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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杨尚昆与许家屯一直关系不错。他最终没有实现承诺,使六四惨案发生。(图片摘自网路)
1989年六四后,中共在大家长邓小平的独断下,改组了领导层。对香港最大的动作就是撤换了新华社社长许家屯。而许就在1990年4月30日从深圳经香港出走美国。
许家屯到美国后不久,有两位中共高层的第二代,被介绍来找我,向我爆料指许家屯出走的幕后原因,就是卷入了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而他的卷入,又同他在香港的工作有关。我据此写了一篇详细的报导。两年后我在洛杉矶见到许家屯,他确认了报导的事实,还问我这消息是怎麽得到的。我当然不会向他或任何人透露消息来源。
这个幕后故事,使我对中共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也影响我日后的人生选择。
历来香港新华社(即现在的中联办),都由副部级担任第一把手,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许家屯来香港前,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属“正部级”,直属中央。更因为他派来香港,处于两个关键时期:一是中英谈判和《基本法》制订,二是大陆开始改革开放需要香港的投资。因此他需要也能够接触政治局常委这个最高层级,包括国家主席兼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他都与他们有工作关系,可以直接找他们见面谈话。比较其他省委书记,更显重要。
外传许家屯与邓小平关系密切,则非事实。据爆料者说,邓小平作风相当严厉,所有人在他面前都很注意分寸,没有人敢主动阐述自己意见,通常都是向他汇报工作,听他指示。只有在他偶尔问到有什麽意见时,才会谨慎地说几句。对于许家屯这一级,邓不会问意见,他只会问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这一级。
民运发生之初的权争关键点,在4月23至30日赵紫阳访问朝鲜期间,李鹏暂时主持中央工作,向邓小平汇报时,迎合邓两年前反自由化把胡耀邦撤换的观念,将学生的诉求说成是少数人搞动乱,从而使邓小平在4月25日对民运下达一个“极少数人搞动乱”的定性。接着26日《人民日报》社论,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宣扬邓的指示。由此激起27日学生发动20万人示威游行,连同参与的北京民众,人数超过百万。但北京的传媒没有报导这次示威。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就说示威人数有三万。邓小平更认定是“极少数人搞动乱
倘若赵紫阳没有去朝鲜,可能就会只有他向邓小平汇报,事情的发展就不一样了。赵在30日回国后,看到“内部消息”说有三万人示威,即表示怀疑:“七、八万军警,为什麽挡不住三万学生?”
赵紫阳回国第二天,即与来北京的许家屯会面。许向他汇报了香港人和传媒的反应,更带来了香港电视台拍下的4.27 北京示威的录影带:上百万人的场面,加上示威者的和平、有秩序,连人都变得和善了。许家屯也谈了他对这次学运的基本看法。这看法其后就反映到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中。即: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要求中共“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的合理性;所谓“极少数”不是指学生,而是可能有企图利用学生的“极少数人”;对学生的合理要求,应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最重要的,是以理性和协商的对话,来处理学生游行示威的诉求,意思就是不会镇压。
许、赵当时认为,虽有邓小平的讲话在前,但邓的结论基于假情报,所以是可以被说服而改变的。他们先与杨尚昆沟通。杨与邓同乡又同辈,又很随和。在许家屯提出的证据面前,他果然赞同许赵的意见,并答应去说服邓小平。与此同时,赵紫阳又取得政治局和书记处绝大多数人的同意。当时除了李鹏外,只有姚依林较接近用强硬手段,连北京市委李锡铭和陈希同,也不完全同意镇压。
有了杨尚昆作出说服邓小平的承诺,赵紫阳才敢于提出五四周年的讲话。许家屯回港说“我的意见就是总书记的意见”,香港左报采取倾向学生的舆论方向,中共工委放手让中资机构员工上街游行。
爆料人说,至今没有人知道,为什麽杨尚昆最终无法实现他的承诺。很可能他见邓时,根本无法开口,在他说出自己的意见之前,邓已经先入为主地下命令要来“硬”的了。邓当时可能有点冲动:我几百万军队都带过,还在乎你这一点点学生?
六四镇压,许家屯大吃一惊。而他在北京与赵紫阳的谈话,及带去的录影带,就成为卷入高层权争的主要因素。中共高层权力重组,他被解职,使他感到在大陆处境堪虞,这是促成他出走的原因。
这故事使我认识到中共国一人独断、毫无转寰馀地的可悲真相。身处北京的高层,对当地发生的事情竟懵然不知,要由香港带去的录影带才看到事实。而即使看到事实,面对大家长的固执,众高层也无能为力。
我再次警觉:保住香港,保住新闻自由,是如何重要。
本文节选自《李怡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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