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源祥老板是怎么发家的? 初到上海是“小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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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上海的“小瘪三”　　　　

　　190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一条乌篷船靠在了苏州河畔乌镇路桥边的码头上，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在睡梦中被人摇醒：“起来了，上海到了。”这个男孩掀开船篷的一角向外望了望，只见河岸上黑压压的房屋一片，一眼望不到边。 “噢，上海真大！”他惊讶地喊了一声，连忙从船弦的一边侧下身去，用手掏了一把河水草草地洗了洗脸，然后整了整衣衫，摸了摸藏在贴身衣袋里的8块银圆。站起身来，拎起一个竹编的元宝篮，只见里面放着几件替换衣服和一整套崭新的士林蓝布长衫，随后挟上一把油布雨伞，告别了已经坐了整整三天的乌篷船，跳上了上海的土地。

　　他叫沈莱舟，个子不高，眉清目秀，一脸精神，这一年刚满14岁，来到上海当学徒。

　　1927年初夏的一个早上，在一片爆竹声中，位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建路山东路附近）一

　　间在弄堂口搭出来的半开间门面的小店，挂上了一块用黑漆书写的匾额“恒源祥”，老板就是这位个子矮小的苏州东山人沈莱舟。恒源祥以批发为主，门售为辅，经营华洋杂货，主要是绒线，以及与绒线相关联的人造丝。以后谁也没有想到，这间毫不起眼的半开间门面小店的主人，会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绒线大王。

　　第一桶金

　　　　

　　恒源祥开了起来，但绒线的生意并不好，因为上海的老百姓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买绒线兴圣街。这就使沈莱舟下定了一个决心：恒源祥一定要搬到兴圣街去。

　　原先他从意大利进口人造丝，都须先将货款全部付清对方才肯发货，还需支付押金。几次交易下来，对方见恒源祥很有信用，于是连押金都不需付，等货运到上海卖掉后再结帐。这么一来，沈莱舟胆子越做越大，他放手一搏，一分钱也没付先从意方要了几十吨的人造丝，准备大赚一票。预计船能在1933年12月30日左右抵达上海。

　　就在货物快要运到上海时，沈莱舟从海关的一个朋友处获得一个信息：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政府准备从1934年1 月1日起大幅度地提高几十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其中包括人造丝，在原先征收33％关税的基础上，增加到100％。如果船耽误了行期，过了12月31日，沈莱舟的这批货要多付几百万元的税！

　　沈莱舟忧心如焚，一天要拍好几份电报与船东联系，好话说了一箩筐，船早赶晚赶，总算在12月31 日进了吴淞口。沈莱舟匆匆赶到吴淞海关，办妥了一切手续，就等船靠上码头开舱验货了。但是谁想到吴淞码头的泊位挤满了船，船还是无法进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时，随他同去的伙计赶来报告说，码头已让出了一个泊位……

　　事后他才晓得，原来这艘船上装载了一批西药，是政府内某高官一位亲戚的货，12月31日报不了关，损失比沈莱舟还要大！沈莱舟算是烧了高香搭准了船。

　　这是沈莱舟掘得的第一桶金。他花了好几根金条，顶下了兴圣街与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交会口的139号至141号整个一幢两开间门面的三层楼建筑物。1935年初，装饰一新的“恒源祥公记号绒线店”开张了！

　　创办最早的绒线厂

　　　　

　　当时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公司，已在南京路陆续开张，将欧美大都市流行的百货业销售方式传递到了上海。

　　沈莱舟做生意很会动脑筋，他晓得绒线传入上海不久，太太小姐大都不会结绒线，于是便聘请了绒线编织大师鲍国芳、冯秋萍、黄培英等到恒源祥来坐堂，专门教授绒线编织的技法。他同时还从日本专门进口了一批编织绒线的竹针，两根一副包装起来，买一斤绒线送一副竹针。他还专门邀请上海滩的演艺明星到恒源祥来试穿新款毛衣，扩大恒源祥的影响。

　　沈莱舟先生这一系列的商业运作，使恒源祥名声大噪，生意日益红火，同样也让兴圣街上其他老板们目瞪口呆，妒忌心大发，于是一项恶毒的阴谋终于出台了……

　　绒线是舶来货，上海滩所有店里的绒线都是由英商洋行，以后陆续还有德商洋行与日商洋行供给的。兴圣街上最大的绒线店如隆兴昌、泰隆、义源盛等共8家，号称“八大号”，联手向洋行进货，再由他们将绒线批发给其它绒线店。为了办事方便，他们还成立了一个联丰办事处。他们从洋行拿货，不需要预付货款，同时，能拿到九二折和九三折的折扣。而其它绒线店从联丰办事处进货，一则需要预付款，二则只能拿到九八折的折扣。沈莱舟到联丰办事处，大买办唐禾芗曾亲口对他讲：我不给你货，就叫你们商店开不下去。

　　其实沈莱舟早已对联丰办事处制订的不公平的折扣不满了，“封杀”这一举动反倒让沈莱舟提早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想将绒线业做大，必须自己办厂，这样才能有最稳固的最便宜的货源。于是他一面请德记洋行的亨特先生帮忙，从国外进一点各种花色的绒线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和同样有办厂意愿的兴申泰绒线店老板刘文藻、义生昌华洋杂货店的老板冯莲生等商量，集资35万元，以后又陆续增资到60万元，合股集资办厂。

　　1936年初，一家专门生产绒线的裕民毛线厂诞生了，生产的绒线起名“地球牌”与“双洋牌”。这是中国最早诞生的绒线厂之一。

　　再上一个台阶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落，日军占领了整个上海。于是裕民厂关门，这一关就是3年半，一直关到抗战胜利。恒源祥也陷入了开业以来最大的困境。或许由于沈莱舟自己是学徒出生，无论世事如何艰难，整个抗战八年，恒源祥没有辞退过一个职工。

　　抗战胜利后，裕民毛厂于1946年初重新开工，恒源祥打扮得漂漂亮亮迎来抗战胜利那一短暂的和平与发展期。当时，恒源祥的生意实在是好。沈莱舟先生在南京西路王家沙、南京东路大新公司斜对面、霞飞路贝勒路等处，都开了恒源祥分号。到这几家分号去的职工，沈莱舟先生一个个面试过，店员人人身着西装，系领带，仪表堂堂。他还鼓励店员学英语，学会计，要求店员会用英语招呼顾客。

　　1948年初，沈莱舟的事业走到了自己一生中的顶峰。他的恒源祥单单一家总号一天销售的绒线在1000磅以上，被大家称之为“绒线大王”。由于孩子们都大了，一个个成家立业，他又买下了迪化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让已成家的孩子搬到那里去住。他将自己在东山老家先后置下的1000亩地捐献给乡亲，让他们办学校。他还出资修缮了东山著名的唐代寺院紫金庵……然而他最大的举措还是在事业上。

　　他梦寐以求想要办一家自己掌控的独资的毛纺厂。他将厂的名字都想好了，就是恒丰毛纺织厂。他让二儿子沈辑丞全权操办这件事，让在光华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的三儿子沈玉丞协助这件事。他买下了地处虹桥的一块地，并已订购了机器，在香港储存了一批毛条。然而时局的发展完全改变了他的计划……

　　于是他将恒丰厂的工程停了下来，同时抽出一笔资金从澳洲进口了20万磅毛条，囤积在香港的仓库里不动。期间，他风尘仆仆两次到香港考察，据说还去过一次台湾，但都觉得不理想。他苦思冥想，踯躅彷徨……

　　最终沈莱舟还是在上海迎来了解放，由此恒源祥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