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国的全景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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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诚


中国对上海防疫采取“清零/封控”的严厉政策，其所产生的次生性灾难已经不再重要。“清零”是否造成经济下滑、失业上升、产业断链、外资撤离，以及人民“人道底线”的抗议，也已不再重要。既然中央坚决“清零”，宣称“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上海民众只能同甘共苦，不服也得服，否则岂不成了“反党份子”。既然“清零”是党的命令，那么对于“清零”是否符合科学防疫的原则，也无须再讨论。

中国的防疫已不再是能否消灭最后一只病毒，而是一场敌我矛盾的政治运动，重点在于执行“清零”的政策与权力能否贯彻到底！所谓“坚持就是胜利”，“清零”不在于是否有效，而在于是否贯彻，在于共产党的政治正确。简单地说，手段已经取代目的！即使这个目的根本遥不可及。

17世纪的“空间隔离”，一如今日中国的“封城”

14世纪中期，一场“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席卷欧洲，到了17世纪英语世界开始以“黑死病”（Black Death）来标记这场人类历史最严重、造成全世界7500万－2亿人死亡的流行病。17世纪末，为了控制疫情，法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严格命令（一如今日中共“坚决动态清零”），对受到瘟疫侵袭的城市，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用当前的中国语言来说就叫“封城”。

当时的法国，遭到封闭的城市严禁居民外出或出城（一如上海限制“时空伴随”），所有正常活动一律禁止（一如今日上海的“足不出户”和“限聚令”）。封闭的城市依据“发病程度”分成若干区域（一如今日上海采取“差异化防控”，将全市区分为为“封控区”、“管控区”及“防范区”），每个区域设立区长和志工负责隔离工作（一如上海俗称的“大白”或“白卫兵”），而且还成立了一支民兵组织进行防疫管理（一如今日上海的“防疫警察”）。

全景监视：隐形权力的建构

除了控制疫情之外，为了“低本高效”的进行囚犯管理，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监狱建筑，叫做“全景监狱”（panopticon），以便于对囚犯进行“全景监视”（panopticonistic surveillance）。

“全景监狱”是一个由圆形大厅组成的环场建筑（类似于“大巨蛋”）。圆场中央设有直立的监视塔，监视塔的楼层与囚室的层数相当。监视塔驻有警卫，允许一个警卫监视所有的囚犯，但囚犯却看不见警卫；囚室的一端面向外界以便采光，另一端面向中央那座监视的高塔，囚室以墙壁区隔，囚犯之间禁止交谈或接触。这是一种通过空间隔绝、长期监视和囚犯绝对的孤立化，达到对囚犯身体与精神双重管理的体制。对此，边沁说道：“这是一种新的监视形式，具有前所未见的强大力量”。

在监狱中，警卫会随时进入囚室进行突击检查（一如今日上海的“入室消杀”），对于态度可疑或行动诡异的囚犯会进行“预防性调查”（一如中国防疫工作上的“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和早治疗）。尽管囚犯不知自己何时受到监视，但却知道自己时时刻刻受到监视，这就是一种法国哲学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说的“隐形权力”（invisible power），于是囚犯就会进行一种“自我规训”，也就是强迫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一如上海居民每天自动下楼接受核酸检测），以符合监视者的要求与命令。

上海：中国巨型的“全景监狱”

今日的上海，就像一个“全景监狱”，中央监视塔就如“党中央”，小区的楼层就像一间一间时时刻刻受到监视的囚室，布满街头的摄像头就像一只只“权力的眼睛”，紧盯着不服防疫命令的居民。在全景监狱中，囚犯没有姓名，只有“编号”，每个编号都记录了囚犯的纪律表现，以作为矫正和惩罚的依据，一如上海居民必须携带可以电子定位和追踪的“健康码”，记录了每个人是否服从党中央的命令。换言之，作为一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上海已成为“党国巨灵”下一个全景监视的权力剧场，一个国家权力全面张罗与渗透的展览馆，一个社会控制、肃清异己、惩治反革命的实验区。

福科认为，监视就是一种权力关系。全景监狱最大的效用不仅在于低成本的犯罪防治和狱政管理，还在于建构了一套隐形的规训机制（mechanism of discipline）。无须运用棍棒或电击，而是通过一只只“权力之眼”，建立一种“凝视与被凝视”的权力互动效应，达到对囚犯直接的而全面的控制。那就是权力无所不在，但却无法察觉、无法捉摸。处于时刻被监视的囚徒，等于时时处于威吓与恐惧之中，这就会产生一种类似“斯德哥尔摩效应”的自我驯化，通过行为的自我校正，主动配合权力的戒律，以减轻监视所带来的威胁与迫害。

盘旋在上海上空的无人机，用扬声器警告居民不准外出，一如中央监视塔刺耳的广播：不准胡作非为。于是上海居民开始“自我规训”，告诉自己：听党的、跟党走，服从中央、保全性命！

上海的繁华，只是权力的点缀

一位中国网民说：“在上海只要不是死于新冠，怎么死的都可以！”一位上海居民说：“原来，繁华只是点缀”。上海过去的风华岁月，昔日的“十里洋场”，以及在中国社会骄纵已久的中产阶级高傲，如今不过是党的权力巨网上的装饰和吊挂；上海的奢华与自信，人称的“东方明珠”，如今在党的权力大棒之下，成了散落一地的碎石与残片。

今日的上海实现了真正的“无阶级社会”，无论是大款富豪还是低端农民，都只是核酸检测下一根根的检体，一如全景监狱中囚犯胸口上大小相同的代号。上海也实现了真正的“性别平等”，无论光鲜亮丽的摩登男女还是麻衣粗布的白发爷奶，在快筛棒之下，只有阴性或阳性，没有性别差异；上海也实现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每个人都是隔离转运的“韭菜人口”，每个人的目的地都相同，都是统一的方舱居民。这是一种福科“生命政治”（bio-politics）意义上党国对人口健康的管理、控制与调节；在“防控”的名义下，党国对管理韭菜人口的政治技术达到了空前的发达与进化，体现了社会主义世界仅有的“优越性”。

一段视频显示，一个防疫警察将一位瘦弱的女子压制在地，强力扒开她的嘴巴，将一只快筛棒硬生生地插入她的喉咙；一段视频显示，防疫警察手持电击棒闯入民宅，在射出电击波之后，恐慌的居民被送往检测；一段视频显示，防疫警察踹破民宅的木门，将居民强制带往方舱；一段视频显示，防疫警察闯入民宅，居民表示其已检测为阴性，警察喝斥：管你什么性？我说你阳性就是阳性！显然，党国权力已经深入人民身体的DNA，直接进行检测与判定，表现出党国对毒性判断的超强能力。

防疫变成了政治斗争

5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习近平下达“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最高指示，宣示“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一个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的防疫工作，被提升至“政治斗争”的最高境界，以“党性”做为最后的压阵。

在此军令状之下，所有中国人民个个成了“病毒嫌疑犯”，成了“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对象，成了一一排查并检视其“政治DNA”的可疑病体。一如全景监狱中被监视的囚犯，每个囚犯都是可疑的阴谋者、造反份子，只有彻底、持续的监视，才能消磨囚犯的反抗意图，只有隔离、再隔离，才能扫除上海所有的“抗疫（议）份子”。

中国式防疫：党国权力的无限放大

时光倒流、历史重演，18世纪的全景监狱如今在上海重现。实际上，病毒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历史上从未真正消灭所有已知的病毒，一个病毒被全部清除的世界，意味人类与生态世界的终结。没有人怀疑清零所产生的“休克性治疗”效果，但“清零”的真实结果就是“清除所有病毒的机率等于零”。即使将14亿中国人全部锁在家中，病毒也不会在自然界中自行消亡。但可以确定的是，以“清零”为目标的“中国式防疫”，将使党国权力和病毒一样不朽和强大，如果继续坚持清零，“全景监狱”将在中国无限的增加与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