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疫为何如此狂暴？

施卫江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静态管理、动态清零”的极度悲愤中，二个月来的抗疫，上海居民要么封闭在家里，要么隔离在方舱，要么入住医院，最惨的是一些外地来沪的农民工、送货员和运输汽车司机，只得睡眠在大街上、桥孔下、卡车里，还不得行走出受封围栏，还得不到足够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个角落，是富人或穷人，是教授还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无序，商店关门，药品断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机上操作去“抢”，凡是不会手机操作就只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个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测试阴性证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时救治，更恶劣的措施是，要装配铁网在管控区的每一栋民宅楼的大门口，予以严加防范管制，防市民如防盗贼！“大白”警察容许随意闯进市民家中搞“执法”，市民蒙受尽多的不幸和灾难可就是不容许公开自由发声喊冤！

呜呼！号称“国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国最具先进生产力的一族群体，理应充分释放出上海市民的聪明才干去搞建设，然而在党中央的“清零”政策强制下，海派灵性竟然大肆遭受践踏，人格尊严被贬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准许的行动自由还不如圈养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况是多么孤苦伶仃无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郁是何等凄凄惨惨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抗疫“清零”，为什么要对上海人民动用如此的粗暴、野蛮、兽性、疯狂？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发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当然不是海派文化传承的特质，而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指挥、密集指示批示”来进行，这位总书记宣称：“我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从党的性质宗旨认识疫情防控方针”，当然不是飞来之石，而是经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着当今中国政治的一切。欲懂得这场清零抗疫的真实意图，须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须了解中国的民风民俗，尤其是陕北地区。

近年来，习近平娴熟地运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权独揽，业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面，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在其统治下的社会官僚机器不断强化威权形式，这使得后者形式的高度威权化又促进了前者的独裁，而前者专断横行又反哺后者，两者互为反馈，携手共进，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强不少——此即如德国学者齐美尔所讲的社会学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对于这种“形式”的具体表达，深得鲁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经论述道：“在一个专制统治下价值封闭的体系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处在同一个价值点上的交流与反馈”（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当今中国的政治形态正是走在全面复辟传统封建腐朽制度的路上。专制政治乃乾纲独断、定于一尊，且说今日中国之专制暴虐，极大地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德性，习近平妄图复辟文革，大开历史倒车，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梦，再造新时代的秦始皇、毛泽东。

    由此，习近平打造的强专制主义为他的暴政铺设了平坦大道，布置于“全国一盘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时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国家。今天，统帅一声令，三军风雷动，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从庙堂衙门，抵基层庸众，政令一路畅行，贯彻无阻。

以习近平的“家天下”框架来看，上海的抗疫特别需要展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统治下的制度“优越性”和“合法性”，更确切地说，还需要充分展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伟大”形象，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础。构建如此之宏大叙事，习家中央政府定义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场“人民战争”，全党全民统一步调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来进行的，这位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当作“为人民服务”。

以现代性的伦理学来论述，“人民”是个宏大叙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义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开启“幽暗之门”，可以发现，这只是一块“超我”（弗洛伊德术语）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实价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馈回报给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术语）境界，乃罪恶之渊薮，其鄙陋卑下、猥琐不堪！

鲁迅先生早就发现，中国的儒家典籍中充满了“仁者爱人”之语，但是鲁迅却揭穿了其“瞒和骗”，其实质就是“以理杀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当作“纲领”来处置具体的全民抗疫，就意味着其余事情全得靠边让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只是与个人利益挂钩而已，都是挂靠不上“人民”这个宏伟大宗旨，“人民”这个抽象纲领既然被强化得如此之高大上、伟光正，乃纲举目张，和尚打伞，为所欲为、不择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初心”是习近平执政时代十分时髦的政治词汇，既然被张扬得如此之“时髦”，它必定隐含有欺骗性！它试图让人民感受习的“青春故事”，聆听他的“梁家河插队的经历”，规训人民的情操，是一项典型的“洗脑工程”。

众所周知，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过，已经获得相当多的东南沿海地区工作的经验，这些地区比起北方内地来具有相对较高的改革开放性，经济结构大多是外向型，经济水平也相应较高，治理较为先进。按照常规思路，要想当上一个大国有作为的主政者，其精神领域的价值观诉求，本来应该引导国民走上现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发扬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和业绩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经济圈中，学习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和人文精神，求得国家发展踏上新台阶。然而习近平却不张扬他在沿海地区的经历，反而大大弘扬在北方落后农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经历——这就值得正义的人们去警惕和深思了。

与毛泽东一样，习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汉语网络上，不满的网民将习近平蔑称为“包子”，意思有“土气”之意，也就是传统、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这与《论语》：“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意思相近，怀土就是恋土而安逸，营造个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学上可称为“原型”（荣格：archetypes），习的“原型”有“恋土情结”，显然相悖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性精神品质，而在于他不断吹嘘的“土”字而凸出，即“农民情结、三农情怀”，习常称：“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这个情结，一定要把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听听他的念念有词“不忘初心”，从“习近平总书记从小就有农村情结”，可推断习之“恋土”有小人之心：

1） 陕北延安梁家河，习近平插队在此，据说练就了一套“大学问”，那真是了不得啊！

2）“老家富平曾在习近平迷惘彷徨时给予他温暖”，陕西省富平县临近于历史上京兆地区，这里曾经是大一统帝国的中央权力地带，即有秦、汉、隋、唐四朝大帝国定都于咸阳、长安，这一家乡情怀深深地烙印到习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习内心期盼着大一统政治。

3）习近平时时要造访河北省西柏坡，该地是毛派红色经典的精神发源地，价值连城，非常值得习去流连忘返，就此习想要“弘扬西柏坡精神”。

4）河北省正定县，习年轻时候曾工作在此，当时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样板县，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同样是红色经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农业生产当然需要去关心，农民的利益也当然需要去关心，任何一个具有现代化常识的人，必定知道：农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须是由农业现代化来带动，而农业现代化必须是由工业现代化来带动，而工业现代化必须是由科技、经济和制度等的各项现代化来带动，需要重视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体性自由的大发扬。然而中国的习某却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论价值观的定位？什么的工业、科技、文教、经济、金融、制度、法治等等的重要发展项目全都搁置在边上，就是因为这些不含有“初心”，从而全都被当做不重要的思想议题来处理，眼下最最要紧的事情是定位在“农民情结”、“黄土情结”之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后地区的农民生存价值观上——这是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个性的，共产党执政也如此。理解了习近平的执政个性是那么的“土里土气”，于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满习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红色经典，土法上马！   

（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

共产党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其教条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确，特定的社会历史地理环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气质。成语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辩证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恋鲜花，苍蝇叮臭肉；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说到中国人的“土”，尚有各个地方的各个民风民俗民情，还可细分。

德国学者马克斯·舍勒的行为学理论认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认为，不能把在一个时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们价值偏爱的评价系统所具有的“伦理结构”等同于作为价值优先法则的价值本身的客观秩序。

今天，与西方自由世界一样，强人习近平也是十分讲究“颜色革命”，他将自身个性“土气”的颜色钦定为中国的“政治正确”，即标准的意识形态，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议之中，真实意图是：以习氏“土气”淹没上海“海派”！

那么究竟怎么样评介习包子“土气”？

第一，纯真“红色基因”，众所周知，习近平是在红朝中国、红色地域、红色家庭、红色时代、红色圈子里混出来的红色土特产，红色元素特浓，大红特红超红。

现代中国有二大文明系统：黄色和蓝色。

黄色是内陆型，具有内向封闭性质，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黄土质平原和高原上，其价值资源只由落后的本土文明来提供（电视剧《河殇》的观点）。

红色文明是外来的马列宁主义与中国本土的黄色文明相结合的产物，被综合成“毛泽东思想路线”，具有革命的实践性，但是主要根基还是黄色文明。

    蓝色是海洋型，外向开放性质，最初地域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随之改革开放的深化，逐渐扩展至中国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

今天的国情是，北方黄土文明区域经济全面落后、萧条，而南方蓝色文明区域市场经济发展良好，经济指标高涨。如此经济地理格局意味着中共统治机器的精神资源面临危机，这让习近平深深不安，习某感受到来自于蓝色文明对于红色政权的威胁：资产阶级市民的个体性、独立性和自由意识在增长，他们不会如黄土地上农民干活那样的听话、遵命和驯服。

遥想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决议，当时的国情正如毛泽东所讲：“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这讲话显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蓝色，而北平市则是黄色，红色政权的根基需要由黄色文明来支撑、扶助，才会获得稳定、可靠。

从前，毛泽东必定熟知历史典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对蓝色文明怀有恐惧：“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因此对待曾经位置楚地、而后深蓝色的申城上海，毛泽东作指示：要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为此，上海外滩海关钟楼上的大钟报时，要以深黄色的陕北民歌乐调《东方红》来进行，使之标志为城市“主旋律”。要发扬“好八连”荣光，让他们来到魔都南京路上当“哨兵”，以镇住充满资产阶级邪念的“霓虹灯”，要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习近平忧心忡忡：红色文明赖以存在基础的黄色文明正日益蜕化堕落！为此决心拯救，在上海执行“静态管理、动态清零”，实为一场魔鬼训练，以巩固红色政权的！

（四）粗人的痞气，流寇的匪气

红朝中国首长级高干的红二代、红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刘少奇的儿子，陈云儿子，邓小平的儿女，胡耀邦的儿子，叶剑英、江泽民的数个儿女等等，在这一群体里相比较，习包子就是显得很“土气”，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习近平第二个“土”：痞气+匪气，这是黄色文明外围地带“边区”之“土气”。

习近平读书差劲是知晓的，然而这在首长级的红后代中较为少见，尽管习近平时常吹嘘读书很多，还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长串读书单来，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意。由于不愿读书、读不进书，习的头脑难以装备积聚人类优秀文明的知识。苏格拉底云“知识即美德”，其否命题亦同样成立。现代学者的认识更为精确，知识与美德之间的正向关联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础上，较有科学的合理性。毛泽东阅读中国古典经书甚多，但也是痞气+匪气很浓厚，毛泽东特别赞赏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刘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当作了精粹。

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可以较好解释，读书不好的习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发达：“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习对头脑简单事项：“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颇有兴趣和热度，可见一斑。习近平坦承其念兹在兹“农民情结”，可以推断出他的气质和秉性，天然地与知识性匮缺的泥腿子、四肢发达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来，对待海派气质的上海人就不会有好感，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习近平的所作所为，需要了解他的个性和风格，需要了解养育习某其秉性、气质的地方，考察那里的风土人情。习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轻时候插队落户的革命圣地延安，那里是红色大本营，更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对于习近平来说，陕北延安就是他的红色乳娘，思想养育之地，“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都是黄土地的儿子。”习近平回忆说，插队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几乎从来没哭过，印象较深的两次哭都是在陕北。”情深谊长啊！

延安市，坐落在陕西省北部，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的边区地带，汉民族农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历史中，频频遭受多个游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杀戮、掠夺和洗劫，身处如此蛮族生态的劫掠，酿造出戎狄民风：痞气+匪气，渐渐堕落之，本地农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汉族大盗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东部沿海，纷纷建立起西方式的先进蓝色文明，从此经济格局和重心转移，地处西北的陕西省经济文化大幅衰弱，秦风不再，此衰彼涨，当地土匪、土豪却猖狂起来，到了民国时期，整个陕北地区的匪患尤其严重，那时候国民政府的管控力无法抵达陕北，但这恰好为共产党武装力量制造出福音来，留给了共军以极佳的撒野契机和匪盗空间。臭味相投便称知己，当毛泽东挂帅的大股共军（红军）万里迢迢流窜作案来到陕北时候，如鱼得水般找准了自己的落脚地，建立起苏区。

民谚：穷山恶水出刁民，粗茶淡饭无孑遗。肉腐生蛆，蛆熟产蝇；土劣孵匪，匪顽升寇。流寇是土匪发展的顶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残暴凶狠毒辣无耻，那是因为流寇作案多是流窜在异地他乡：1）几乎碰不上熟人，于是缺乏道德约束；2）罪案的对象都是与己血缘疏远，于是下得了狠手；3）流窜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于是缺乏法律制裁的威慑感。

民国时期的学者傅斯年，曾经把共产党军事组织比作为流寇，美国学者余英时把毛泽东在山上闹革命归类为土匪行径，中共政府体制内走出来的学者阮铭也将当年盘踞在井冈山和延安，建立苏区的共产党军事组织比作为流寇。具体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气强弱的区分，中共领袖中毛泽东、习近平之流痞气、匪气特浓，虽然直接将他们比作为流寇尚不恰当，然则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层次本质，就会发现确有近似之处，如操守低劣，只顾眼前的欢乐和荣耀，不思长治久安的方针、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续性发展，缺乏人性，不择手段，不顾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么超越情怀、寻求来世的永生。

上海执行抗疫大行动，是习某心理投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学问”，却是来真的：痞气加匪气，劲儿十足！

（五）秦始皇→毛泽东→习近平

这三者思想有着较大的传承性。中共的建党、建国都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外儒内法”的一套专制主义本色，马克思主义成分并不多，如“紧密团结在以某某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就是中共执政文化的万能公式，其“春秋大义”足令执政者痴迷不已。

中国政治延续了千年的专制主义，其要数秦始皇的大一统治理格局最具开创、暴虐和传承，其遗产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传承至后世，中共统治者毛泽东、习近平极为崇拜、赞赏，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汉武”。习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御用导演张艺谋来代言，原籍秦地的张艺谋以其电影作品的大气磅礴著称，如《英雄》、《大秦赋》、《大秦帝国》等颇有气势恢宏，咏古颂今，颂扬独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贯秦地的习近平似乎比毛泽东更领悟大秦遗风，他也有着构建大一统政治的强烈欲求，冒进浮夸，图大贪功，举凡党、政、军、财、经、文、教、农、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让习来独揽一身、定于一尊，还妄想对外扩张，天下一统。毛时代流行词：“全国一盘棋”，如今又翻旧出新而热炒，以“一言堂”凌驾天下，特别用于上海的抗疫。

中国人骨子里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气的原始思维和巫术，这集体无意识天然地被大一统政治统摄，进而主导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古代，它有利于治理水患、开挖运河、修建长城、建造皇宫等大型项目。在当今，有利于以举国之力操办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识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从、听话，即奴性，这恰是习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强大共识”。

在大一统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间，夸张而高调的道义目的论笼罩住中国大地上的各项各业，如有“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于是到处呈现“一刀切”现象，凡是与“纲”不合之事，全得让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为了抗疫的宏伟大业，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机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层密接隔离政策”，一人得阳整楼隔离，几人得阳整区封闭。搞得：简单直接粗暴，次生灾害不断，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六）外儒内法，脸面争光

习近平颇想搞《厉害了，我的国》，可看出习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习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过秦论》，于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鉴儒家思想补救暴秦之偏，但这只是延续了历史上惯行的“外儒内法”传统，毫无创意。

以现代人的目光审视，法家思想并非全都是负面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贯彻一条法治平等的路线。

秦之后历代皇朝，形成传统的官方和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国纲要上对法家进行修正，改变其严刑律法、冷酷无情、对人性的践踏，而用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来遮盖人心自私之恶。然而儒家的温情脉脉却是断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观，十分讲究等级秩序的排位：“尊尊、亲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导致另一种人性丑恶的释放。

无论是法家抑或儒家，都严重匮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国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热衷于超近距离的贴身肉搏，这突出表现为儒家的“面子文化”，即等级竞争。

今天，习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宝在他的面子上：看吧，环顾世界，唯有我习某才能够做到新冠病毒“清零”，丰功伟业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属；溥天之下，尽表忠心！

开启小人心境：这就是习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来自权力最高层，而下层执行者在习某巫祝之辞诱导下，层层加码，步步紧逼，使防疫措施变得越来越严苛，越来越不通人情，越来越背离常识，却迎来了中国式“面子”大丰收！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今天，活跃在上海街头的“大白”志愿者，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深知等级社会的底层生活之艰辛、悲怆、卑贱、沧桑，受欺受压，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积满了多多的怨恨，为此张公百忍，只是期盼着猴年马月有个身份升迁，从此羊与狼的位置对调，角色得以变换，从此终于有了发泄的口子和对象，就如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婆那样。今天好机会来了，让底层志愿者们身披白大褂，臂佩红袖章，顿时获得了权力，身价蹿升！于是人们就见到了大白们在上海街头的变本加厉，肆无忌惮。

更是有不少大白门来自外省市的农村地区，他们往往有着毛泽东情结，相信毛泽东的诅咒语“农村包围城市”，内心对待上海，这个以魔都著称的城市有着较深的嫉恨，于是今天找到了发泄口子，争当“南京路上好八连”，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压境遇，显得势单力孤，不得不进行一场忍耐之心的大考验。虽说是有海派气质，但是多年来在习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渐渐变得麻木起来，中国传统习性在增强，一个“忍”字当头，懂得“看三势”，学会“拎得清”，不做“填刀头”，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死不如赖活着——与内地的庸众一样，都是媳妇受熬的心态——如此则丧失了做人的真诚性和崇高性。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

2022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