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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公移山
李景均
1950年8月,浩瀚的太平洋上,一艘客轮破浪前进。船上乘客中,有几十名留美学生和科学家,这些人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条件,一心只想回到祖国,参加新生政权的建设。9月,又一艘客轮“威尔逊总统号”抵达香港,这是当年留美学生回国人数最多的一艘船,船上130名中国留学生个个满怀理想,喜气洋洋。这一年,总共有400名留学生和专家通过香港回到国内。到1952年底,先后有2400名中国留学生回到祖国大陆,接近海外全体留学生人数的一半。
然而,就在这股归国浪潮铺天盖地奔涌而来的时候,被称为“中国遗传学之父”的李景均,却逆向而动,被逼出走香港,再次去了美国。想到十年前自己历经千辛万苦,万里归来,险些客死途中,李景均不禁热泪盈盈。
李景均1912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富商家庭,家境殷实,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他自幼聪明好学,备受父母喜爱。他13岁时进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天津英中学院就读。20岁时进美国传教士办的南京金陵大学就读。家里人看他有读书天赋,喜欢钻研,决定送他出国留学。1937年,李景均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植物育种和遗传。在美留学期间,他阅读了着名遗传学家杜布詹斯基的遗传学着作《遗传及物种起源》,这也是他研究遗传学的开始。1940年,李景均获得博士学位,并同时获得了在美国定居的机会,拥有了一份高薪工作,和一位美籍华人女士组成了家庭。
但即便如此,想到陷于烽火连天的祖国,他还是决定放弃一切优越条件,携带妻子一同归国。
当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回国之路异常凶险。通常乘坐邮轮仅需三周即可抵达上海。但为了避开日军潜艇,邮轮多次改变航向,在海上航行了51天,这才抵达香港。而此时适逢日军进攻港岛,李景均夫妇一上岸即身陷其中,处境十分窘迫,许多商铺关门跑路,李景均随身带的旅行支票也无处兑现。
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李景均遇到了在康奈尔念书时的朋友,朋友给了他500港币和一些大米,解决了他的吃住问题。随后,在香港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李景均夫妇绕过日军哨所,一路徒步,跋山涉水来到广东惠阳,再乘船坐车前往桂林。前后历经150余天,可谓艰难险阻,九死一生。后来,也是在这奔波的途中,他们的长子Jeff因病夭折,这成为李景均终生的伤痛。多年后,李景均在其出版的《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的扉页上,还特别写明:这本书是纪念Jeff的。
1942年,安稳下来的李景均先是在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第二年,西迁成都的南京金陵大学需要教师,李景均又去了自己的母校担任教学。
抗战胜利后,李景均随金陵大学迁回南京。1946年,李景均在金陵大学的的导师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他邀请李景均前往北京,出任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此时的李景均才34岁,就成了北京大学当时最年轻的系主任。
到了1949年9月,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有关方面指示,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组成北京农业大学,由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兼党总支书记,行使校长职权。乐天宇是延安来的老革命,信奉的是苏联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
20世纪30年代,国际生物学界刚刚就一个问题定了调,西方学者终于证明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才是“真理”。简言之,这个学派承认偶然因素在生物遗传中的关键作用,而历史也证明了它是正确的。然而苏联官方却不认可这种看法。按照苏联高层尊奉的唯物主义理论,世间万物都是可以被解释、被掌控的,超乎意料的状况是不允许存在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既然孟德尔—摩尔根的这套理论不符合当局期待,而且它又已经被西方国家所追捧,那么苏联也得搞一套自己的主张来与之对抗。说来也巧,当时生物学界还真有另外一个与之对立的学派,即拉马克和米丘林的遗传学。因此,出于政治的需要,苏联将拉马克和米丘林的生物学定性为“无产阶级的”、“进步的”科学,而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视作资产阶级的异端邪说,而加以打击排斥。
在背景为官方的支持下,苏联遗传学研究领域的两大派系:“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最终以李森科为主的米丘林学派占了上风,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家受到残酷打击,被钉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这场反科学的阶级斗争也波及到了李景均,李景均支持摩尔根的学说,加之他的留美经历,瞬间就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很快,在乐天宇的主持下,通过行政命令,停止了李景均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并将李景均的《遗传学》换成了李森科学派的“新遗传学”。乐天宇认为,这些课程都是“资产阶级的”、“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的”、“唯心的”、“反动的”,是伪科学。
李景均为了反驳李森科,同时也为了自证清白,翻译了李森科的代表作《遗传及其变异》,试图让人们认识到李景森的学术主张是有错误的。可是李景均错了,整他的人根本不在意那个学说是对是错,他们只在意那顶“资产阶级”的帽子扣到了谁的头上,这已经不是学术之争,而是阶级领域的斗争。
为了击垮李景均,乐天宇不遗余力,除禁止李景均上课搞科研外,还四处散布谣言,把李景均描述成亲美反苏的“反动分子”。进而还拉拢李景均的助手、学生一起批判他。如此一来,李景均不仅无课可上,被晾在一边,还被迫辞去了系主任职务,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了问题。
面对无休无止变本加厉的迫害,李景均彻底心灰意冷,想不到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反复考虑之后,李景均决定离开大陆,返回美国。
李景均的被迫出走之路,与当年抗战时冒险回国同样惊险,而且狼狈不堪。为确保顺利出走,李景均借“请假”为由,离开学校,经上海、广州,来到香港。
因为走得匆忙,连护照都没带,也无任何证明国籍的证件,无法获得美领馆的签证,只能滞留香港,处境很是尴尬。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着名遗传学家穆勒了解到这个情况,十分珍惜李景均的才华,决定出手相助。
穆勒利用自己的地位及关系,安排学者发表了一篇有关李景均着作《群体遗传学导论》的书评,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李景均的学术成就,先在舆论上为其造势;随后,穆勒又向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推荐了李景均;穆勒还联合美国其他遗传学家,不断给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官员写信,请求帮助解决李景均的签证问题,并为李景均一家递交了经济担保书。1951年,穆勒在印度开完会,又特意跑到了香港,和领馆的一位官员共进晚餐。在晚餐时,穆勒向领馆官员陈述了李景均的情况,终于帮助李景均争取到了签证。
李景均出走时离建国日1949年10月1日才5个来月,离1949年9月三校合并也还不到半年。这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同样震惊了北京高层,毛泽东两次批示提出“必须撤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处理”,为此乐天宇被撤销农大校务委员会主任职务,并于1951年3月调离农大。乐天宇的政治生涯从此止步。
李景均出走后取得了诸多重大成就,发表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着作,成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2003年10月20日李景均在美国逝世,享年91岁。自再次离开后,他就没有回过大陆。这位中国遗传学之父的回而复去,留给世人太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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