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俄两国“自残自毁”的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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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评论：理解俄国和中国自残自毁的文化逻辑（上）



我发现自己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孙女赫鲁晓娃教授，对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做出了相同的判断，那就是当下世界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有可能超过了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直接原因就是普京和习近平，也就是俄中这两个核大国的领导人在与美国和西方的对抗中面临灭顶之灾，显示出远超赫鲁晓夫的自杀倾向。

如何解释21世纪的人类会走到这一步？越来越多的的人想到了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衝突论”，也就是说文化差异，会成为后冷战地缘衝突的主导因素。问题是，亨廷顿并没有讲清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相同的人性，为甚么会演变出如此不同的文化？讲不清楚这个问题，给理解基于文化差异的身份政治和衝突带来了很大困难。应该说，自“文明衝突论”出世以来，高度全球化的历史和人类学研究和交流，为回答这些难题提供了全新的知识基础，而这次中国引发的病毒全球大流行和俄国侵乌战争，给世界秩序带来的重大衝击，则为我们理解文明衝突提供了极深刻的启示。儘管在简短的时评中，不可能展开如此宏大复杂的问题，但我还是决定把自己从这次历史性衝突中获得的一些启示，与读者分享。因为我相信，这种思考和交流有助于未来中国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启示之一：文明衝突的本质其实不是文化身份差异导致的衝突，而是政治文化差异导致的衝突。当然，政治文化差异与历史上的地缘政治衝突有很深刻的关联，理解这种关联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理解历史上不同帝国政治秩序的演变，如何塑造了不同的政治文化。

启示之二：历史没有目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有很多偶然因素，其中关键一点，就是地中海世界的海权国家在与陆权国家的漫长竞争中竟然佔了上风，催生了大英帝国这样空前绝后的全球性海权帝国。而没有海权国家特别是海权帝国的兴起，就不会有现代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海权国家内生的政治文化，因具有很大开放性和政治包容性，有利于推动法治和民主自治的政治秩序在全球扩展，但陆权帝国内生的政治文化，虽不利于法治和政治自由，却不会放弃与海权政治文化的对抗和竞争。

启示之三：陆权帝国内生的政治文化拥有巨大的人口优势，从而意味著海权文化的秩序理想未必一定会在全球实现。相反，海权与陆权两种帝国内生的政治文化在全球展开对抗与竞争，带来了人类未曾有过的整体自杀风险。进步主义的历史主义倾向，低估了这个风险。

那么，为甚么先是欧洲大陆，后是俄国，现在是中国，成为现代世界人类文明自杀风险的主要震源？从宏观的角度看不难理解，海权国家的弱点是人口和土地资源相对不足，这也正是海权政治文化比较理智也比较节制最根本的原因，海权的政治包容和鼓励个人自由带来的创新活力，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知识的活水之源，而陆权国家要与之对抗，基本策略就是技术赶超，同时不惜以拼人口来取胜或保种。这种生存策略固然给海洋霸权带来致命威胁，但在陆权国家和陆权帝国之间，更带来了难以控制的相互摧毁的风险。这种风险从西欧沿欧亚大陆向东延伸，是地缘政治自然的空间逻辑。这种逻辑如何催化俄中两个超级陆权帝国的政治文化演变，将在下篇讨论。

梁京评论：理解俄国和中国自残自毁的文化逻辑（中）

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血性”以及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奴性”，在当下历史大事件的展开中尽显无遗。俄军士兵在乌克兰的残暴，固然有普京的怂恿，但也有很深的传统，中国大陆的“清零”闹剧以及香港在此番“特首”更替中呈现的官场丑态和种种的两面人伎俩，也是如此。那么，我称之为陆权政治文化传统是怎么来的呢？为甚么人性都有“幽暗”的一面，但东方和西方的表现会如此不同呢？

新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关注地缘政治的全球史逻辑。从这个角度看政治文化的演变逻辑，我的第一个心得就是，陆权之争容易陷入“你死我活”的僵局，而海权之争则给“你活我也活”更多机会。青铜时代的崩溃与欧亚大陆北方草原马背族群兴起后对周边文明的衝击和征服，极大地扩展了陆权帝国的疆域，压制了海权的政治空间。而把陆权逻辑推到顶峰的，就是成吉思汗帝国。在现代世界诞生之前，斯拉夫民族和华夏文明都臣服过这个帝国，而他们的生存策略，让他们都得以在金帐帝国的灰烬中获得重生。这个生存策略的内涵，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纵深和人口再生产潜力，“以空间换时间，以人命换天命”，熬垮善于以少胜多，却解决不了帝国治理难题的蒙古征服者。当然，通过这个策略从马上人的征服下存活过来的共同体验，给斯拉夫和华夏民族的政治文化添加了更多的“幽暗”遗产，这就是无视人命价值和人格尊严，即所谓的“血性”和“奴性”。

但是，当西方文明借海权文化的复兴而获得了海洋争霸的全球优势之后，面对现代世界诞生带来的全新文明挑战，俄罗斯与华夏的应对策略却出现了不同的嬗变。俄罗斯借助西方文明的各种文化资源，发扬了血性的一面，从被征服者，反转为征服者，而华夏文明则在明末危机中，迎来了最后一个“征服朝代”大清。明朝没有抓住基督教文明主动与华夏文明直接交往的历史性机会，在血腥无序的造反文化与臣服北方的“奴性”文化之间选择了后者。那么，这个选择是不是必然的呢？这是中国近代史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中国错过了机会，因为中国有大大超越俄罗斯的海路贸易资源，而对贸易的依赖，是发扬海权文化的关键因素。

如果崇祯退守南京并通过汤若望与梵蒂冈教廷结盟，华夏民族有可能超越俄罗斯而获得融入现代世界的先机。讨论明朝为甚么会失去这个机会或不可能抓住这个机会，对于中国未来的路径选择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讨论会改进我们对历史解读的分析框架，超越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束缚。

儘管俄罗斯获得了融入现代世界的先机，但俄罗斯从被征服者变成征服者，并未改变其政治文化的底色，即无视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因为支持这种文化的内外环境不是能轻易改变的，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要保持自己文化身份的国际地位，以空间换时间、人命换天命的策略来对抗来自西欧的挑战，仍然是非常有效的。中国则因为大清人口危机的发生，更难摆脱无视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文化困境。

那么，进入现代的中国，是否就不可能有另一条演化路径，而只能有习近平强调的唯一的历史选择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我将在下次评论中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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