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矛盾激化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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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作者: 石山



《有冇搞错》。6月2日。

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些事情，估计会产生极为重大的后果，可能在历史上都会记下来的。在中国的，就有上海封城两个月，以及和中国大陆很多城市的持续封城。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大衰退，和随后可能的大萧条。而政治上，则是围绕中共二十大的一系列斗争。

我们今天主要分析一下，李克强5月25日的十万人大会，是否会对二十大构成影响？甚至引发中共内部更加激烈的政治派系斗争？

其实，有关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在疫情爆发之前，也就是说在202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对经济合作，尤其是高科技方面的合作形成了巨大影响，还有中共清理各个行业，像是房地产、互联网、补教、游戏行业、影视业等，还有对中国私人企业主的各种打压，对资本市场的严格管制。这些综合问题的影响下，中国整个经济就已经出问题了。

而疫情爆发，采取严厉的清零政策，只是经济衰退的其中一个因素。但这个确实是最大也是最明显的因素，因为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这个是明面上的，所有人一眼就看见。

李克强在十万人大会的讲话我们不多说，最重要的，是李克强强调，“中国经济大盘”可能会滑出合理运行区间，所以他开的这个会是“稳住经济大盘”会议。为了这个目标，当然就要提出论据，所以他说了一大堆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包括失业，包括各种数据，包括企业破产倒闭的问题等等。最后的结论，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稳住经济”。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听多了，通常而言，这些代价都是一般老百姓，但这一次，最大的代价，可能是疫情控制，也就是清零政策了。

不惜一切代价，就是除了经济，其它所有事情都是代价，当然清零政策也可以是代价。但中共政府现在实行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疫情，也就是除了清零病毒，其它一切都可以是被牺牲的代价，包括经济。

从这个角度看，李克强和习近平两人的“路线斗争”，是疫情清零和稳住经济。但两个不惜一切却是矛盾的，要清零，经济必受影响；要经济复苏，必须要改变封城，开放道路交通，恢复工厂生产，让工人回去“群聚”才行。所以，两个不同的方向，等于是互相之间都把对方当成可以牺牲的代价了。

那么随后会发生什么呢？

第一，就像是《华尔街日报》报导的那样，地方政府官员不知所措。当然，两个“不惜一切”是相互矛盾的，那应该听谁的？应该遵行哪种路线？

第二，如果中共内部无法获得一个一致的共识，那么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有大规模的讨价还价或者是路线争论。结果很可能是中共元老和更低层级的官员会介入决策。这是一种中共特色，就是扩大会议。

第三，才是秋天的中共二十大。

我认为，这条路线斗争发生的可能性相当大，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很难很难预测的。这不仅仅是谁掌握军队的问题。

也有一些不同的分析。比如有人认为，李克强出来开这个十万人大会，一定是经过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同意许可的，因此不能看作是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分歧，而是一种类似“唱双簧”的政治表演。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合作默契，目标明确，就是保党保权。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在专制体制之下，尤其是独裁性质的专制体制之下，这种“双簧”其实是损害了最高领袖权威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共的历史。中共有一段历史，和现在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说很类似。这就是1962年初中共的七千人大会。那次大会，是对中共“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的总结，结果是毛泽东退出具体工作领导第一线，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变成了实权人物。后来的发展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毛泽东回来夺权，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中共中央文件中说的“十年浩劫”，国家几乎崩溃。

我们看一下七千人大会发生了什么？

七千人大会是一种通俗说法，实际的会议名称是“中央工作会议”，也叫“五级工作会议”。1962年1月11日召开，参加的人，包括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有7,113人。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同意并亲自主持的。会议主要讨论“大跃进”及大饥荒的问题，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民主集中制”。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则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后中国大陆的大饥荒问题有所缓和，毛泽东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

中央文革里面有一个人叫戚本禹，后来他出过回忆录，讲了七千人大会中发生的事情。他说，刘少奇第一天的讲话，并没有读工作报告，当时刘是国家主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当天他做了口头讲话，他代表中央向大会做的报告，报告是事先印发给大会代表的，并没有在大会上念。

戚本禹说，刘少奇在讲话中闭口不谈他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做的事和所讲的话。反而假借着某个地方的群众之口讲，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给人一个明显的感觉，他把责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了。特别是他讲得激动的时候，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好像错误都是别人的，而他则是纠正错误的人。

后来的中央文件中，刘少奇说的那些尖刻的话，不在里面。

实际上，七千人大会并没有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刘少奇所作的报告对毛泽东仍是尊重的，但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使刘、毛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戚本禹说，刘少奇显然是不满意毛泽东的。比如说，安徽省在大饥荒中饿死很多人，省委书记曾希圣是毛泽东的亲信。在分组讨论会上，安徽省的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可以说是愤怒到了极点了，他们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成绩，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风”的干部；以及当后来发生饥荒的时候，群众没有吃的，都饿死人了，他又是怎样下令封锁消息，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残酷打击谁，不但把人家的职务一撸到底，有些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或反党分子。那些县委书记们在批判曾希圣时那个激动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有几个人在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就要冲上去和他拚命了，像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

刘少奇看了小组讨论汇报之后，直接下令曾希圣不要再参加分组会议了。所以，后来的小组会上，发言就更加激烈了。有的人甚至提出要开除曾希圣的党籍，送他去劳动改造。

曾希圣是老红军，专门搞电台的，算是中共军情部门的元老。后来被冷藏，让他到华东局去当第二书记，调李葆华当省委书记。李葆华是李大钊的儿子。

七千人大会的一个主要工作，是调查饿死人数。尤其在分组会议上，各个市县都要报告，不得隐瞒，结果得出800万人饿死的数字。当然，这个数字其实并不准确，但当时刘少奇下令不得隐瞒，要报真实数字。结果各地数字一报，真实情况一讲，中央各位大佬们都大吃一惊。

也就是说，这个七千人大会之前，大家知道有问题了，毛泽东也同意开会，要转向要调整。但大会一开，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了。虽然为了保证毛的面子，没有否定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但大家都知道，问题的源头就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和行政工作，冒进和乱下指示。

七千人大会实际上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会，第二阶段，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放气”，基层官员心中有气，所以62年1月31日会议结束后，还留了七天给大家“放气”，提意见。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很郁闷，去了南方。他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中南海的西楼召开在京的中央常委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叫做“西楼会议”）。这个会议是个工作会议，首先要直接面对真实的形势，他说毛泽东领导下的最后几年，犯了大错误。后来毛泽东非常生气，称刘少奇的做法是刮“黑暗风”，指把他的工作说得一片黑暗。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时期开始发生激化。江青在文革初期宣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人谈话，提到：“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就提到：“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应该说，毛的做法引起了很大不满，包括他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认同包产到户，就是减少农村集体生产的因素，回到家庭单位的生产，毛泽东对他很不满，认为他背叛，跑到刘少奇那边去了，文革中田家英自杀了。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是把权力夺回来，整个政权最后差一点大崩溃。

我们回到现在中共的政局。有一些内容很类似，是吧。过去几年，习近平的政策造成了很多问题，可以说是内外交困。李克强开这个十万人大会，当然是习近平同意的，但这个会一开，结果可就不是北京能够控制的了。下面要“出气”吗？大家可以“妄议中央”吗？

专制体制有效运作，需要一个绝对权威的人物，这个人不能犯错误，不能被质疑，所有的共产专制体制都是如此。不管是七千人大会也好，十万人大会也好，对中共最高层来说，它的不良后果就是领袖权威遭到损害。这对体制结构的损害是决定性，不能允许的。

未来中国大陆会发生什么，要看中国大陆经济的走向。如果经济衰退持续一个季度，北戴河会议可能就会出问题，随后的二十大，恐怕就更难保证不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