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的结果：政治改革还是动荡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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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瘟疫的结果：政治改革还是动荡沉沦？

眼下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的大瘟疫，自2019年底爆发至今，已经对于中国与世界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各国政府的防疫政策存在这明显的差别。中国大陆采取了“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现在，大瘟疫正在客观上考验着华夏民族的社会耐力与政治智慧。

回顾历史，在1966—1976年“文革”过后，中国人民经过大致3年的痛苦思索，终于开启了一场比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深刻千百倍的“改革开放”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文章，犹如一支报春的燕子，引导人们走出“两个凡是”的思维窠臼，青年人向社会发问“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由此引发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可以说，在中国大陆从“政治挂帅”转向“经济中心”的历史关头，中国的官民双方通过这些反思很快达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改革开放时期犹如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飞跨在中国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

起自198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在短短40年里，验证了华夏民族这个古老民族在社会发展与进步方面固有的、不可抗拒的能量。自1980年代以来，是中国大陆社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是这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的社会态势。当然，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充斥着许许多多的社会缺点和形形色色的罪行。但是，总体上，这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历史时期。可以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相媲美。198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是华夏民族社会历史的一道分水岭，也是中国国运由衰转盛的起点。在短短4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要远超以往4000年社会财富的总量。

从华夏民族有文字记载之后的宏观历史看，华夏民族在公元前8—3世纪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最为光辉灿烂的一个历史时期，之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纪的1980年，其政权的实质一成不变，社会经济始终处于星罗棋布的村庄小农经济形态中。大工业的发育自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到20世纪，有着缓慢而巨大的发展，但是，总体的技术水平始终处于落后于西方的状态。

显然，大瘟疫并不一定为中国大陆社会带来一场覆盖全民的文明觉醒运动。当下，中国深陷于许许多多细微与具体的矛盾纠结中。而且，中国大陆社会已经在理论思维、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与整个精神素质方面显现的极度沉闷和沉沦，而且表现的根本不具备文明的历史观与涉及现实社会的正确的价值观。

经历1980年之后4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华夏民族，已经初步具备商业文明的雏形，人们普遍认识到，改变自身命运与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崭新的商品与劳务，而不是所谓的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并且，文明价值在民众的心中初步具备普遍性，因此，从社会意义上，已经不接受并且不允许传统落后的治理模式。

中国大陆社会的社会成员中，从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三个世代的人群，完全成长于毛泽东时代，其理论思维的水平与科学知识的能力可以说普遍处于一种低下的程度。可以说，这三个世代的群体，即不能够承担起政治改革的历史使命，也根本不具备自觉的进行社会产业革命的劳动能力。当然，不容否认，出生于20世纪40—60年代的三个世代，拥有许许多多杰出的人才，但是，普遍说来，这些优秀的人才没有能够各尽其才，也没有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政治文化氛围和社会条件。

从表面看，中国大陆仍然存在严重而普遍的“左与右”的政治分野，然而，这决不能够代表就是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的实质。经历了40年“经济中心”政策与对外开放的中国，在事实上，其社会内部已经存在占多数的、沉默的文明的力量。只是这样的力量无法形成组织性。中国大陆如果丧失了对于现实社会的科学的分析力，也就注定会丧失创造美好未来的能力。现在，对于华夏民族而言，这是极其可怕而又无可奈何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陆走向政治文明的不可绕过的领导力量。中共对于公权力的垄断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一场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政治伦理与制度设计方面的自新。以应对21世纪的未来社会发展与进步，而不是成为社会前行的阻碍因素。

    爆发于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大瘟疫，持续到现在，已经成为一场涉及全社会的严重而普遍的内耗。不仅消弱了经济活力和增长能力，而且在政治上带来巨大而明显的不确定性。2019年底以来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全面终结了中国在经济上活力与社会各领域的创造力。

     大瘟疫客观上充当21世纪中国历史的一道明显的分水岭。瘟疫终结后的中国大陆社会，比将以不同的姿态而展现其面貌。

在大瘟疫之后，中国大陆社会应该在政治上的一场制度设计和创造、建树和确立，并且完善企业机制和提升产业科技水平，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型。

可以预见，在21世纪未来20年，世界将进入一种由瘟疫和战争带来的大动荡期。以美欧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与以中俄为骨干的国际力量的对决在所难免。现在可以说，这种对抗和对决已经初步形成。俄乌战争的短期结果，不会改变这种终极对抗的大趋势。俄罗斯固然会因为俄乌战争而逐步转向国运的衰败，但是，这钟衰败不会立即一败涂地，俄罗斯的衰败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同时，中国坚信世界处于“东升西降”的状态，这种认知势必严重影响并且决定中国的内政外交的各项主要决策。

由于华夏民族在社会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以及文化上的严重缺陷，至今为止，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时期严重而普遍地缺乏客观与正确的认知对立。这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认知，不仅影响到中国大陆的社会未来，更直接影响到各种现实的政策选择。

中国有一句似是而非的话语——多难兴邦。事实上，华夏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经历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灾难不计其数，然而，在“国家意义”上，却始终处于严重缺失创造力和发展力的状态中。无论传说中的夏商周的更迭，还是东周时期的诸侯国的战乱，尤其是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之后的“打一统”的局面，一直到20世纪终结的2300多年里，我们这个以华夏民族为主题的民族国家，从来没有自觉进行过持续而坚定的产业革命，更没有爆发持久而普及性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致使我们的社会直到20世纪末页，在人口结构方面始终是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形态也以一家一户的小农耕种方式为主体。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只能是多智兴邦、多劳兴邦、多能兴邦。

“新冠肺炎”大瘟疫无疑是正在发生和蔓延的一场大灾难。这场大瘟疫已经造成许多生命的死亡，也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冲击。如果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智者没有对于这场灾难及其后果的深刻认识，没有对于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刻反思，那么，在大瘟疫过后，中国大陆社会也难以发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和政治改革，更有可能是，大瘟疫会导致整个社会深陷动荡、堕落和沉沦的景象之中。如果是后一种结果，那么，华夏民族便会丧失21世纪的剩余时光。

中国大陆的圣贤之辈，社会中的智者和勇者，应该公开站出来引领方向。大瘟疫结束后，华夏民族必须表现出在社会文明方面的巨大而自觉的创造力、想象力。

我相信，经历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华夏民族，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拥有无数位真正的智者和勇者。但愿中国大陆社会具有文明素质的社会力量能够联合起来，从而开辟出21世纪华夏民族的一种全面文明升华的繁荣局面。通过这场大瘟疫，致使华夏民族在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上实现一场伟大的飞跃。

愿天佑华夏民族！

让我们珍惜华夏民族吧！

徐国进

2022年4月15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