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下的中国大陆社会评论

xguojin

大瘟疫下的中国大陆社会评论

欲要比较详细描述大瘟疫的社会后果及其真实前景，目前看，这是一个尚不能完成的理论任务。

在中国，对于无处不在的社会人道灾难，或者千万人的群体事件，从来没有从哲学、理论科学的高度进行过深刻而全面的探索、反思、阐述与研究。人们已经习惯于彼此之间的相互怨恨，或者对于一些细微的具体事件纠缠不休，而对于客观的社会事务的实质与内在逻辑却不加分析。在墨子时代，墨子就批评过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知小不知大”的思维与认知缺陷。也就是，人们只知一些细微具体的事情，而对于更大的、宏观的事情以及根源却毫无所知。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40多年后，华夏民族迫切需要一场覆盖全民的深刻的理论总结、现实反思与未来定向的大探讨，然而，我们看到，这样的反思与总结并没有发生。证明华夏民族的社会思维能力与理论研究能力已经严重而普遍的弱化，甚至于相当低下。

从宏观中国历史的角度衡量，可以说，中国大陆的社会治理，自公元前221年到20世纪末页，便一直处于缺乏文明价值指引和正确的方法的状态下，在21世纪，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么，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这本身即是一种灾难。由于长期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偏好、狭隘，社会的科学与民主、文明与自由的文化完全丧失孕育和发展的政治氛围。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便是一个专权与滥权的社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最早的文献中即可得知，即从《易经》、《左传》、《诗经》等最早的文字著作中都有着明确的表现。

爆发于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大瘟疫，至此已经蔓延两年多的时间，而且仍然在蔓延过程中。毫无疑问，这场大瘟疫是中国大陆社会自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开启后的对生活冲击最大、损失最大、危害最大的一场灾难。固然，这场大瘟疫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与1966—1976年的“文革”运动，然而，在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而言，在一些方面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在1976年10月“文革”宣告结束后的40多年来，这场大瘟疫是对于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巨的一个大事件。与“文革”相比，这固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事件，而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力和负面影响却却具有许多层面的相同性，它的影响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的所有方面，对中国大陆社会的冲击、危害是严重、深刻而又将具有持久性、全面性。

正在发生的这场大瘟疫，一方面成为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开辟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最严重的社会公共事件；另一方面，也客观成为中断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历史节点。一方面全面考验华夏民族的政治智慧与应对群体性社会危机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会充当21世纪中国历史的一道明确的分水岭。可以肯定，在大瘟疫过后，中国社会的面貌将于大瘟疫之前发生明显的不同。

大瘟疫本属于一种人类与自然界病菌以及自身健康相互关系的疾病问题。然而，在中国大陆，从目前的防疫方法看，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性的事件。即一方坚持“动态清零”的管控方法；一方主张“与病毒共存”的防疫理念。由于两种思路会导致防疫政策的不同，因此，引发意识形态上的公开分裂。

大瘟疫有可能导致中国大陆社会一场整体性的大动荡。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爆发或者结束？这一切关注华夏民族命运的人们需要严肃思考，并且因此为为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开辟一个可以预期的美好未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积累的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有可能通过这场大瘟疫而爆发出来。总之，眼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瘟疫，严重考验着中国大陆社会的承受力和治理能力。

大瘟疫对中国大陆社会造成的社会后果必将是严重而整体性的。首先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与倒退，并且由此导致大萎缩和大萧条；在政治上则是严重撕裂社会的意识形态，加剧社会矛盾的爆发，并且致使中国大陆丧失在理性、和平等文明的方法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大陆社会的治理危机，最明显的表现为官民之间的矛盾对立。中国大陆社会的一个关键性的矛盾，从来都是“官民矛盾”，这是普遍严重缺乏文明价值和正确权力观念以及公平制度的国家的通病。大瘟疫本身表现出来的社会治理危机必将在大瘟疫之后更加明显的显现出来，从而地现行的体制造成重大的风险，而且，这场危机是深入骨髓的，“外科手术”不足以根治，必须要脱胎换骨。

通过大瘟疫的爆发以及中国社会的表现，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在21世纪的世界各国竞争中，尤其是面对美欧等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国大陆已经处于明显的劣势状态中。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结果。同样，对于华夏民族而言，这却是极其可悲、可叹、可哀的事实。

本来，对于大瘟疫的防范和治理，应该是以个人为主体的自觉、自愿、主动、主观的防范；加之：政府的正确引导、科学宣传与政令管制和辅助；再由：医疗卫生形态的总体动员、行动与参与；以及：药品制造企业与研究部门的药物供应、分发与执行。因此，对于大瘟疫的防治、控封与治疗，决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情，更不是公权力部门所能够凭借主观意志和愿望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所以，防范和控制瘟疫的蔓延，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公共事务。涉及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家庭与国家公共管理的所有部门。

必须保证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必须保证每个人与家庭的特殊的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尤其是原有病人的正常的治疗，突发疾病的及时就医以及老人、儿童、孕妇的正常的医疗需要，等等具体问题。显然，对于“新冠肺炎”大瘟疫的防控，必须首先保证医疗系统的正常的运作，而不能因为防控而导致其他医疗活动的中断和停滞。

居家隔离是一种社会代价较小的方法。建设“方舱”和“运往异地”的方式，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不利于防控病毒的蔓延。同时社会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与治安代价也更大。然而，在许多城市，却偏偏使用了这种的代价最大的方法。

所以，任何涉及到千百万社会成员的公共政策都必须具有灵活性和效率性。

  可以预见，在大瘟疫结束后的一个较长时期里，或者30年左右，中国有可能完全自我封闭于世界文明的潮流之外，并且在这种封闭中进行内部社会的自我消耗、损伤与自残。所以，如何应对大瘟疫结束后的世界？这是中国大陆的一切智者与各级政府的决策者们，从现在起便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21世纪华夏民族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必然是与世界文明的大融合、大交流、大竞争的过程。中国大陆必须防治20世纪类似的“闭关锁国”或者“一边倒”的历史现象重演。

大瘟疫过后的经济复苏与企业复工、市场重构、供应链对接必将困难重重且路途漫漫。何况华夏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没有良好的企业传统的民族，也就是说，由于劳动组织的权力从来收到行政权力的强力制约，因此，劳动者和劳动组织的自由度严重缺乏。社会财富完全掌控在政权手中，生产资料如此、生活资料也如此，从社会的角度看，这也是中国缺乏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的根源。在“新冠肺炎”大瘟疫之后，如何快速恢复经济的活力，乃至社会的活力？这是一个必须从现在起就应该未雨绸缪的大事项。然而，我们看不到各级政府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所有的疾病都是人类的公敌。

不仅每一个人，而且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每一个人自从出生就是一个时刻与疾病共存与斗争的过程，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是全人类不断提升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

人类生命同样是与自身各种疾病做斗争中存在的。归根结底，要结束这场大瘟疫，最核心的是人类的医疗科学与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衷心希望，在这场大瘟疫之后，人类的生命科学能够发生一场实质性的飞跃。

徐国进

2022年4月27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