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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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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6 19:05: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每日头条


大宋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而成为宋太祖,这一基本史实并不存在疑点。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次政变过程中,有关史籍的一些细节方面描述充满著矛盾,主要围绕赵匡胤是完全被动接受黄袍加身,还是其集团进行的一次早有预谋和准备的政变?有关的史料与素材矛盾百出,使这一事件的进程变得扑朔迷离。

后周显德七年(960)的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接到镇、定二州的军情急报,说北汉勾结契丹,大军声势甚盛,南下侵人边境,形势十分危急。宰相范质、王溥等商讨后奏准太后,立即派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诸将领兵出征。大将慕容延钊简选精锐,率前军先行启程。赵匡胤调集各路人马,领大军也即北征。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诸将聚谋,以为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也为国家著想,不如立太尉为天子,然后北征也不晚。乃找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商议。光义以为:“哥哥忠赤,不会同意。”赵普认为:“外寇压境,大敌当前,应先御敌,战归再议。”而众将坚持,说:“若太尉不受命,六军难以向前。”此时,赵匡胤却醉酒卧营不省,众有拥立之意的将士便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军营四周呐喊声起,震动原野。光义与赵普人营告知,而诸将士也直叩寝帐之门,高呼:“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惊起披衣,未及应酬,便被扶到议事厅,有人把皇帝的黄袍加到他身上,众人都罗拜庭下,口称万岁。匡胤要推辞,众人不答应,并相与扶匡胤上马,拥逼南行。匡胤在马上说:“你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那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不做这个皇帝。”众将下马回答:“惟命是从。”然后匡胤严肃颁布了有关人京以后士兵秋毫无犯的约法,并令众立誓,这才率军返回开封城,遂取代后周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

上述故事情节,主要意译自宋代最具权威的史籍《续资治通鑑长编》卷一,其他重要史料记载也所差不多。从其具体过程考察,此次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似乎是一次偶发事件,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的旧例行事,赵氏集团事先不知情,赵匡胤完全是被动接受众将的请求,不得已才同意做皇帝。然而从他相关史料分析,却使人感到其描述是大有疑问的,黄袍加身应是一次有预有准备的政变,所谓“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岳蒙泉《绿雪亭杂言》)。

赵匡胤出身将门,22岁时投到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30岁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高级将领铁哥们,号称“义社十兄弟”,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显德六年(959),33岁的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执掌了禁军最精锐部队。六月,周世宗驾崩,恭帝即位,时才7岁,太后也年轻少谋,孤儿寡妇无能力执政,几位宰相也较懦弱。而这时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外,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可以说一场政变在如此成熟的条件下已开始酝酿,问题只在于找一个怎样的契机发动而已。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续资治通鑑长编》也说:“时都下欢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说明此事,早在政变之前已于京城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且能断定政变将发生于“出师之日”,此绝非普通民众所能猜测和指定的。所谓只有“宫中未之知”,应指宫廷中后周皇帝的孤儿寡妇还被蒙在鼓裡。不能判定的是:这些传言是赵氏集团为政变故意所做的舆论准备,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有关徵兆的预见中所做的推测?大军在开拔途中,二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苗训,也指点了当时“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天命”。这一宣传与京城传闻相配合,使人有故意做舆论准备之感觉。

此传闻在京城造成民众如此的恐慌,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听说,那麽宰 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是否知晓呢?如果知晓、他们仍派赵匡胤率军出征,是 否与赵氏集团同谋呢?不过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范质与王溥似乎又不知 情。据有关记载,兵变消息传到京师,范质受到太后的谕责,退出朝门,握住 王溥的手道:“仓促遣将,竟致此变,这都是我们的过失,为之奈何?”王溥听 了发愣而无法回答,忽口中呼出呻吟声来,原来范质握手之指甲已掐人他的手 腕,几乎出血。赵匡胤人城后,还对范质等人“呜咽流涕,具言拥逼之状.... (范)质不知所措,乃与(王)溥等降阶受命”(《宋史,范质传》)。等到赵匡 胤诣崇元殿行禅代礼之时,召文武百官就例,班定礼仪程序之时,独缺周帝禅 位制书,这时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出诸袖中,进日:“制书成矣。”遂完成此禅位 之礼,使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其中,像翰林学士之类的官员已早有准备、而 宰相范质等居然一点也不知情,似乎又很难说得过去。

《宋史-杜太后传》载,杜太后得知其子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脱口说道 “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依然谈笑自若,没有任何惊诧之表情。《涑水纪闻》也载,杜太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据说,匡胤年 轻时,杜氏劝他好好读书,匡胤奋然回答:“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世 乱,愿习武艺,安邦定国。”杜氏笑道:“儿能继承祖业,便算幸事,还想 大功名哩。”匡胤道:“唐太宗也不过一将门之子,后造成帝业、儿想与他一样

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母亲以为如何?”杜氏怒道“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 人,后来往往没用,还是读书去罢!”而这时,连年老的母亲都变得如此胸有成竹, 遇事不惊,说明赵氏集团对这事的准备应已相当充分。所以后人以诗刺讥道“阿 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一些宋人笔记记载,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算卦,占卜功名前程,据说自 小校以上至节度使, 一一掷之,卦皆不应,最后惟剩“天子”时,一掷而得此 卦。这事真伪已无法考定,然而从其为当时广为流传的轶闻而言,也或是赵氏 集团所做的舆论准备,至少说明赵匡胤自己早已对此事有所谋划。而政变发生 之际,赵光义和赵普马上派快骑人京,通知其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 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改朝换代的接应准备。有意思的是,此时赵 匡胤居然醉酒卧营不省,而使将士们环立等待,直到次日黎明。这一情节是真 实的,还是故意做作,抑或后人编造?也令人颇感困惑。

大军返回京城,城门早在石守信诸将的控制之下,不但入城顺利,整个京 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乱。时正早朝,副都指挥使韩通闻讯,还没来得及集 结军队应变,就被人城的殿前司勇将王彦升追杀,并诛灭其全家。这是后周将 相中惟一的罹难者,他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抗,就被迅速剿灭,如没有事先布 置安排,怎麽会如此周全。当然,事后还要掩饰一番,将韩通以礼葬之,并嘉 其临难不苟,赠中书令之职。有意思的是,后来宋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供有 韩通的画像,立即令涂去,应是内心有愧吧。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本因边境军情告急,这才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为何黄 袍加身后便率军回京,而不用去抵御强敌了呢?有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 著黄袍便罢兵”(查初白《敬业堂集》)。一般认为,镇、定二州是在谎报军事, 以配合此次政变。这样,镇、定二州节度使也理应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了。有学 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镇、定二州军情并没有谎报,《续资治通鑑长编》、《宋 史》、《宋史全文》、《契丹国志》诸重要史籍都有相关军情记载。而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 友,据《宋史》两人的传记所载,宋初,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 军密奏:“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同时,“孙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诏 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廪,召集丁壮,缮治兵甲,欲还狼山以自固。”被 人告密,令举族迁赴都城,审问后削夺官爵,勒归私第,并严惩其部下。可见 两人不可能同于赵氏集团成员。那麽,为什麽北汉与契丹入寇之军队没有长驱南下,确实令人费解。其后,郭崇曾来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为什麽会自动撤退呢?难道是其趁后周“主少国乱”之机起兵人侵,得知政变后“宋立国安”,就自行退兵了?

后晋将领安重荣就曾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五代诸帝多由军队拥立,如唐废帝李从珂、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等, 它是唐代藩镇割据后军人擅废立之权而留下的遗风,自然为儒家正统思想所不 齿。所以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以洗刷其篡夺王位的不光彩行为,因此在相关文献中遮遮掩掩,弄得历史记载矛盾 百出,整个过程疑团丛生。再如邵伯温在《闻见录》中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认为赵光义压根儿就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裡陪母亲杜氏。而有的史书却说,陈桥兵变后军队入城,秋毫无犯,是光义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约法立誓之举。这裡是乘机烘托宋太宗的高大形象,亦可见官方在有关文献记载中所做的手脚。实际上,赵匡胤后来的开国 措施结束了五代动盪和中原分裂的政局,开创了经济与文化都颇为繁荣的宋代,是有功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对其如何取得政权的细枝末节已不太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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