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蹈明朝覆辙中国闭关锁国并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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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王沪宁宛如希特勒的御用哲学家罗森堡

二零二二年五月，浙江等省的手机用户陆续接到电信公司短信通知：国际及台港澳电话及短信功能将自动设置为关闭，用户若需要接收国际电话及短信，必须向电信公司申请并登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及中国电信三大电信公司都已证实此事，正式的红头文件也在网上流传，包括浙江、河南、江西、辽宁、贵州等省的电信公司都已陆续公告。

三大电信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打击境外诈骗电话”。这个小小的理由与三大国有电信公司的大动作相比，显然不成比例。为了预防一种犯罪活动而封锁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正常联系，就如同发现水中有一粒沙子，就要将在水中洗澡的婴孩一起倒掉一样。境外电话诈骗固然猖獗，但境内的电话诈骗更为层出不穷、千变万化，难道下一步为了根除境内诈骗电话，就要彻底取消电话、手机和网络吗？

据海外媒体披露，此一看似技术面的措施，竟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下达的政治命令。王沪宁是复旦大学如假包换的博士及政治学教授，比起假博士习近平来，显然更懂政治，深知信息的自由流通会危机极权统治的根基，所以才会悍然下达这个带有强烈的闭关锁国信号的命令。

中国正在实施严厉的清零封控政策，并且企图将这一政策作为打造动物农庄的实验，以及战争动员的预演。就连温顺如绵羊的中国民众也开始对于这种文革式和纳粹式的奴役政策感到越发不满，北大、北师大、复旦、天津大学已出现多次学生聚众抗议，甚至有学生直接喊出“打倒官僚主义，打倒习近平”的口号。中共当局更加担心西方国家在“共存”模式下正常生活的真实情况传入中国境内，引起民众的更大反弹。所以，逐步断绝中国与国外的通话和信息交流，就成了确保中共江山不变色的唯一选择。

在中共现任七常委中，王沪宁是最低调、最少新闻报道、最不苟言笑的一个。这不是因为他谦虚，而是因为他更喜欢躲藏在幕后操作。作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党魁的心腹智囊，王沪宁经历三朝而不倒，在中共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王沪宁大概永远都不会写日记，不会给后世留下他的真实面目和思想的记录。所以，读希特勒的“精神导师”、纳粹党“大祭司”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日记，就如同一面照出王沪宁真面目的镜子。罗森堡是纳粹元首的意识形态代言人，他的理论“杰作”《二十世纪的神话》卖了超过一百万册，跟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一样，被当成纳粹意识形态经典。他的“恶魔日记”在消失半个多世纪后，经过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重新被发现、整理并发表。这本日记记录了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间，罗森堡与希特勒的交往、第三帝国高层的复杂斗争等隐秘内幕，被研究者视为研究希特勒思想演变及第三帝国兴亡史的重要史料。“无论你需要多少钱，我都给。罗森堡，属于你的伟大时刻已经来临，”希特勒曾经对他忠贞的副手说。“我没必要用长篇大论的文字来表达此刻的心情，”飘飘然的罗森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他假希特勒之手，将自己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把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恶行变成了“合理又合法”的事情。

当年，希特勒和罗森堡如何屠杀犹太人；今天，习近平和王沪宁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屠杀维吾尔人等遭到中国殖民统治的少数族裔。当年，希特勒和罗森堡如何对德国人洗脑；今天，习近平和王沪宁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将中国人封闭起来再洗脑，他们做得更加成功。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的复辙

电信公司切断中国与外界的通信并非孤立的个案。五月十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党组会议指出：“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还称，“境内人员仍需继续坚持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确保个人健康安全，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防疫抗疫重大战略成果”。

从一年多之前官媒早已传出消息，中国暂停办理护照，暂停办理非紧急的出入境签证安排。过去一年，中国护照的签发量暴跌百分之九十八，很多在美华人也无法续签新本；有人回国等候大半年，也没能更新护照，无法再出境。很多网友反映，他们在美国有工作，但是护照更新时却没有获准。

现在的政策是“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很多人也将其理解为“暂时”，而不是“永久”。也有人认为，这项政策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一步一步地收紧。更有专业人士表示，暂停发出非紧急出入境证件与疫情有一定关系，但非主要原因。该措施是要集中资源力量，应对对美国的贸易和金融战，为配合实现内循环和与美国脱钩做准备。

与之相对应，从五月下旬起，英国、加拿大、丹麦、意大利、新西兰等国先后宣布关闭在北京的签证中心，所有预约都被取消。有网友哀叹，原本以为二零二零年最难，没有想到二零二一年更难，更没有想到二零二二年出国比前两年还要难。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闭关锁国的覆辙。自郑和下西洋之后，明帝国对远洋航行和海外贸易失去了兴趣。一四七七年，有人重提派宝船航行的做法，当时海外对大明的瓷器、茶叶有着巨大的需求量，派人再下西洋，拓宽销售渠道，多赚点银子回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以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为首的一些儒家教条主义者却悍然烧毁郑和的航海日志、造船图纸等资料。刘大夏振振有词地宣称：“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该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现在还保存着，也应该被烧毁。”当时的兵部尚书附和说：“你的阴德不小，这个位置迟早是你的！”刘大夏后来果然当上了兵部尚书。而刘大夏并非庸碌之辈，他曾毛遂自荐治理黄河水灾，黄河两岸很多地方的百姓把他尊为河神，每年都要进行祭拜。

美国学者戴伦·艾塞默鲁和詹姆斯·罗宾森在《自由的窄廊》一书中指出，明朝是中国命运逆转的时代，根本原因在于“朝廷设法严密规范和控制社会，国家的专制力量消除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经济机会和诱因”。与此同时，西方却大步走向大航海、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这两位学者认为，共产党中国打造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在根据专制路线安排的经济体系中，确保强而有力的创新。中国已经达成快速的经济成长，但其成功是出于解决狭隘领域的特定问题，出于因应政府的要求。然而，“攸关未来成长的广泛领域中的多元化和持续创新，不但取决于解决现有的问题，也取决于梦想出新问题，这样就需要自主性和实验。你可以提供巨量资源，可以命令个人努力工作，却不能命令众人生出创意。创意是持续创新的要素，极度依赖大量的个人实验、然后用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思考，打破常规，经历失败，而且偶尔碰到成功。但是，如果没有自由，你怎么可能实现这一切？”

所以，两位学者的结论是：中国像所有专制式成长的前例一样，在这项任务上不可能成功。如今，中国再次闭关锁国，证明中国从来没有走进自由的窄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