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膜拜张爱玲 只因其慧眼识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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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作者: 林辉

上海封控下出现的种种吃不上饭、看不了病的惨况，也在唤醒无数身处岁月静好的上海人、中国人。近日，上海人开始拜起张爱玲，并称她为“跑路天后”，遥想她当年若不“润”（Run的中文谐音，在上海封控期间成为爆红字），一定会遇上什么迫害。此外，在微博上，还有网友贴上张爱玲的照片，并写上“拜祖师爷”、“祖师爷保佑我”，或是“拜了能保佑我润吗”等留言。

张爱玲是民国时期上海文坛四大才女之一，她出身名门，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李鸿章的女婿，祖母李菊耦乃是李鸿章的长女。此时的上海人膜拜起了张爱玲，无疑是因为她慧眼识中共，也因此表达自身对中共的不满。

张爱玲是如何慧眼看穿中共的呢？她本名张瑛，父亲张志沂是典型的遗少，母亲黄素琼曾前往英国，较为欧化。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张爱玲，先是在私塾学习，后进入贵族学校。

早在中学时，张爱玲就显示出了其文学天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19岁时，张爱玲前往香港大学文学院读书。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后，张爱玲回到上海，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因为经济原因辍学，此后通过从事文学创作谋生。

在1943年和1944年的两年中，张爱玲因发表《沉香屑》、《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中短篇小说，而在上海一举成名。从那些流淌的文字中，你会感觉到她对世态人情的把握是如此的精致、圆熟、冷静而又充满世俗的情趣。或许正是这份睿智，这对世事的洞察，帮助她逃避了人生的劫难。

1949年中共建政前，张爱玲因道听途说而对中共“解放区”产生某些幻想，为此写过《十八春》和《小艾》两篇小说，对中共有正面评价。也基于此，在1949年后，她抱着观望的态度留在了上海。中共自然忘不了将这位上海滩著名的作家“收归旗下”。

1950年七八月间，在中共御用文人、上海文化官员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这两个月的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痛苦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

她承认自己写不来“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而且“也不打算尝试”。她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其敏锐的洞察力使她萌生了去意。加之与胡兰成的关系，周围不断将其视为“文化汉奸”的言论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最终促使她决然离开了中国大陆。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只身去了香港。她后来多次仔细回忆这段经历。例如，过了罗湖桥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脚夫认为还不够安全，撒腿飞奔，穿过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其后她又前往美国，并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善终。

就在张爱玲走后不久，中共在大陆掀起了一个又一个运动。假如张爱玲留在大陆，1957年的“反右运动”肯定逃不过，更遑论后来的文革。而留在大陆的许多文人都惨遭迫害，有的如傅雷、老舍选择了自我了断。

假如她留在大陆，以她的傲气，或许亦如一般，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然而，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对时局的洞察力让她摆脱了噩运。

在张爱玲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后，她创作了两篇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目前，尽管张爱玲的其它小说都可以在大陆公开出版，但这两篇却始终被中共封杀，原因就在于内容反共。

《赤地之恋》的时代背景是土改、三反运动和韩战，小说真实描写了中共对人性的摧残与控制，在控制整个社会的党面前，个人没有容身之地，更不用说自由意志了。而《秧歌》则表现了中共暴力土改的残酷，农民在饥饿中反抗，以及农民的反抗如何被瓦解，最后沦为政权的奴隶。“秧歌”这一意象是暗喻人民被迫出来的笑脸和假装的幸福，揭示在政治高压下农民的灵魂扭曲。

张爱玲在小说中预言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正如她所预见的那样，中共统治七十多年来，中华大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民也一直在被蹂躏。而睿智的张爱玲选择转身离去，以及其留在大陆的同时代人的悲剧，都在告诉如今的上海人和中国人：远离中共才能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