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撰文致五毛：有一个词叫“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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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还是死去，对五毛不是一个问题

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有一个天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但对五毛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四月四日，中共御用学者郎咸平在社交媒体上说：“今天，上海，两千五百万，全民核酸，各地驰援，全国一盘棋，这就是中国力量。”一个星期之后，他却在网上哀嚎：“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很悲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妈妈年纪很大了，九十八岁，这次我妈妈的肾脏有一点衰竭，按照过去的诊断，只要打一针就好了。只是因为上海严格规定，必须要做核酸后才能就医，我妈妈在三甲医院当场做的核酸竟然四个小时都没有出结果，我深感震惊。我妈妈在医院急诊室等待了四个小时候，永远离开我而去了。我想去见妈妈最后一面，但由于小区封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有关部门沟通才允许我去医院。站在马路上，叫不到滴滴，因为封城了，所以我也没有见到我妈妈最后一面，我希望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

如果郎咸平真的希望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就该挺身谴责不把人当人看的中共暴政。然而，他妈妈的头七还没有过，他立刻变脸兴高采烈了：“祝贺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安全返回，近期唯一值得高兴的事。”看来，他老妈的死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奴在心者”的奴才而言，高兴的事情、可以冲喜的事情还会有很多。党国最擅长的，就是将丧事当作喜事来办。

武汉封城期间，《蜗居》的作者、作家六六曾跳出来辱骂揭露武汉真相的作家方方，后来还参加宣传部门组织的“深入生活”体验团，到武汉采访可歌可泣的抗疫英雄，说再不去就迟了，誓言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党领导全国人民抗疫的大戏。然而，歌功颂德的大戏还未写出来，一出更精彩的戏就在她和她的家人身上上演了。

六六在社交媒体上哀叹说：“我的父母听党的话，在家闭门不出十七天后，阳了。他们没有抢菜，没有到处走，只有在测核酸时才下楼。四月三号我爸阳，症状轻微，五天后转阴。我妈四月五号被传染到，因为过敏体质，没打疫苗，症状略重些，三至四天后也无恙。但因天天被居委会吓唬，要拖到方舱，终于心脏病发作，打了120电话无回应，打医院要排队。每天被居委会骚扰，要求她去方舱，现在状况已经很危急了。……眼见她好一点，居委会再打电话要接她走，她就又不行了，活在无限恐惧和绝望中，有病不得救治。下午我已经转阴的爹冲到门口去拿硝酸甘油，这个救命药要吃完了，被居委会追着骚扰，说因为他出门了，所以我妈今晚必须拖走。他不出门，我妈心脏就不行了，这在封城之前，是好好一条命啊！我妈妈隔壁小区，今天就有一位阳性因为发烧两天得不到救助，死在居委会门口。我妈一直哭，在视频里跟我们告别。”

六六发了很多牢骚，不过她是那种“过于聪明的中国人”，她的批评只针对居委会，不敢针对上海当局和北京中央，不敢说出问题的症结所在——造成这一切的，是习近平的独裁之恶，亦是中共极权体制之恶。而她本人，作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一部分，也曾为这无边的邪恶添砖加瓦，如今她品尝的是自己酿造的一杯苦酒。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圣经中的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这对说谎的夫妻的故事。使徒保罗对撒非喇说：“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就是六六唯一的结局。

暴风雨来袭，没有一个人不被淋湿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人祸中，过去的名声、地位、财富，突然进入“过期作废”状态。

《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的作曲者朱践耳的夫人舒群，患病被多家医院拒收，延误六小时入院，最终身亡。因太平间爆满，她的遗体只能被放在地上，场面凄凉。朱践耳五年前已去世，否则若亲眼目睹夫人的遭遇，不知会不会重新写一首《唱支丧歌给党听》？

其实，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者田汉的下场又好到哪里去呢？文革期间，田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被迫趴在地上喝自己的尿，惨死于一九六八年，死去时用的是“李伍”的化名；死后还被打成叛徒，“永久开除党籍”。

评论人邓恺披露，《观察者网》的创始主编余亮被关进方舱医院，让他颇为惊讶。因为“单论对党国的重要性，他作为内容农场背后真正的理论大脑，恐怕不亚于胡舒立，抵得上十个在推特做麻醉者意见领袖的安替或者是五毛意见领袖的沈逸等，抵得上一百个在财新做阉党喉舌的前台北市长秘书徐和谦”。邓恺继而分析说：“疫情让这些人也无法倖免，余亮这样的人尽管重要，却没有匹配自身对党国可利用价值的身份和特权。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该被夜壶还是夜壶，恐怕这才是这群人心情不好、崩溃的来源。”

更多小人物、小五毛干脆就鬼哭狼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很多中国人鼓掌欢迎，有一位被熊腰虎背、风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普京大帝感动得“当场排卵”的中国女子，一个月后却在上海被饿到停经。她在微信上说：“大姨妈晚了十多天。大活人真要被饿死了。”可惜，她心仪的普京大帝没有亲自率领“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开到上海来英雄救美。

微博暱称“乖乖咙滴董”的纳仕国际社区的居民，二零一九年八月时转发“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的内容，四月初自己面临暴力执法，愤怒地贴出警察打人影片，痛批“这就是上海人民警察，张江纳仕国际小区警察打人！他们要征用我们的小区作为隔离点！”如今，打他的并非他口中的“卖国贼”，而是他景仰的警察叔叔，他终于被上海警察“完成心愿”，打到没有家。

网名“草莓教授”的年轻女子，此前对香港逆权运动恨之入骨，宣称：“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香港人立刻马上原地暴毙，快别占用你爹的医疗资源了。”话音刚落，她却发现党国的铁锤打倒自己身上，她咬牙切齿地骂起来。我引用她的话，稍稍略去泼妇骂街般的脏话：“我一孕晚期的孕妇，因为楼里有阳（已拉走），所以健康码是红的，要去产检，医院不收红码孕妇，有问题要拉去金山卫这种地方看。还生什么小孩。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口中的‘极端女权’，结个屁的婚，生个屁的小孩。反正怀孕时候不被保障，生了国家也不帮养。快点进入少子化吧，累了。”

我不会对这些五毛和粉红有一丝一毫的同情与怜悯，无论他们彻底躺平，还是倒地打滚，他们并没有站起来成为大写的人。对于他们如今的遭遇，我只有一个词送给他们，那就是活该。用四川话来说，就是“背时”；用香港话来说，就是“抵死”。当年那些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今天那些让习近平成为习近平的中国人，也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中共的老祖宗恩格斯谈到普鲁士政府时曾经指出：“尽管它恶劣，它仍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同样的道理，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是分不开的，当年的红卫兵，今天的白卫兵，不都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吗？

当上海人乃至所有中国人，都用语言和行动来表达对刘晓波和张展的敬意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什么是自由与尊严，他们才配得上拥有自由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