰共和国几乎涵盖了今天乌克兰的全部领土，只有南方部分地区由奥斯曼土耳其及其盟友克里木鞑靼人控制。

波兰共和国对境内的乌克兰人实行殖民统治。在经济上，波兰推行农奴制。波兰立陶宛实现联合后，对乌克兰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兰贵族地主纷纷在这里建立大庄园。他们禁止乌克兰农民开垦荒地、限制城镇中乌克兰人口数量、向乌克兰人大量征税; 在宗教和政治领域，波兰大力推行天主教，要求乌克兰东政教会隶属罗马教皇，把不愿改变东正教信仰的乌克兰民众视为二等公民。波兰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激起乌克兰人的强烈反抗。从17 世纪20 ～ 30 年代开始，反对波兰统治的起义不断出现。1648 年，乌克兰爆发了由哥萨克盖特曼波格丹·赫麦尔尼茨基领导的反波民族大起义。起义开始后，赫麦尔尼茨基一直试图寻求可靠的盟友以共同抗衡波兰。在周边邻国中，乌克兰与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关系复杂; 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是土耳其属国、而且与波兰交好。权衡利弊，赫麦尔尼茨基最终选择与沙皇俄国结盟。

1654 年1 月在基辅近郊的小城佩列亚斯拉夫，赫麦尔尼茨基代表乌克兰接受了俄国沙皇对乌克兰的统治和保护权。此后，双方签署关于俄乌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协议规定，乌克兰承认沙皇的最高权力，同时几乎享有独立国家的所有权利: 保留乌克兰哥萨克制度，拉达仍为乌克兰最高权力机构; 哥萨克有权选择盖特曼，但需要向沙皇通报; 保留哥萨克军团建制以及市民和农民选举的地方行政机构; 保留乌克兰财政和税收制度; 保留乌克兰独立的司法机构; 保留哥萨克特权和农民、市民的所有权利。哥萨克军队仍由盖特曼指挥，册编哥萨克为6 万人。协议仅从两方面限制乌克兰的权力: 乌克兰最高权力机构必须承认沙皇;盖特曼需向莫斯科通报外国使团来访情况。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界定历史上俄乌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苏联解体后，该协议引起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广泛争议。目前俄罗斯学者多强调俄乌合并是基于彼此之间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多数乌克兰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从法律上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乌俄之间的“政治联盟”，乌克兰是俄国的“附属国”或“保护国”; 而乌克兰新闻媒体和历史教科书则倾向《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两个完全平等的伙伴间协议，只是这种平等关系在赫麦尔尼茨基死后被俄国人为破坏⑤。对于协议的影响，乌克兰人普遍认为，这是“乌克兰国家的严重错误和战略失策，导致乌克兰人失去了国家和民族独立”。针对这种观点，俄罗斯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与俄国合并是乌克兰不得已作出的选择，并非俄罗斯主动要求，况且合并在当时并未给俄国带来利益。因为接受乌克兰，俄国不得不与波兰经常处于战争状态。言外之意，乌克兰应当对沙皇接受乌克兰臣服表示感谢，而不是抱怨。

二  沙皇俄国统治下的乌克兰

谈及乌克兰在俄国版图内的生活，笔者不由得想起乌克兰学者提出的观点: 沙皇接受乌克兰臣服，“就像给溺水的人投去救生圈”，挽救其性命，然而等待他的是“未卜的将来”。事实上，俄乌合并后沙皇政府一直试图取消乌克兰自治制度。北方战争时期，彼得一世从战胜强国瑞典的总体战略部署考虑，忽视乌克兰民众利益，导致盖特曼首领伊万·马泽帕与彼得一世关系出现严重裂痕②。鉴于哥萨克军队不是装备精良的瑞典军队对手，彼得一世决意改革哥萨克军队，这直接触及哥萨克利益。而马泽帕提出希望俄国派出军队保护乌克兰免遭瑞典侵略的要求遭到沙皇拒绝。

由于沙皇违反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中有关俄国负责保护乌克兰的条款，马泽帕最终决定与瑞典结盟来反对俄国。马泽帕的叛乱为彼得一世削弱乌克兰自治制度提供契机，北方战争的胜利更使其大胆削弱乌克兰自治制度。哥萨克是生活在波兰、俄国和克里米亚汗国边缘地带、第聂伯河下游石滩一带的新群体。这一群体由逃亡的农奴、宗教人士、贵族和罪犯等不受政府管束的自由民组成。除了从事渔业、农业和狩猎业外，这些人还经常劫掠南部鞑靼人和土耳其人。16 世纪50 年代，哥萨克在扎波罗热地区的第聂伯河岛屿上建立自己的要塞—塞契。塞契有自己的议会—拉达，并选举首领盖特曼。

1722 年5 月，彼得下令成立小俄罗斯衙门，由常驻乌克兰的六名俄国军官和一名检察官组成。该衙门负责监督乌克兰造船业、行使税收和行政管辖权。彼得还下令把俄国外交衙门部主管的盖特曼事务改由参政院管理，实际上把乌克兰视为俄国的普通行省。接替马泽帕的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十分清楚这意味着废除乌克兰自治制度，恳请彼得改变决定。遭到拒绝后，斯科罗帕茨基抑郁而终。一些哥萨克军团长官因上书沙皇、要求重新选举盖特曼在圣彼得堡被捕。彼得一世死后，乌克兰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俄国宫廷的局势。

在女皇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执政时期，乌克兰自治制度有所改善。1750 年，女皇做出恢复选举盖特曼的决定。中央政府很少干涉乌克兰内部事务。这一短暂时刻不过是乌克兰自治历史上的回光返照而已。女皇这样做并非意识到应承认乌克兰民族自治权利，仅仅是由于盖特曼格力·拉祖莫夫是自己宠臣的哥哥。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俄国基本废除了乌克兰自治制度。女皇不喜欢乌克兰人，更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乌克兰自治。为了废除盖特曼政权，叶卡捷琳娜二世把最后一任盖特曼罗佐莫夫斯基召到圣彼得堡，授意其放弃盖特曼职位。1764 年11 月10 日女皇颁布诏书，成立以总督为首的小俄罗斯衙门代替盖特曼政权。小俄罗斯衙门由4 名俄罗斯官员和4 名可靠的乌克兰人组成，总督则由俄国贵族彼得·鲁缅采夫担任。至此，延续了100多年的盖特曼制度被废除。1774年，俄国在战争中打败土耳其军队，消除土耳其和鞑靼人对南部边疆的威胁。继续保留扎波罗热哥萨克对俄国已失去意义，况且普加乔夫起义使女皇担心扎波罗热会成为叛乱者的巢穴。1775 年6月俄国军队突袭扎波罗热哥萨克驻地，捣毁其防御工事。一些哥萨克头目被放逐和遣散。哥萨克土地被俄罗斯等民族的贵族占有，普通的哥萨克沦为农奴。1783 年克里米亚汗国并入俄国。俄国还利用瓜分波兰时机占领了右岸乌克兰和沃伦地区。在扩张领土的同时，叶卡捷琳娜二世逐渐取消了乌克兰自治制度。1781 年女皇取消了小俄罗斯衙门，在乌克兰设置三个总督辖区: 基辅、切尔尼戈夫和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辖区。辖区设置与俄国行省完全一致; 1783 年乌克兰自治单位—哥萨克军团建制被撤销。哥萨克军团作为俄国军队的一部分被改造成宪兵队，没能进入军团的哥萨克成为俄国的国有农民。

为了加强对乌克兰控制，叶卡捷琳娜二世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 一方面在乌克兰推行农奴制，取消了乌克兰农民从地主土地上出走的权利，另一方面拉拢乌克兰贵族，防止其不满和反抗。1785 年女皇颁布了贵族特权诏书，让乌克兰贵族享有和俄罗斯贵族一样的地位和权利。女皇的政策非常有效，很少有乌克兰贵族起来反抗俄国统治。他们逐渐接受一个事实: 盖特曼不是独立的国家政权，而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自身和乌克兰利益，应当努力在俄罗斯帝国发挥自己的作用。

乌克兰自治制度被废除后，沙皇俄国采用各种手段对乌克兰进行俄罗斯化。首先，是语言和思想上的同化。譬如， 1876 年5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厄姆斯法令。法令禁止在国内出版乌克兰书籍; 禁止境外出版的乌克兰书籍流入境内; 禁止剧院上演乌克兰语剧目; 禁止演唱乌克兰歌曲;禁止乌克兰语诗歌朗诵会等; 禁止教授乌克兰语，严格选拔各类学校的教学人员; 在俄文著述中不得使用“乌克兰”一词，用“小俄罗斯”取而代之。

直到1905 年该法令才被废止。其次，是教育上的同化。1805 年，哈尔科夫创建了一所新大学，这是俄国统治下的乌克兰第一所高等院校。1834年，基辅又建立了圣弗拉基米尔大学。两所院校都采用俄语教学。从尼古拉一世时期开始，为了减少波兰人对乌克兰的影响，俄国在右岸乌克兰学校逐渐用俄语来取代波兰语教学。特别是镇压1830 ～1831 年波兰民族起义后，右岸乌克兰的波兰语学校被关闭。最后，是宗教领域的同化。右岸乌克兰因长期受波兰统治，很多乌克兰人信奉希腊天主教。起初，俄国对希腊天主教会比较宽容。但在天主教会上层支持波兰民族起义后，沙皇政府查封了境内的希腊天主教会，将教区转交给俄罗斯东政教会。右岸乌克兰宗教学校也随之被取缔。

对于乌克兰在俄国版图内生活的历史，乌克兰和俄罗斯各执一词。很多乌克兰人认为，俄国违背《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相关条款，逐渐把乌克兰由俄国管辖下高度自治的行政实体变成普通行省，甚至对乌克兰实行殖民统治。有些乌克兰历史教科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殖民统治”一词，但也认为俄国对乌克兰实行民族剥削和压迫。例如，В．П．舍夫丘克等主编的《乌克兰史》一书指出， 19 世纪上半叶，乌克兰贸易结构具有明显的原料化特征。从乌克兰运出的是农产品和原料，运入乌克兰的则是纺织品等工业品; 农奴制改革后，乌克兰的铁路建设也具有明显的殖民地特征: 俄国首先修建的不是乌克兰各城市之间铁路，而是连接乌克兰与莫斯科工业区的铁路; 在俄国统治下，乌克兰教育事业出现明显倒退: 1897 年乌克兰民众识字率只有13%，当时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大多居住在城市) 受教育比例是乌克兰人的2 倍多③。也有乌克兰学者认为，俄国统治者破坏《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使乌克兰失去“国际法主体地位”; 掠夺乌克兰土地、奴役乌克兰民众，使乌克兰成为一片“废墟”; 在乌克兰实行农奴制、分化和收买乌克兰精英阶层，在俄乌合并的数百年间，乌克兰人经常被剥夺使用母语的权力。总之，俄国的统治使曾经繁荣的乌克兰倒退了几个世纪。

对上述观点，俄罗斯学者提出质疑。安德烈·斯塔维茨基认为，殖民地普遍具有以下特征:土地被宗主国掠夺和控制，经济结构单一，是宗主国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存在不等价交换。殖民地经济明显落后于宗主国; 宗主国对殖民地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殖民地居民在社会地位、种族和宗教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在重大事务上，殖民地民众无权参与管理。但是，乌克兰并不具备这些特征。从领土问题看，在17 ～ 18 世纪，乌克兰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有的已经是俄罗斯土地，如斯洛博让希纳( Слобожанщина) ; 有的是自愿并入俄国的领土，像左岸乌克兰; 有的是因俄土战争等原因并入俄国后被开发的土地，像新俄罗斯。俄国使乌克兰摆脱被波兰统治者奴役的命运，维持了乌克兰社会的稳定。最为重要的一点，以乌克兰自身力量，很难在大国夹缝中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更谈不上向周边扩展领土。正是由于历史上俄罗斯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断开疆拓土，今天的乌克兰才拥有广袤的国土。哪有在领土上对殖民地如此慷慨的宗主国⑤? 从经济角度看，乌克兰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俄国控制。在俄国管辖下，乌克兰农业发展起来，建立了很多港口和城市，乌克兰经济发展速度有时甚至超过全俄平均水平。一直到1764年，取消盖特曼制度的乌克兰民众也没有向俄国库纳税。在工业化时期，乌克兰的经济更是飞速发展，建立了大量的工厂、矿山，城市建设成效显著。

尽管18 世纪乌克兰与国外的商品交换有时受到一定限制，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全俄市场已经形成、生产专业化分工需要。无论是在俄国、还是苏维埃时期，乌克兰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太大变化，普遍高于全俄总体水平; 从语言文化方面看，尽管帝俄时期沙皇政府采取了限制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措施，但苏维埃时期乌克兰语在乌克兰享有国语地位，所有乌克兰学校均采用乌克兰语教学。

三  生活在苏联大家庭中的乌克兰

1917年二月革命后，沙皇政府的统治被推翻。此后的4 年时间里，乌克兰陷入混乱时期。德国、奥匈帝国、临时政府的军队、苏俄红军和邓尼金白卫军队、协约国和波兰军队像走马灯一样出现在乌克兰。乌克兰民众也曾试图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民族独立。但是所有外部势力都想控制乌克兰土地，无意支持乌克兰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民族独立的美好愿望就这样在战争的硝烟中破灭。直到1922 年12 月30 日，乌克兰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在苏联版图生活的近70 年间，乌克兰和全苏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和战争。这段历史留给俄、乌两个民族的依然是恩怨交织的复杂记忆。直至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就苏联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争论不休。

1932 ～ 1933 年乌克兰饥荒: 为了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工业国，从1928 年开始苏联进行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苏联工业化的实现是靠牺牲农业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为了筹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苏联一方面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粮食，一方面在国内采取武力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对乌克兰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在粮食产量不断下滑的同时，中央对乌克兰的粮食征购指标依旧很高，最终导致1932 ～ 1933 年乌克兰发生史无前例的饥荒②。作为全苏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死亡300 ～ 350 万人。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饥荒已经由俄乌之间的历史问题演变为敏感的政治问题。2003 年9 月，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发起的设立大饥荒死难者纪念日活动。2006 年11 月28 日，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立法，认定1932 ～ 1933 年的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④。2010 年1 月，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认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亲自策划”大饥荒，“蓄意”对乌克兰民族实行种族屠杀⑤。乌克兰历史教科书则指出:“1932 ～ 1933 年大饥荒是莫斯科故意制造的，目的是压制乌克兰人独立愿望。”在乌克兰，部分学者认定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其主要论据如下: 按照相同的土地面积计算，当时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西乌克兰尚未并入苏联版图) 饥荒导致的死亡人口超过俄罗斯; 在饥荒发生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仍然向国际市场出口粮食，没有向乌克兰提供粮食援助; 苏联出台一系列法令限制乌克兰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和其他地区;在粮食征购工作中，乌克兰农民的所有粮食均被没收。而从俄罗斯农民手中只征购了部分粮食，还剩下不可动用的粮食储备。

俄罗斯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第一，认定饥荒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的主要证据是饥荒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见闻、证言。目前关于1932 ～ 1932 年饥荒的档案文献无法证实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及相关措施旨在消灭乌克兰民众; 第二，因大规模出口粮食导致饥荒发生的现象在帝俄时期就出现过，并非斯大林时期特有的现象。例如，1887 ～ 1891 年为了换取外汇俄国出口了1 000 万吨粮食，导致1891 ～ 1892 年国家发生大面积饥荒②。第三，种族灭绝是二战时期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做法。如果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斯大林就应当拒绝向遭受饥荒的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而档案文献证实，饥荒发生后斯大林向乌克兰提供过粮食援助③。第四，因未完成粮食交售任务没收农民所有粮食的现象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出现过④。第五，虽然斯大林出台多项法令禁止农民从集体农庄出走并强制迁移部分农户。但这些法令不仅在乌克兰、在苏联其他地区也实行过。1933 年1 月22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禁止饥饿农民从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出走的命令。这一命令自1933 年2 月16 日起在下伏尔加边区( 即今天的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州和卡尔梅克共和国)实行。第六，饥荒不仅造成乌克兰农村人口大量减少，苏联其他地区农村人口也急剧减少。

1926、1937 年全苏人口调查数据表明:30 年代初的饥荒导致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减少30． 9%，伏尔加河流域减少23%、乌克兰减少20． 5%，北高加索减少20． 4%⑥。对于乌克兰议会认定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俄罗斯政府做出强烈回应。2007 年11 月19 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 乌克兰认定饥荒为种族灭绝行为是“歪曲历史”。2008 年7 月，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一次讲话中称，乌克兰指控俄罗斯，似乎20 世纪30 年代苏联发生饥荒、导致民众大量死亡是俄罗斯的过错。这“完全是不道德的投机指控”，因为那场饥荒是“我们的共同灾难”。他还拒绝前往乌克兰参加纪念饥荒75 周年活动。

二战中的乌克兰: 二战爆发后，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中关于瓜分波兰的条款占领了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德国入侵苏联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发表乌克兰独立宣言，表示愿与德军合作共同抗击苏联。但是，纳粹分子在乌克兰采取血腥镇压措施，不但逮捕共产党员、犹太人，也逮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部分亲苏的乌克兰人与苏联游击队合作，抗击德军。而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利用德国军队实现乌克兰独立梦想破灭后，于1942 年秋成立了以Р． 舒赫维奇为首的乌克兰起义军。乌克兰起义军把苏联和德国作为共同的作战对象。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扭转战局后，将战线向西部推进。1944 年11 月，乌克兰全境获得解放。苏军进入西乌克兰后，遭到乌克兰起义军等民族主义力量的抵抗，直到1947 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大规模抵抗活动才停止。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乌克兰起义军，乌克兰历史教科书从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视角做出评价: “对我们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不公正的一场战争。因为无论苏联、还是德国都没有考虑过乌克兰独立问题……英明的乌克兰人明白，无法指望别人的帮助，只有自己能决定国家的命运。因此，早在1929 年境外的乌克兰人就成立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在该组织的庇护下，乌克兰流亡政府在境外成立……1942 年乌克兰起义军成立。起义军从法西斯分子手中解放了城市和村庄，保护了和平居民。苏联政府不希望乌克兰拥有自己的军队，所以在1943 年纳粹侵略者被赶出乌克兰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同乌克兰起义军作战。旨在消灭乌克兰人民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53 年。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是布尔什维克恐怖的又一例证。”

近些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杰拉成为俄乌争论的焦点人物。二战开始后，为了实现建立独立乌克兰国家的梦想，斯捷潘·班杰拉曾一度与德国军队合作。在德国人支持下，班杰拉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并把消灭波兰人、犹太人，尤其是俄罗斯人作为作战目标。二战结束后，班杰拉留在联邦德国，继续从事反抗苏联共产党的斗争。直到1959 年10 月，班杰拉在慕尼黑被苏联间谍暗杀②。为了纪念这位民族主义者，2009 年9 月乌克兰发行了班杰拉100 诞辰周年的纪念章。在西乌克兰，很多城市和乡村为班杰拉建立纪念碑，街道也以其名字命名。2010 年1月22 日，即将离任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签署命令，授予斯捷潘·班杰拉“乌克兰英雄”称号。由于班杰拉涉嫌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分子合作残害和平居民，尤先科此举引起俄罗斯民众的愤怒。民意调查显示，37% 的俄罗斯民众认为班杰拉是恐怖分子和杀人犯。

俄联邦上院副议长尤里·沃罗比耶夫甚至表示，尤先科的做法“简直下流无耻，如果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们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在坟墓里转过身来。”让俄罗斯人气愤的还不止这些。1944 年7月27 日是利沃夫从纳粹分子占领下获得解放的日子，乌克兰却宣布这一天是“莫斯科集权制度开始统治热爱自由的乌克兰人民的日子”。2005年4 月9 日， 10 位著名的乌克兰历史学家致信总统尤先科，建议政府应承认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是“对乌克兰的重新占领”，并取消庆祝胜利的节日，因为这“不是乌克兰人的节日”; 红军老战士不应被认作新乌克兰的主要英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才是主要英雄。

战后乌克兰的恢复和发展: 对于战后乌克兰的重建和发展，俄罗斯人多强调苏联政府为恢复和发展乌克兰国民经济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乌克兰在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取得的诸多成就，对乌克兰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却轻描淡写。而乌克兰人多强调苏联政府对乌克兰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譬如，斯大林采取措施监控乌克兰文化、艺术和宗教，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勃列日涅夫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限制和迫害⑥;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乌克兰造成的影响等等。对于俄罗斯人眼中苏联政府的慷慨举动，乌克兰人也有不同看法。

1954 年，为纪念俄乌合并300 周年，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作为礼物赠与乌克兰。对于此事乌克兰高中历史教科描写道: “1954 年2 月10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把克里米亚州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议首先是国家中央领导人受利益驱使的行为……把鞑靼人、德国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从克里米亚迁出后……克里米亚经济生活处于停滞状态，农村状况特别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在纪念俄乌合并300 周年之际，把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乌克兰是企图把鞑靼居民从半岛迁移出去的部分道德责任转嫁到乌克兰头上，迫使乌克兰负责恢复半岛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莫斯科中央则毫发无损，因为同样可以监督乌克兰。”

对于乌克兰在俄国和苏联版图生活的历史，乌克兰历史教科书做出这样的总结: “几百年奴役下的生活不仅破坏了乌克兰的文化、也破坏了乌克兰的自然环境。在此期间异族统治者白白掠夺和消耗我们土地上的财富，而不顾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在20 世纪，乌克兰自然状况严重恶化。党的高官们对民众的需要漠不关心。在乌克兰共和国建立了不少大企业，这些企业的有害废弃物污染了土壤、水和空气。在乌克兰田野上毫无监管地随意使用化学制剂导致土地大面积受到污染和毒害。大自然的珍贵礼物—土地已经无法利用。水资源状况恶化。由于利用不当2 万条河流消失，数百座村庄失去饮用水……但是，对乌克兰来说最大的不幸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要知道核污染是最严重、最持久的污染。这是对乌克兰的犯罪行径。由于核事故周围环境成为可怕疾病的诱因。”最后，教科书作者号召民众必须为乌克兰独立而斗争。

四  历史恩怨对俄乌关系的影响

俄乌之间的历史恩怨给两国关系带来消极影响。从俄罗斯角度讲，由于认定历史上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乌克兰只是俄罗斯一部分，不少俄罗斯人以傲慢心态对待乌克兰，很难从心理上接受乌克兰独立的事实。2008 年4 月，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北约峰会上对美国总统布什说: “乔治，你不了解，乌克兰甚至算不上一个国家。乌克兰是什么? 它的一部分领土属于东欧; 而且相当一部分领土是我们赠予的。”从乌克兰方面看，历史上俄罗斯始终把乌克兰当作“俄罗斯一部分”或“小弟弟”看待，对乌克兰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更不愿从心理上接受乌克兰独立。在乌克兰历史教科书中，乌克兰被描绘成长期处于异族，特别是俄罗斯统治下不断为生存而斗争、并最终获得独立的民族，俄罗斯则被描绘成“帝国”、“侵略者”、“卑鄙”、“狡猾”，总是破坏乌克兰领土完整。

对俄罗斯的负面看法深深影响着乌克兰人的思维观念和对外政策。很多乌克兰人认为在发展对俄关系中必须提防大俄罗斯人的傲慢心里，维持乌克兰的独立。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在《乌克兰———不是俄罗斯》一书中强调: “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延续，不是俄罗斯的一个分支，乌克兰完全不同于俄罗斯。”④乌克兰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姆·良布丘克也曾指出: “毫无疑问，乌克兰人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的国家体制的外部危险来自于过去的宗主国，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它都在毫不留情地压制乌克兰人获得自由的一切尝试，即使是现在它也没有对独立的乌克兰表现出应有的尊重。”⑤受上述思维观念影响，加之乌克兰人认为俄罗斯历史上的集权主义政体使乌克兰与欧洲文明渐行渐远，乌克兰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疏俄色彩，并把向西方靠拢、融入欧洲文明大家庭作为维护国家独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没有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一直把加入欧盟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

1998 年乌克兰加入具有反俄色彩的古阿姆集团。尤先科执政时期，乌克兰更是不遗余力地谋求加入北约。亚努科维奇执政后，乌克兰虽然放弃加入北约，但与北约一直保持密切合作。在2011 年普京提出“欧亚联盟”构想、试图重新整合独联体之际，作为独联体中仅次于俄罗斯的大国乌克兰在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问题上闪烁其词，仍将加入欧盟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所有这些恰好折射出历史恩怨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症结所在。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后冷战时代的俄乌关系”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陆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