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斗”老师：一名当年小学生的忏悔

kindwater

老知青家园



　　几十年以后，我看了一部姜文主演的电影《让子弹飞》，我心里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当年曹老师的粉笔头要是慢慢地飞不知道对我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曹老师是我小学时期的班主任。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威虎山”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印象中，不知道是因为我年龄小和青年时期的曹老师相比的原因，还是曹老师个子真的很高，我觉得我始终仰着头看她。她留给我的印象，总是很严肃，不苟言笑，即便是她最喜欢的学生，比如我们的大个子班长她也只是抚摸一下她的头。

　　我从来没这个待遇。

　　五十年过去了，班主任的模样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变得模糊起来，她的名字甚至我都忘记了。但有一样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她的粉笔头。曹老师的粉笔头不像其他老师是扔出来的，而是弹出来的。看过《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的读者都知道弹指神功黄老邪有这种神奇的本领，我敢打赌，作者金庸先生小时候身边肯定也有过会弹粉笔头的一位老师。曹老师的粉笔头弹得神奇极了，她站在讲台上，我坐在最后一排，只要有风吹草动，她面对黑板，转身，拇指和中指分离，一气呵成，粉笔头“嗖”的一声过来了，准确无误地打在我的额头上。

　　不夸张地说，曹老师教我们四年多来，她的粉笔头很多都消耗在我的脑门上。直到今天我还追问我的小学同学，曹老师的粉笔头为什么总是飞向我？同学回答，还不是因为你太索伊（济南方言：调皮）。



　　她的回答让我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我索伊，能有多索伊？

　　回答我的是我的同桌，从小学第一天开始，我就和她一个座位。现在同学们在一起回忆，他们和他们的同桌都有“三八线”的经历，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女同学拿着铅笔，用尺子量好各自在桌子上的距离，一条线画下来神圣不可侵犯。那时凡是建立“三八线”的同学，许久后再见面大都不再存在“三八线”了，见了面打打闹闹，无比的亲热，你揭我的短，我曝你的隐私。我和我的同桌却不同，在一起六年始终没有“三八线”，成年以后，再见面相互之间忽然有了一种距离感，无形的“三八线”横断在面前。其实，我和我的同桌的课桌上也有“三八线”，但不是她画上去的，是上一个年级或者上上年级留下的。所以我可以随意侵犯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八线”，我的书、本子、铅笔，甚至书包都会从桌子这头一直侵犯到那头。我的那一位从来不反抗，不抱怨，好像这张课桌使用权全部归我，她只缩在一个角落里，安心地写作业和上课。我非常郁闷的是，我的同桌对我的侵略行径都可以忍受，你曹老师管什么闲事？每当她看到我像狗熊一样占满了整个课桌的时候，曹老师的“子弹”就会飞过来。我的侵略行径当然不会满足于课桌上，我的屁股停留在板凳上的时间几乎很少，不是趁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走下课桌挑起和另外一个男同学之间的一场战争，就是悄悄把一对女同学的辫子拴在一起，她们痛苦的喊叫引起男同学的欢笑。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代价，曹老师永远也没有“弹尽粮绝”的时候，转身，拇指和中指分离，我十有八九就会“中弹”。

　　有一次，我的同桌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到现在我还记得是一个造句：想不到。同桌回答完毕，我悄悄把她的凳子向后挪了挪，同桌一下子坐在地上，还没等我笑出声来，只见两个粉笔头向我飞来，一颗打在额头，一颗打在鼻子上，额头已经有了抵抗力，鼻子可痛得受不了。同桌从地上迅速爬起来，冲着曹老师喊：“老师，是我自己摔倒的，不关他的事。”

　　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扒开我捂鼻子的手，关切地问：“不要紧吧？疼吗？”

　　不知道是同桌的解释还是曹老师认为粉笔头真的把我打疼了，她向我走过来，我把同桌的手猛地推开，大声说：“想不到——想不到曹老师还是双枪老太婆。”

　　全班同学都笑了，连曹老师也笑了，还给我鼓掌，全班也响起了掌声，班长甚至站起来为我鼓掌，把曹老师吓了一跳。

　　班长是一个女生。说也奇怪，从小学一年级她的个子又高又大，六年过去了她仍然是班里最高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小学毕业她都是班长，她喜欢站在讲台上对全班同学指手画脚，一会儿让你扫地，一会儿让你擦黑板，一会儿让你跑步找同学家长，不要说女同学了，就是男同学都对她的话也必须言听计从。如果不服从她，她有两样拿手的绝活，一个是她会立刻从讲台上飞奔过来，冲着你的脸号叫，一般同学会吓得立刻服软，其实很多同学也不是害怕她的号叫，而是她第二个绝活：告老师。上课说话她告老师，下课和男同学把轱辘（济南方言：摔跤）她告老师……随着她的手指的方向和喊叫：“就是他。”不是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罚站，就是一个个白色的或者彩色的粉笔头像子弹一样射向你的脑门。

　　包括男生全班同学几乎都怕她，我对同桌说，我不怕她你相信吗？同桌坚定地点点头。我说，我也有当班长的能力，你相信吗？同桌坚定地点点头。我说，我早晚要让大个子班长在班里丢丑，同桌摇摇头说：“别这样，她是班长。”

　　尽管在“座山雕”事件以前我不是班长，但全班男同学几乎都听从我的发号施令，虽然只有在下课铃响的时候。“座山雕”事件以后，班里也没有了班长……

　　有一天早上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就看见一个大老鼠在教室里乱窜，几个男同学上前追赶，老鼠上蹿下跳，我不慌不忙，脱下鞋，让追赶的同学停下来，趁着老鼠愣神的工夫，一鞋扔过去，把老鼠砸晕了。我冲过去，把砸晕的老鼠扣在鞋里面，我提着老鼠尾巴，老鼠在我手里乱转，我跑到东，东面的女生吓得哇哇叫；跑向西，西边的女生恐怖地乱喊，上课铃响了，我刚想把老鼠扔出去，转眼一想没有扔，而是把老鼠重新放进鞋子里，把鞋口扎紧一点，把鞋放在老师的讲台上。曹老师来了，走上讲台，说“同学们好”，接着就看见讲台上一只鞋子，曹老师的脸拉得老长，问这是谁的鞋？怎么放在这儿？男生笑，但没有人说话，因为我警告过他们，谁要是提前告诉老师，下课我给他来个背布袋（济南方言：摔跤摔他），女生吓得不敢吱声，曹老师看见没有人理她，更是生气，警告说：“我数三下，没有人拿回去，我把鞋子扔到教室外面去。”曹老师数了三下，结果鞋没有扔出去，而是曹老师被抬到教室外面。曹老师真数了三下，然后她拿起鞋，刚想扔，鞋里面的老鼠露头，一对小眼睛盯着曹老师，把曹老师当场吓晕了……

　　也许，这只是我（索伊）的一个片段。

　　当然，我也有辉煌的时候。多少年以后，还是我的同桌赞美我，她说要不是文革，我会成为飞行员。

　　同桌说的是事实。记得在三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曹老师抱着一摞作业去教室，不知道哪个冒失鬼撞了她的后腰，曹老师一个趔趄向前扑去，眼看就要摔倒了，我正好在曹老师前面，我一个箭步向前，用身子挡住了即将摔倒的曹老师。曹老师没有摔倒，我却摔得半天爬不起来。曹老师手里的作业本飞得到处都是，我一边爬起来，一边帮着满地收拾作业本，大个子班长也跑了过来。作业本收拾完，曹老师站起身来，抚摸着大个子班长还有其他同学的头，就是没有抚摸我，而且还看了我一眼，我当时那个气啊，悄悄地把拾到的大个子班长的作业本藏了起来，然后悄悄把她的作业本的分数由原来的99分改成66分。作业本发下去，班长大哭起来，全班一下子都知道受宠的班长考了66分。

　　没有想到，我正在旁边偷笑，曹老师突然喊了我一声，吓了我一跳，我立刻做出躲闪粉笔头的动作。曹老师手里没有粉笔头，她站在我面前宣布，学校有一个飞行员训练班的名额，条件是勇敢、身体条件好的男生，曹老师认为我最合适。

　　我当时想，曹老师这是把我打发到哪里去啊？是不是看我太调皮，让我到其他地方受罪啊？果不其然，曹老师说：“你捣得我头痛，我能少看见你一天是一天。你不是精力旺盛吗？到了那里有你受的。”

　　我永远不知道曹老师说这句话是她的心里话还是一种调侃，当时的我自然也没有能力去分析，当时眼前的另一件事情让我心花怒放：大个子班长的哭声回荡在教室的上空……

　　我不知道，是我挡住即将摔倒的曹老师让她选择了我参加飞行训练，还是在这之前曹老师就已经选择了我，我参加了飞行训练，一周两次。

　　没想到，飞行员没有当上，却被训练了另外一堂课。

　　那是1966年秋天。那一天训练的科目是牵引，全副武装站在跳伞塔底下，机器把你升起来，然后再把你降下去，训练正在进行，一个教练突然跑来，对我们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说：“文化大革命了，你们回去闹革命吧。”我们问：“文化大革命？闹革命？”

　　教练回答：“闹革命就是斗人。”

　　“斗谁啊？”

　　“你们小孩子不懂，跟着大人学吧。”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训练啊，我们还要当飞行员呢。”我们喊。

　　另一个教练说：“回家的路上有人在当‘飞行员’呢，看看吧？”



　　就是那一天。我从市体校回家，走到山东剧院，剧院门口人山人海。几辆大卡车的挡板打开了，上面上站了许多人，大卡车上有人拿着一个铁皮制作的喇叭高声喊着口号，口号震耳欲聋。我们人小从人缝里很快钻进前排，抬头看见打开的车下面站着几个老人（具体年龄我那时哪看得出来），其中一个还站在一个凳子上，弯着腰，头上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牛鬼蛇神”。我和另外两个伙伴大笑，“牛鬼蛇神”是什么东西？有意思的还在后面，这位老人手里面还拿着一个铜锣，敲一下喊一下：“我是牛鬼蛇神。”

　　这就是斗人！我一下子明白过来。

　　有一个人用脚踹了一下老人站的凳子，老人在凳子上摇晃起来，差一点摔下来。那个人喊道：“还有呢！”

　　于是老人站在凳子上又喊：“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大反革命分子……”

　　那个人又踹了凳子一下，凳子剧烈摇晃，老人眼看从凳子上摔下来，我和一个伙伴一个箭步冲上去，扶住老人。那个人冲我们喊：“蓑衣（济南方言：调皮）孩子滚一边去。”

　　凳子上的老人开始了一连串的喊声：我是牛鬼蛇神余修，我是反动学术权威余修，我是……喊了一会儿，老人被几个人牵着，一边走，一边喊……

　　我问一个牵绳子的人：“余修是谁啊？你们要斗他？”

　　“他是副省长，教育局长，闹革命从他身上开刀。”

　　我们不解，一边跟着他一边问：“他干了什么坏事？”

　　那人有些不耐烦了，说：“闹革命就是闹，管他干过什么，他是大官，就是反动学术权威。”

　　我们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啊？”

　　那人瞪了我一眼：“比你有学问就是反动权威。”



　　在我的印象中，生活的突变好像都是从那个星期六开始的。以前有的，突然消失了，以前没有的，突然冒了出来……

　　走到光明电影院，电影院外面的台阶站满了人。光明电影院位于天桥北面，这里不但有一家影院，也是天桥一带的文化娱乐的大舞台。电影院周围经常有戏班子在这里搭台。京剧、评剧，马戏、相声、山东快书等等各种民间艺术多多。据说津京地区的戏班子有了一台新戏和一个好段子，必须跑到济南来开场子，这里的观众叫好，再拿到津京地区演出，保准叫好。这里观众不买账，那你就需要回去好好琢磨，你不知深浅跑到北京、天津，保准砸了场子。

　　也许就在那一天，光明电影院附近开场子的剧团和戏班子一下子消失了，代替的是斗人。

　　我和伙伴又围了上去，台子下面有一个人拿着棍子，一边在敲打一个人的胳膊，一边再喊：“你飞机姿势做得不够，胳膊再向后伸……”

　　我和我的伙伴在光明电影院看着斗人的队伍一拨接着一拨，渐渐地我们看烦了，我们也召集了许多人，高喊着：“咱们来‘砸毛驴’（济南少年儿童的一种游戏）吧。”

　　有不同意见，说玩“投皇上”（济南少年儿童的一种游戏）。马上有人提出严肃批评，说皇上是“四旧”，应该叫“投司令”。

　　那真是想不到的岁月。

　　不管是山东剧院还是光明电影院斗人的风潮，很快席卷我们小巷深处的官扎营小学，很快，我们小学传来震耳欲聋的大喇叭口号声……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一个接一个，学校告诉我们，我们小学生也要闹革命，也要贴大字报，也要批斗老师。



　　我们能给老师贴大字报？能批斗老师？这可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好像是一个男同学征求学校一个造反头头的意见，问他能斗班长吗？头头迟疑了一下回答不行，班长是学生，只能斗老师。这时，我们班那位大个子女班长和她领导的班委会吓得跑得无影无踪了，直到快上中学时，才由她们的母亲送回来。

　　班长走了，我的几个铁杆伙伴鼓励我站出来，让我当班长。我说班长是“四旧”，要当当司令。于是伙伴们说我们听你的，你是我们的司令。上学的时候经常玩“砸毛驴”、“投皇上”、“逮人”、“抗拐”、打仗的游戏，后来又玩“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的游戏，我都封为司令，没想到这时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司令。方显我英雄本色，我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

　　我们的伙伴说，既然你造反成了我们班红小兵司令了，那就应该有个仪式。我说这个主意好。于是我立刻任命了几个副司令，就是“八大金刚”，让他们组织全班同学把班里的桌子一层一层地垒起来，垒成一个堡垒，堡垒中央放一把椅子，找来一些破麻袋片把椅子包起来，中央的椅子旁边各放四把椅子，那是“八大金刚”坐的。几个副司令问我：“司令，咱批斗谁？”

　　我毫无思索地回答：“曹老师。”

　　也许，曹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就是我们心中最大权威。也许，曹老师的粉笔头在我的额头上仍在隐隐作痛。“八大金刚”和一些同学你看我我看你，许久没有动静。我的权威受到动摇，受到质疑，这还了得。我大怒，对他们说，我是司令，你们不听我的话，就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话把我身边的同学都镇住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家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是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这个电子产品在当时比现在“苹果”还珍贵，我父亲每天早上打开，我听到最多的就是这一句话。

　　我的副司令和手下开始在学校到处找曹老师，我安排其他人用大字报纸糊高帽子，开始没有人会糊这个东西，糊了好几次高帽子都直立不起来。我着急起来，批斗会的主角曹老师快到了，高帽子还没有糊好怎么行。我一扭头看见一个男同学戴了一顶帽子，我一把抢过来，说把纸糊在上边。那个男同学岂能愿意，过来想抢帽子，我抓起他的衣领，一个“背布袋”把他摔在地上，然后踏上了一只脚……

　　不一会儿，一个副司令从门外冲进门来就喊：“来了来了！”

　　我三步两步跳上桌子垒好的堡垒中央，坐在用破麻袋片包起来的椅子上。我刚坐好，曹老师就到了，我心里一紧张，忘记喊革命口号了，我瞬间成了座山雕，批斗会也立刻改成了座山雕审讯杨子荣。我脱口而出：“天王盖地虎！”

　　曹老师愣了，抬头看看坐在用桌子围起来的我，她肯定在想，你小子是不是又想挨粉笔头了。要命的是我手底下的伙伴们也被我的问话打蒙了，也没有喊打倒什么的革命口号，跟着我来了一句：“你是空子还是溜子？”

　　这一下把曹老师彻底逗笑了。曹老师一边笑一边抬起右手指着我，我大喊一声：“不好！”身子下意识地歪到一边。我始终相信，粉笔头是曹老师的护身暗器，她随时都可以弹出来让我防不胜防。但是这一次，曹老师只是用手指着我大笑，没有粉笔头打在我的额头上。我站起身来，大喝一声：“打倒……打倒……”打倒什么呢？我忽然想起在山东剧院看到批斗余修的场景，于是我喊道：“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曹老师！”

　　我的同伴儿也清醒过来，喊着口号，按照我的要求，让曹老师戴纸糊的高帽子。曹老师也明白过来我们不是在演戏，是真要批斗她，气愤地把纸糊的高帽子抢过来扔在地上，还用脚踩了一下。



　　曹老师的反抗也激怒了我们，我们一边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曹老师！打倒曹老师！她反抗就踏上一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批判队伍不知不觉来到学校的操场上，这时正是学校放学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学生和部分老师转身回来，看着我带领几个“副司令”喊着我们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口号……

　　后来有人告诉我，尽管在我之前学校里面的批斗会五花八门，但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位批斗老师的学生。在我喊着口号走出教室的时候，我怎么能想到，不管是恶作剧还是一种模仿，给一个青年女教师带来的伤害。我的行为几乎成了导火索，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利用我批判曹老师的行动转移斗争大方向，学校内部之间的批斗突然开始了，甚至刚刚戴着高帽子游街回来的校长转身摘下挂在胸前的牌子，扔掉手里的铜锣，高喊着批判曹老师的口号冲了过来。

　　不一会儿的工夫，曹老师头上戴上了真正纸糊的高帽子，被押上学校开会的主席台，学校的高音喇叭甚至也喊起了打倒曹老师的口号。我愣了，事情转换得太快了，完全出乎我的想象，这可比粉笔头来得还要可怕。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的女老师抓着我的胳膊让我上台发言，控诉曹老师对学生的迫害。我认得她就是刚刚摘下胸前大牌子的女校长。我本能地往后躲，越躲她越使劲拽我。我看到，她的眼镜后面的眼镜充满了血丝，一股说不出来的杀气吓得我后退好几步。几位老师也冲到我面前，高喊着：“斗她！斗她！”一个女老师说：“平时看见她洋活（济南方言：臭美），我心里就木乱（济南方言：心烦），斗她，杀杀她的威风。”

　　我没有继续向前，没有继续向前的原因并不因为我的胆怯，而是我的衣襟被人给拽住了。是我的同桌拽住了我。她一边向后拉我，一边对我说：“我害怕，我害怕，咱学校的老师这是怎么了？”

　　我也害怕了，从“座山雕”的椅子上下来就成了一个十岁孩子。我被我的同桌拉着向后退，许多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向前进。我看到，曹老师被向前进的人群包围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曹老师。

　　那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年代啊。“座山雕”事件发生以后，我的小学生涯应该说就基本结束了。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属于高年级）的学生跟着姐姐哥哥到全国串联去了，老师造反，学生也造反，今天传来袖标颜色是黄色的红卫兵冲击省委，被袖标上颜色是黑色的红卫兵包围了……明天我的伙伴告诉我，快去看啊，环卫工人把大粪车都开到省委了，洒水一样洒了一地大粪啊……后天传来袖标上的颜色是黑色的红卫兵因为是“保皇派”而被袖标上的颜色是黄色的红卫兵反包围了，黑色的红卫兵每个人举着稻草从省委投降出来……



　　用当时的话说，革命形势一浪高过一浪，迅猛发展。我已经不是什么司令了，也不是座山雕了，我才是四年级的学生。用济南人的话说我这个四年级的学生只能回家“和泥巴”玩去。我当时很不理解，还和大年纪的学生争辩，在学校玩和在家玩有什么区别，你们开批判会斗人，我们为什么不行？

　　“和泥巴”真是济南孩子玩的一种游戏。尤其是下雨天，雨水稀释了泥土，我们小伙伴聚在一起，每人手里一块泥巴，和好了以后高喊：“东乡的西乡的，都来听我放枪的……”随着泥巴摔在地上的一声巨响，分出胜负。

　　我们不仅仅是玩“和泥巴”。砸毛驴、投皇上、扇洋画、打嘎、逮人、崩杏胡、弹溜溜蛋、剁泥巴、挑冰糕棒、推铁环……每一项玩法都具有无穷的魅力，给现在的孩子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还有，随着不同革命形式的发展，像玩游戏一样看着大人在社会上的不同表演……

　　我们玩得那个滋儿啊。

　　也就是说，从“座山雕”事件一直到1969年的9月我上初中，我和我的伙伴基本沉浸在玩的幸福之中，完全忘记了那次批斗曹老师的事情，更不知道那次批斗会以后发生了什么。

　　时至今日已经四十九年了，不知道为什么，那次批斗会的情景却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甚至每一个细节都那么清晰，像分镜头一样，在我眼前一幕幕慢慢地走过。随着历史镜头的拉近，我几乎看见了坐在高高的桌子上的我，听见我在高喊：天王盖地虎……



　　与日俱增的自责与愧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清晰。拷问灵魂深处，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非常复杂，总感到不是单纯的一个“座山雕”事件从而把曹老师推向批斗大会那么简单。后来，我不断询问见到的每一位小学同学，基本有了一个结论：那次批斗会，对曹老师也就那么一次，曹老师在批斗大会后在我们学校消失了。

　　也许她调走了，也许因为其他原因她辞职了……我多么希望是这种原因。这个原因说服不了我自己。我应该明白，像暴风骤雨一样的批判会，对小学女教师来说，其心理上的摧残是巨大的。虽然我知道，批判曹老师是我们学校无穷无尽的批斗会的一次，在整个文革动乱时期我们学校也没有出现大的惊心动魄的惨案，但这不是宽慰自己的理由，尽管我不能谴责一个十岁孩子的我，但是今天，我明白，我需要站在这里说一声：对不起，曹老师！

　　对不起什么呢？我的心情沉重起来。

　　道歉的话终于说出了，但心情依然没有轻松，如果说在道歉之前只是不轻松的话，那么在道歉之后却有了一种思索，因为你的道歉不仅仅涵盖了一种救赎，是要为历史、为你的后代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