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自己饿肚子了，才知道原来是要造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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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政



被封控在家的上海民众因物资缺乏，生活困难，甚至流行“以物易物”，因封城而间接造成延误就诊而死的次生灾难更是层出不穷。（美联社）

上海2600多万人被关在家，一部分人还被关在条件差劣的方舱里，划地为牢。暗夜里各社区经常传出饿昏居民的“鬼哭神号”，白天不时有愤怒的叫骂声。3月底开始的全面封控，解封仍然无期。

不时传出并非因疫情本身而死的惨剧，不人道的防疫制造次生灾难，批评者指情势如同文革再临。

这是一场习近平声称要以“最小代价”必须打赢的清除新冠病毒的“人民战争”，面对传染力强却形同大号流感、致死率极低的变种毒株Omicron，和世界各地不一样，中国仍然是采取严厉的封锁措施，号称“动态清零”。

因为执行共产党最高层的强硬防疫指针，各级官员在日以继夜的工作重压下，官怨冲天。作为中共最基层之“手”的社区居委会，已出现集体辞职潮，一位上海区一级的官员在办公室自缢…

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红色帝国的发迹地

由据称“定于一尊”的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控制的中共国，有人称为红色帝国。这个于1949年正式建立的红色政权，其起家之地，正是上海。

在一个有争议的日子——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号、78号），一个两幢的沿街寓所里鬼祟进行。后因突遭搜查，中共的成立会议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丝网船上继续开完。

尽管是一个不光彩的开始，上海的“一大”会址，是当下的热门红色景点，去年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习近平在2017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大”结束一周后，习近平就带着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专程到上海和浙江嘉兴，朝拜中共“一大”会址。可见这个地点对于中共有多重要。

而因为对防疫的应对，中共的政权，至少在上海这个发迹地这里，已经出现裂痕，甚至底部摇晃。这道裂痕是各阶层中国人民与中共之间的裂痕，也是官员和习近平之间的裂痕。



因为对防疫的应对，中共的政权，至少在上海这个发迹地这里，已经出现裂痕。（美联社）

官员以死控诉高压“清零”任务

上海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4月12日在办公室自杀的消息，已得到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证实。

网友发布的消息说，钱文雄是丁克家庭，妻子患癌晚期，本来思想负担很重，疫情期间工作量巨大，4月12日下午在办公室自尽。也算是疫情次生悲剧。

这是首次有官员以死控诉“清零”政策。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有见多识广而且有更多海外联系的居民，更容易对封控措施表示怀疑。特别是Omicron变种株感染的症状较轻，这和中共宣传的极具危险性形成反差。

上海知名防疫专家张文宏去年提出中国和国际间的“与病毒共存”接轨，结果被左派打击，不敢再发声，今年这波疫情爆发也使他被边缘化。但这一论点在上海专家界和官员当中似乎一直有共识。

早前网上热传一段上海市民与上海市某疾控官员的对话录音。两人在对话中均批评上海的防疫措施，该官员认为轻症和无症状最好居家隔离，劝该市民千万不要去方舱；并证实“健康云”资讯不可信，经常显示检测阴性，但疾控通知市民是阳性。

官员说，专业人员也“要被逼疯了”，说话根本没人听，“现在全部把这个病变成政治性的一个疾病。花了这麽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在防流感，你看到现在哪个国家防流感这麽防吗？”该市民说有在录音，并说没渠道反映给市政府听，官员则说：“你这样，你把我的录音放出去，可以的”。

该官员还直言：“现在我们都感到彻底的绝望。”

这位疾控官员后被证实是上海浦东新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与消毒管理科主任朱谓萍。

“中央指示上海要态度坚决果断”！上海党报头版文章这样写道：各级领导没有理由再拖延、躲闪。

上海党报这样等于把官员和“党的领导”的冲突公开了，这是上海和北京中央的冲突，也可以说是官员和习近平的冲突。

有关官员怠政、软抵抗，是近年中共官方也承认的，只是上海这次的软抵抗有了正面意义。

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1年12月30日曾披露，2021年前10个月，全国有对习近平“重要指示批示”落实不力等问题24.7万个。

这是分散在各地的、官员对中共高层进行的“软抵抗”的一项数字，说明的是官员和中共高层离心离德，官场病入膏肓的客观状况。在特定的情况下，在上海这里，出现了规模性的爆发。

由于利益，官员平日会讨好上峰，但一旦自身利益都无法保证，出自生存的本能，一定会宁愿拒绝命令。如同上海官员不听中央，起因是对基于极权意识形态下的极端防疫政策，已经让他们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的一种忍无可忍。这种基于利益被危及后的反抗，是历朝历代政权被推翻的一个表面原因。



上海官员不听中央，起因于极权意识形态下的极端防疫政策，已让人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的一种忍无可忍。（美联社）

省级政权底部摇晃——居委会的崩溃和辞职潮

中共在全国各地靠着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对社会实施基层管治。按照中共官方的法律定义，居委会是所谓“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虽不属于政府机关。但实际运作上，居委会却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定位于“基层政权建设”，居委书记事实上是由政府委派（选举的名义），成员薪资由政府拨付。在城市里，一个居委会通常管理数个住宅小区。

上海疫情爆发后，居委会人员成为组织民众核酸检测、对接发放物资，以及具体执行封控管理的一线人员。

这类组织平日充当着中共的维稳工具，实际上很多迫害人权的事，很多共产党的“脏活”，都是交给他们干，至于是否卖力执行则因人而异。在突然大规模爆发的疫情中，这个群体承担了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面对民怨沸腾，他们也首当其冲成为上级和民间同时斥骂的对象。

这一次，在上海，居委官员在软抵抗当中，直接地控诉了中共的极端防疫政策和政府运作混乱。

较早时，网上流出一个录音，是上海某居委会书记，面对居民的电话要求处理防疫问题，她大发牢骚，到后来她哭说压力太大了，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张罗这个事情，说现在上海的防疫政策简直混乱得一塌糊涂，自己不是在工作，是在玩命。

之后网上陆续出现多封居委会人员的辞职信。

一封来自上海昌里花园居民区党总支部书记吴颖川的辞职信中，当事人直言，疾控中心资讯滞后，居委无法第一时间掌握谁是阳性谁是密切接着者。居民上网查核酸检测报告是阴性，但居委却收到上级部门传来确诊阳性的通知。

“太多太多我们基层最需要第一时间知道的，我们都不知道”。而当面对断药健康受威胁的居民、必须去医院做化疗、洗肾的居民，居委只能哭着不断地拨120，希望能帮助安排车辆，但120的回答是等待。

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海悦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马胜烨在社区公众号“爱满海悦”给居民致信，他也说，“疾控跳过我们，谁是阳性谁是密接，我们不知道；一天天说的』应转尽转』，那到底什麽时候转，我们不知道；居民封控这麽久，除了发放了一次食材礼包之后，啥也没有，面对居民的责问，该怎麽回答，我们不知道；3月15日被召集起来住在居委，20多天不能洗澡，不能回家，不能看父母不能看孩子，每天睡个几小时，什麽时候是个头，我们不知道！”

他还特别指出“『上面的指令，是死命令』，是的，下死命令的都是从没去过核酸检测现场的人，因此而去赴死的，却是千千万万的一线工作人员志愿者和不知情的老百姓”。

上海“翰城居委”4月9日向居民发出集体告离信。

信中写道，“很抱歉，用这种方式和大家告别，翰城居委全体工作人员3月17日开始封在居委，到今天（9日），已经在居委生活了24天，我们放弃了家人、放弃了自己的所有生活，撇家舍业，就是想尽力支撑下去，但时我吗也是女儿、妻子和母亲，我们也希望为自己的家庭而生存，我吗理解所有的居民，我们也尽力在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所有人、所有部门要我们理解、配合，唯独没有人理解我们...我们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我们要离开了，请原谅。”

一名在上海某居委工作4年的社区工作者发表了一篇“记抗疫”，她质问为什麽由一个定义上的自治组织来承担防疫重担。对于当局“一次次的欺骗、一次次的隐瞒和无休止的等待”，她表示“我真的寒心”。

居委躺平、辞职的后效应，也对国内其他地方的基层工作者也带来阴影。以后无人愿意为中共干脏活，给钱也不干，这是中共最头疼的。

封城痛苦加深人民对中共的认

被封控在家的民众因物资缺乏，生活困难，甚至流行“以物易物”。而因封城而间接造成洗肾、癌症等患者延误就诊而死的次生灾难更是层出不穷。

4月7日，网上传出视频显示，一名身上插管的老人躺在居委会大门外的被褥上，已无生命迹象。居委会铁门紧闭，门内空无一人。

视频中一个本地口音的男声控诉：“这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和炯路77弄2号楼2805的住户，这是我父亲，今天上午8点钟，120救命车来来回回去了二次，没有医院接收。跟居委会讲，居委会说医院肯定能接收的。现在就是这种状况，没有人救，也没有人来处理这个事情，请大家评评理，都是人养的，是人做出来的事情吗？！”

上海多家养老院，老人和护理人员均受到感染。由于缺人手，染疫的护理人员也不得不照顾病人。其中上海最大养老院——东海老年护理医院被发生大规模感染，至少有20名老人死亡。财新网4月2日相关报道已被删。

上海维权人士季孝龙披露，家住杨浦区的一位赵女士给他打了电话，哭诉她81岁的父亲，一位当年中共的新四军，3月21日被居委街道强行拉去做核酸检测，拉扯中倒地中风，由于医院停止急诊，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在路上死在车里面。赵女士打电话到北京去投诉，没有人接待，当地则不允许她发声。

季孝龙4月2日曾在社交媒体发了一封“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吁停运动式防疫，要求“立即解除本届政府党政官员职务”。

上海封城后，一位上海大爷愤怒与基层官员对话：这样搞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什麽毛病嘛，没有矛盾制造矛盾，没有障碍制造障碍，恐怖成这样子……全中国搞的这样，世界没有、宇宙没有，人都要疯掉了，跳楼了……死了多少，人吓人要吓死……。

有上海市民电话连线当地派出所，告知自己已经饿了四天，无助之下准备冲出封锁的社区。这位上海市民表示：“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明白了秦始皇时期老百姓为什麽要造反，等自己饿肚子了才知道原来是要造反的。”

上海记者陈季冰4月3日在网上撰文，以“计划经济”暗喻中共极端防疫管控行不通，指封城之下的“计划经济”的状态，是防疫过程出现混乱的根源。这篇文章很快被封杀。

经历大跃进与大饥荒的上海居民简敏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上海历历在目的种种，犹如昨日重现，惊觉文革依附着防疫借尸还魂。她说看到“大白”就如同包裹着煞白防护服的红卫兵。

简敏不读报，不看新闻联播，并说那些除了日期是真的，就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信：“我们已经不相信他们了。他们从来都是骗人，从来没有一句老实话跟你说的。”

上海野蛮封城，许多为中共唱赞歌的人士也深受其害。曾赞“清零政策成本最低”的太平洋证券前总裁助理韦桂国，因为封控而失救逝世。

网络社群中昵称为“六六”的女作家，两年前曾经撰文为武汉的“方舱医院”唱赞歌，还曾煽情地宣扬“你在中国，就是中彩票了”，但近日在微博诉苦，指她患有心脏病的母亲被迫转往方舱医院隔离。

复旦大学教授渖逸，经常发表为中共辩护、洗白的言论，且十分反美。他日前曾在微博也发了“是的，我快断粮了”的动态。

上海闵行区某司法单位的一个科长杨华，他一年到头都在网络社群中发帖宣传“正能量”，近日也为自己身陷封城之困的母亲求救。



上海野蛮封城，许多曾为中共唱赞歌的人士也深受其害。（美联社）

领导的“梦话”与红朝的没落

上海因疫封城物资匮乏之际，习近平近日在海南省视察时说，中国已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接着要“推进共同富裕”。他称，中共领导干部要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

这些话对于现实中的中国百姓来说，特别是水深火热当中的上海人来说，仿如做梦一样。

中共的领导人说话不合时宜，已经为政权加速崩掉打下基础。

当然，不得不说明的是，尽管中共体制千疮百孔，在这场疫情下出现裂痕，甚至局部根基摇晃，但是，中共历年的斗争学说洗脑，又利用分开局部封控的方式，成功挑起群众斗群众和打造人人互害模式，使民众的怒火多指向一线防疫人员，同时使一部分暂时没有受影响的人，对另一部分人缺乏同情，事不关己。加上网格化的维稳，使分散零星的抗暴行为瞬间被强力政权机器碾碎，连抗议的声音也难以传出。这也是为何红朝仍未崩溃的原因之一。

只要中国人不是真的觉醒，中共凭藉强大维稳力量，还可以让政权勉强维持残喘。在崩溃之前，中共当然还可以在回光返照中继续宣传自己伟光正。

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上暴虐的王朝，都不会久长，无论是秦朝还是隋朝，都不出二代，同样，中共政权亦应当于红二代收场（江、胡皆不是，习是红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