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控次生灾害频发惹民怨，中国领导层面临政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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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文网


家长们组织请愿活动，恳求政府不要将感染新冠病毒的孩子与家人分开。感染者要求向上级投诉隔离设施条件恶劣的问题。居民们就他们看来不公平或不人道的隔离政策与官员对峙，然后在网上分享这些争论的录音。

上海暴发了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最严重的疫情，随着病毒的迅速传播，当局采取了惯用的严格措施，不惜一切代价，试图阻止病毒传播。但这次，人们对政府措施的反应不同，出现了自从武汉暴发疫情的最初混乱以来不满情绪的公开宣泄，这在中国是很少看到的。

上海的这场危机不仅成为了对公共卫生的挑战，也是对“清零”政策的一次政治考验，中共已将自己的合法性押在这个政策上。

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政府通过将审查、逮捕与成功地控制住感染病例相结合的做法，压下了国内对“新冠感染清零”政策的大多数批评意见。但在上海，自从今年3月1日以来已通报了7万多例确诊病例，事实证明这些做法越来越难实行。

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也是繁华的商业中心。这里有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也是中国许多商业、文化和学术精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中国的留学归国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生活在上海，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最高。即使是在这个发表异议有危险的国家，许多上海人长期以来也一直能找到要求政府积极因应民意，并对自己的生活有发言权的办法。

“我太生气了，太难受了，”现年28岁的科技企业员工克里斯汀·吴(Kristine Wu)说。她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后，两名警察找上门来。她把自己与他们的对峙记录了下来，包括她质问警察为什么把时间浪费在骚扰她上，而不是去帮助需要照顾的人。然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警察登门的照片，尽管警方曾警告她不要这么做。（该照片后遭删除。）

“我当时也觉得无所谓了，”吴女士说。在上海封控前，她认为自己并不关心政治。“豁出去了。我以前过得有点安逸，在没有发生大事的时候大家客客气气的，按规章制度，出事之后就崩塌了。”

就目前而言，政府看来大致不会改变做法。副总理孙春兰到上海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官员“不犹豫不动摇”，集中精力将感染病例清零。公共卫生专家警告，中国还没有做好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准备，截至今年3月底，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的只略微过半。此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将中国遏制疫情的成功作为自己治理模式优越性的证明；坚持这一方针今年尤其重要，预计他将在今年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总书记任期。

贡献国内生产总值4%的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引擎，当局对上海进行封控，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该做法代价的质疑，尤其是在高度传染性、症状相对较轻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情况下。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家王惠玲(Lynette Ong)说，如果连上海都能封控，人民可能会担心政府严格控制疫情的做法没有止境。

“上海被封控的事实表明，我们已非常接近红线，接近‘清零’政策可容忍的限度，”王惠玲说。“上海是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对上海进行封控的挑战性极大，已非常接近人们的心理极限。”

在疫情的大部分时间里，上海曾为中国的防控策略提供过另一种不同的想象。其他地方哪怕发现个别病例都会马上采取大范围封控措施，但上海却只对几栋建筑进行隔离。曾帮助指导上海市应对新冠策略的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医生因提倡更为克制的做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崇拜者。民族主义官方小报《环球时报》曾称赞过上海的“精准防控”。

即使在上月的确诊病例数升至创纪录新高后，官员们一度仍坚持认为，由于上海的经济重要性，不能封城。

但确诊病例继续攀升，中央政府可能变得紧张起来，西顿霍尔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说。

“他们担心，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会威胁到社会和经济稳定，”黄严忠说。“也可能会扰乱领导层在未来几个月的交接。”

但这些更严厉防控措施的推出引发了混乱，让这座拥有全国最好医疗设施的城市震惊。至少已有两名患者在哮喘发作后，被医护人员以新冠防控为由拒绝救治，导致死亡。慢性疾病患者的手术被无限期推迟，有些患者无法取药，迫使他们绝望地上网寻求帮助。老年人护理机构正在承受着疫情的压力。

上海人对自己城市的新冠应对曾经有过的自豪现已变成了沮丧和愤怒。据一段网上流传的视频，一个小区的居委会曾想通过组织居民唱爱国歌曲来鼓舞士气，却受到了居民的集体咒骂。当局证实了他们正在将感染病毒的儿童与未感染病毒的父母分开后，一份请求让症状轻微或没有症状的确诊儿童在家隔离的请愿书在发布后的三小时内就得到了逾2.4万个签名，该请愿书后被删除。本周，上海郊区宝山的居民敲打着锅和炒勺大喊，“我们要物资，我们要生存，我们不想活活饿死。”

虽然有些对封控的反应更轻松，但仍反映出问题的严峻。三名当地说唱歌手写了一首抢菜歌。

甚至市政官员也对新的严格做法表示失望。在一段被曝光的上海居民与自称上海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中，该工作人员说，她认为应对疫情的做法已经政治化了。（虽然官方没有证实这段录音的真实性，但他们后来表示，正在对有关内容进行调查。）

在持续不断的批评声中，官员们已做出一些让步，本周宣布允许某些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留在父母身边，并允许送货员返回工作岗位。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东雁说，与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口相比，上海受过高等教育且见多识广的人口更容易对封控措施表示怀疑，尤其是在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的症状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中国的宣传经常强调新冠病毒的危险。

上海的“很多人对这种疾病和新冠病毒有好的了解，也对（已经放弃了最严格防控措施的）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好的了解”，金东雁说，“他们不觉得这样做有效。”

26岁的上海本地人杰里米·吴现在想的是，他当初不该从他读研究生的澳大利亚回国。

吴先生在2020年秋回到了上海，他当时觉得，上海的地位在中国比较特殊，这里的官员们能将新冠确诊病例控制在低水平，同时避免采取过度的限制措施。今年早些时候，他西安的朋友面临封城时，他为自己住在上海感到宽慰。

“虽然我同情我的朋友们，但我心里想的是，‘谢天谢地，这种事在上海不会发生，’”吴先生说。

“那对我真是个‘打脸’时刻，”他补充道。

尽管上海当地有种种不满，但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支持新冠“清零”的呼声仍然很高。民族主义的社交媒体用户指责上海傲慢，或最初只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上海甚至也有人说，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封城。

中央政府一直在大力宣传上海采取严格措施的必要性，最近将2000多名军队医护人员和数千名外省医务人员派往上海。

曾在上海政法学院任助理教授的陈道银说，中央显然已加大了执行新冠病毒感染“清零”政策的力度，并让上海与全国其他地区保持一致。

“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决定一切的系统之下，政治主导的，你不可能走一个和其他的地方不同的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