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资共有1000亿 德隆资金去向及操纵链条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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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翁海华／1月19日，德隆主案在武汉开庭。唐万新及德隆背后之隐秘资金链条和违规操纵，将逐渐暴露于天下。自1997年开始，德隆通过委托理财方式筹资共有1000亿之巨，而这笔资金的去向始终是个谜。8年之后，谜底渐次展开。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上海友联组织下属金融机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即委托理财）450.02亿余元，最终造成172.18亿余元无法兑付。起诉书指控的时间是从2001年6月5日至2004年8月31日止。

但早在1997年后,金新信托就开展了委托理财的业务，到2000年底，金新信托委托理财的余额已经是143亿余元。唐万新在供述中称，德隆前后完成的委托理财数额达到1000亿，大致为：2004年250亿左右，2003年是250亿，2002年是210亿左右，2001年是170亿左右，2000年为
143亿，1999年和1998年都在数十亿之间，一共是1000亿左右。

“每年委托理财的数额都要在1998年的基数上递增30%，1998年完成的数额是20亿到30亿之间。”“每年都要制定委托理财计划。”在唐万新没有主政的1998年和1999年，具体的委托理财任务由张业光安排，2000年则由王宏、张业光负责。

2002年后，也就是唐万新主持友联的时候，具体的任务就制定得比较详细。2002年2月，在中保大厦17层会议室召开的友联年度经营会议上，唐万新制定了当年的委托理财计划，2002年制定的任务为210亿，实际完成190亿。

不过在2002年之前，德隆委托理财的对象都是机构客户，而2002年后，德隆开始针对个人客户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我们不针对特定的客户对象，没有标准，只要有资金就行。”唐万新称。

“2003年制定的目标任务是250亿元，是根据2002年的危机程度，把增长率定在18%。”而到了2003年年底，德隆高层人员也必须参与融资，在2004年，唐万新自己每个月融资10个亿。

“2004年定的任务是256亿，因为2003年解决了大部分的危机，所以定的目标没有增长，和2003年度的目标相差无几。”同时，德隆旗下的每个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指标，大致是每个公司每年30亿。中富证券由于在2003年才完成收购，所以当年的委托理财任务只有6个亿，但在2004年，其任务就增加到30亿。

而在委托理财资金进来后，挪用的方式有三种，一是a金融机构未到期的钱还b金融机构已到期客户的钱，二是拿去购买新的金融机构，三是直接进入股市，还第三方客户的钱。

按照唐万新自己所述，1000亿的资金流向共有三部分：一部分是还给客户本金800亿，累计支付给客户的收益150亿。对于累计支付客户收益150亿的计算，是指客户的投资收益加分成，在投资收益大于15%时，德隆收三成，客户分七成，但如果投资股市亏损了，德隆就必须按保底收益付给客户。

第二部分是，收购金融机构的费用50亿。德隆先后控制的金融机构有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德恒证券、大江信托、伊斯兰信托、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还有昆明商行、南昌商行和株洲商行。

相关资料显示，早期收购金新信托和新疆金融租赁时，首期资金是唐万新自有资金，“钱的来源是我在西安和上海做一级半市场赚的钱”，而后期收购的金融机构大都为委托理财的资金。

如德隆在收购中富证券的时候，就由南京国投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向北京利德公司汇款2.8亿，以获得中富证券54%的控股权。又如在昆明商行的2.8亿股权资金，以及南昌商行1.3亿的股权投资，其资金来源均为挪用的客户委托理财资金。

第三部分是友联以及下属金融机构和中企东方的管理费、研究费10亿至20亿。这部分资金包括理财成本、人员工资、房租水电等。其中，理财成本占据了大部分的资金。在德隆的委托理财业务上，友联是不支付理财人员工资的，其费用由理财人员包干，营销费用大致为理财资金的1%，按照1000亿资金量估算，这笔费用当在10个亿。

德隆出事后，没有兑付的客户本金达200亿左右。在这200亿中，德隆危机之后，从2004年4月14日到2004年7月份，其市值蒸发了130亿左右。但是，事实上，德隆的委托理财资金，大都投入了股票市场，以维持老三股的股价。

据悉德隆的委托理财有两种方式，一是委托股票投资，二是委托国债投资。对于前者，德隆将资金直接用于购买老三股，而对于后者，德隆又通过三种方式将资金转入股市，一是不买国债直接进入股市买股票，二是先买国债，然后再卖出，套出现金转入股市，三是先买国债，再进行回购，获取资金进入股市。

除了老三股之外，德隆委托理财投资的股票还有祁连山、三峡水利、秦丰农业、亚华种业、人福科技、青岛双星和华北制药等。而德隆操纵老三股，肇始于1997
年的达园会议。在一些德隆老员工的眼里，德隆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会议，其中一次就是199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达园会议”，此次会议确定唐氏的集中持股理论。

1997年3月18日，金新信托和新疆德隆开始购买了新疆屯河，最初的持仓数均为4.25万股。达园会议后，德隆开始购买老三股的股票。1997年10月13日，金新信托和新疆德隆开始在二级时市场购买合金投资股票，1998年1月，两者开始购买湘火炬的股票。

而在1997年，德隆也完成了对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的收购。当时唐万新的理论是，只有集中持有德隆控制的老三股，金新信托才能在二级市场获取最大利益，从而金新信托才能拥有更多的客户，管理更多的资产赚钱。

1997年9月，在德隆收购金新信托之后，后者的业务就全部转向一级半市场和二级市场，同时开展委托理财业务。而且唐认为，在持仓时用委托理财客户账户分散持股，就回避了单一账户最高持股的限制。“当时认为只要每个账户只买卖一次，且持有期超过六个月就回避了证监会有关账户持仓的规定。”

1998年8月，唐万新在上海主持召开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集中持股的方案，之后操作老三股的地点移至上海证券大厦16楼，唐万川负责买卖老三股，王恩奎负责老三股的统计。

1999年后，操盘老三股就成为金新信托的重点工作，唐万新要求：1.对三家公司长期跟踪调研，提出有利于三公司快速发展的合理化资讯报告；2.1999
年以后，德隆计划大规模的整合、兼并、重组老三股，使主营业业绩大幅提升，支持二级市场股价持续走高，金新现在看来，唐万新的集中持股理论有些东施效颦，其模仿的巴菲特持股理论，在中国这种理论并没有生存的土壤。

最终，德隆高度控盘老三股，变成了自己和自己玩的游戏，资料显示，自1997年3月8日到2004年4月14日，买卖新疆屯河股票天数为1663天，其中自买自卖量占总交易量的最高比例为99.93%。买卖湘火炬股票的天数为1493天，其中，自买自卖天数为1467天。

德隆的这种“自买自卖”，在业内也被称为“对敲”，被告人张龙的供词称，其当时操盘合金投资时采取的手段有集中资金优势，同时也采取了对倒的方式。

德隆手中的老三股，原来都是以委托理财的名义买下，理论上并不属于德隆。但随着股市的下跌，随着市场对老三股的质疑不断，原有的客户不断撤出，而德隆打肿脸充胖子，最终套住了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庄家”。

操纵老三股的买卖，是德隆体系内最机密的部分，除了友联执委和参与操盘的少数人之外，外人并不知道德隆在操盘老三股方面的具体情况。事实上，在证券投资方面，具体投资的股票和数量均为友联直接控制，相关的证券公司并没有参与权。

在前期，德隆主要通过金新信托平台操纵，其时主要的操盘手是董公元、洪强和张龙。鲜为人知的是，在1997年到1998年间，唐万新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路营业部也负责过一段时间的操盘。1998年，唐万新到北京组建德隆总部的时候，把操盘工作交给了唐万川和董公元。

其间分工是，唐万新为操盘老三股的总指挥，唐万川是现场指挥兼统计老三股，具体操盘上，洪强买卖新疆屯河，张龙负责买卖合金投资，而湘火炬的买卖由董公元负责。

张龙操盘“合金投资”股票的时间是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而洪强操盘的时间是1997年3月18日到2000年6月30日。之后，三只股票的操盘全部由董公元发布指令。大致在1998年上半年，德隆对合金投资及新疆屯河的持仓量已经占流通盘的30％左右。

在友联成立之后，其老三股的操盘也纳入到友联的垂直操作体系内。唐万新称，友联证券投资部实行双经理制，一个经理叫曹融，其主要负责研究证券投资方向，哪只股票可买、可卖等。另一个经理就是董公元。

另外，每个证券公司或金融机构内都有一个友联派驻的操盘手，这些人直接听命于董公元领导的证券投资部，董的证券投资部听命于友联执委会发出的指令。

当时的操作方式是，由王恩奎根据统计数据和唐万新的指令来协调金新信托和德恒证券等机构买卖“老三股”的先后顺序，再由唐万川直接下令董公元，再由董公元下令证券公司的操盘手，从而完成实际的垂直管理，而证券、信托公司的负责人并不过问。

而在德隆收购恒信证券以及中富证券之后，其操纵老三股的平台就扩大到恒信证券和中富证券。这时，操盘手除了董公元之外，还有派驻中富证券投资部的王永东和王佩，恒信证券投资部的李睿，德恒证券投资部的王维刚和顾熙等人。

1月19日，唐万新、王恩奎、董公元、洪强以及张龙，将为自己的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进行辩护。唐万新发家于一级半市场，却倒在二级市场之上，其当初集中持股老三股的构想，最终也成为了锁住自己的镣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