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中年粉红:在混吃等死中研究世界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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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虱

“美国疫情严重，特朗普优哉游哉地打高尔夫球。”

对此，不见美国人生气，隔着太平洋，远在中国小县城的张立强却非常生气。“今日头条”新闻一出，张立强马上发了朋友圈，强烈谴责特朗普。

“加拿大法院宣判了，孟晚舟未能获释。”

这更让他咬牙切齿。隔着屏幕，我能想象得出，直率的他定然会表露到脸上的那股强烈的恨意。

二十多年前，在小镇工作期间，由于对美国共同的仇恨，晚上搓完麻将后，我们经常一起到夜市小店，青梅煮酒骂美帝。

阔别二十年后，我终于联系到他。

回到小县城那天，快到他经营的小店时，我刷到了他发这条朋友圈。他成色不变，仍然“粉红”。不同的是，当年的“小粉红”，如今成了“中年粉红”，而我早已变色。

2000年初，我离开小镇，独自到厦门打工时，我们才27岁。如今我和他都已奔五。张立强和我已失联整整二十年。

信息技术革命成就了微信。微信，让我们重新相逢。

1990年代初，我和他分别考入县城不同的高中。

我们那一届高中生成长遭遇的最大尴尬是，由于文革结束之后的触底反弹，80年代文化氛围相对多元，而我们的心智却未成熟到能从中汲取精神养分。我们升上高中，刚要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却骤然紧张。

在文字世界弥漫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图景中，我们完成了高中三年学业。我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世界观，连同我们的身高一样，一毕业就停止了生长。脑海里，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非敌即友的世界图式，几乎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胎记。

很多人活到四十多岁，明明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却始终无法理解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时候大学没有扩招，不要说本科，考专科都非常难。幸运的是，高中毕业后我和他都被招进了一家乡镇国企上班，捧上了那些年让多少人羡慕的铁饭碗。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小镇的精神生活十分贫瘠。每天晚上，唯有靠打麻将或唱卡拉ok来打发时光。《新闻联播》和《参考消息》是我们了解世界局势的唯一途径。

《参考消息》版面不多，上面全部是原文转载外国媒体报道的新闻。最吸引我们的一个版面是“外国人看中国”。

那些年，刚刚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没几年，中国经济总量还不大，每年都为“贸易最惠国待遇”饱受美国国会刁难。越不够自信，就越渴望别国的认同。来自外电的每一条盛赞，都足以让很多人欢欣鼓舞。

作为办报策略，《参考消息》不时会转载几条外媒对中国的批评。这不但不足以颠覆我们的幸福感，却反而更让人觉得这份报纸提供了看世界、看中国全方位的真实视角。其转载的那些赞扬，因此显得更加可信。

小镇没有书店，买不到这份报纸，全靠单位订阅。每天上午邮差把它送到单位。主任、副主任优先看完，才轮到我们普通职工。

每天下午，我们几个年轻同事，都会在两点半左右，预计副主任差不多读完时，提前等在门口。我们急切想知道，外国又怎么夸咱们中国了。

我们那个国企只有几十名职工，文盲半文盲充斥，高中属于最高学历。我俩自然成了单位同事眼中的“知识分子”。

1998年，美国布什政府要开发研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我俩经常紧张得经常彻夜难眠。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误炸”。那一天，上班时间同事们坐在单位的电视机前，看着央视新闻滚动播出北京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到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

我和张立强在同事们面前高声痛斥美国。我和他的愤怒是真诚的。

当然，这种愤怒也暗中赋予了我俩一种心理满足：我们用愤怒提醒同事们，读过高中的我俩，和电视新闻里那些在美国使馆门前抗议的名牌大学生属于一类人：我们都有文化，有国际视野。

2000年国企改革，我和张立强同时下岗。

春节之后，带着民进党是否会赢得台湾地区选举的担忧，我独自到厦门打工。他回到县城，开了一家食杂店谋生。

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二十年，中间没有任何联系。

那天晚上，有个同事要请和我张立强吃饭。下午四点多，我到了张立强的店里等他。

尽管二十年不见，我们对对方的中年油腻都不感意外，心里早已有了预期。他招呼我先坐一下，电脑微信群正聊得火热，他要收一下尾。

他正和几个小县城当地朋友在“精英侃政微信群”聊孟晚舟的遭遇和美国的疫情。

他们一致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美国的疫情显示，那是一个开始衰落的国家。中国必将超越美国。咱不要害怕美国”。

看到“精英”两个字，我觉得有点滑稽。莫非谈论国际政治，让这些初高中学历的小县城中年粉红们找到了“精英”的感觉？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频繁在同事面前表现对美国愤怒的自己。总而言之，很多人痛骂美国、畅谈世界局势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心理需求。

说实话，那些年，唯有通过《新闻联播》和《参考消息》关注世界局势，才能让我和张立强感觉到自己并不比那些读了大学的人差。

处于城乡过度地带的小县城，接纳着少量的成功者，却容纳着大量的“失意者”。成功者来自乡村乡镇，他们有了钱，最高理想就是在县城买套房，摇身变成城里人。

“失意者”都是土生土长的县城本地人，他们“失意”在没能跳出去，到更大的城市工作生活，却眼睁睁地看着昔日被看不起的乡下人赶上自己。

在这里，所谓“就业”，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稳定就业。那是少数人才能考入的体制内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另一种是不稳定就业。大多数人都靠给小店或小厂打工维持生计或自己做点生意。人口基数小，市场容量小，生意能做大的人是极少数。

大多数人很难从工作中获得自我认同。因此，在日益城市化的表象下，总有一种失落的情绪在县城的市井里弥漫漂浮。

很多人渴望逃离，却被自身的能力、学历或大城市的高房价阻挡。

从关注世界局势中，他们似乎能获得一种虚幻的“冲出去”的越狱感。

从民族群体的强大中，他们能获得某种从工作中无法获得的自豪感。这似乎足以解释，为什么电影《战狼》的票房收入，主要由小县城和四五线城市提供。

在他们的认知中，如今，在这个地球上，唯一阻挡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就是美国。不恨美国恨谁？

小店的柜台上放了几份近期的《环球时报》。张立强说，他已经好多年不看《参考消息》了。这一点不奇怪。这十几年来，这份报纸越来越边缘化。

这是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必然的逻辑结果：我们已经强大了可以不在乎外国媒体如何看待自己了。我们只需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善于讲故事的《环球时报》自然成了最热门的报纸。

与《参考消息》刊载的全是外电不同的是，《环球时报》几乎只提供中国人的视角。它的办报基调是，努力向国民讲述中国如何如何好，西方如何如何不好或不愿意看到中国好。

作为佐料，偶尔它的版面上会投放几条唯有胡锡进才有资格发表的对中国某些问题的批评意见。作为策略，这些批评起到的作用是，让这份报纸在读者眼里更加客观、更加权威。

假如2000年，我没有在厦门大学旁边的书店里，看到那些思想启蒙读物，今天的我，是否也是《环球时报》忠实读者呢？

那时候，厦大一条街没有拆除。在那条青春、宗教、生活、商业和文化和谐共处的街区，有很多家实体书店。它们提供了在小镇和小县城根本接触不到的书。它们把我的视线从世界拉回国内。

我逐渐意识到，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成就，但是，所积累的矛盾如不及时解决，有可能积重难返。我们应该首先致力于解决好国内问题。中国和美国不应该是敌人，应该是合作共赢的伙伴。

关闭微信之后，张立强突然转身叫了我一声“教授”，“你当年下岗下得好啊。要不是下岗，你能考上研究生读博士？”

他开始抱怨自己下岗后这些年的境况。小店生意一直半死不活。老婆没工作，孩子马上考大学。如果考上，读大学四年得花不少钱。毕业之后，孩子工作和买房，都得让他操心。

“我的人生是没有盼头了，只能希望小孩以后别活得像我这么窝囊。”他用“混吃等死”形容自己当前的状态。

下岗之后，为了保证60岁能拿到退休金。他每年还得自己交几千元社保和医保。还有十几年才退休，他已经开始抱怨退休之后的双轨制待遇。作为企业退休人员，他将来一个月的退休金预计才两千元多一点。

“你觉得不公平，是吗？”我问。

“当然不公平。不过，美国也有不公平。”他的回答带有提醒我的意味。

我明明说的是国内退休双轨制，他为什么马上扯到美国并强调美国也有不公平？我既不解，又理解。

和二十多年前一样，只要听到对中国某些方面的任何批评，他的脑子里马上会浮现出中美“你死我活”的图景。在他的认知中，对中国的任何批评，都是变相抬高美国。

听说我是学世界史的，晚上的饭局中，他特地叫来了那个“精英微信群”的几个朋友，说是要跟我好好聊一聊世界局势。

“最近美国很猖狂”，他恨恨地说。

二十年没有任何联系，他以为，我还跟他属于同一个思想谱系，期待重温记忆，和我痛痛快快声讨一回美帝。

晚上，他邀请的当地“精英”有四个。他们都奔五了，要么是国企下岗工人，要么是个体经营户。谈起腐败，都有切肤之痛，但是，同时都一致认为，美国也有腐败。对于美国，他们有着刻骨仇恨。

看到这些再过几年就要当外公或爷爷的人，不关心自己的后代吃的食物是否安全无污染，却天天靠刷抖音研究世界局势，我忍不住建议他们，与其天天恨美国，不如多关心关心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问题。

“很多问题，关注的人多了，理性温和地表达意见的人多了，才解决得快。”我建议。

他们马上急了：“哪个国家没有问题？别总是跟自己国家过不去。奸商贪官再怎么坏，咱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不能让美国佬总是欺负咱们。”

在两个多小时的边吃边聊中，我不时感叹，信息技术革命，手机上网普及，最受伤害的学科是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的文章大多数是叙述性的，不需要抽象和精深的理论，初中毕业就读得懂。国际政治的信息碎片在网上遍地都是，拿起扫帚随便扫一扫，就能扫一箩筐。以至于国际政治如今已成门槛最低的公共话题。但是，聊世界局势，逼格却很高。

由于说的是外国的事情，谎言和谬误很难证伪，所以，在国际政治领域，不擅长于批判性思考的人是很难意识到自己错了的。

网络促进知识传播，也给知识祛了魅。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对知识和学历普遍心存敬畏。如今，拿起手机百度一下，就能搜出大量“知识”。

一些以前听起来“高大上”的专业术语，如今在网上遍地都能“捡到”。它们被百度百科拉下学术“神坛”后，已经廉价到可以用来填塞牙缝，以至于一些连专业人士都没有完全搞懂的政治概念，比如民粹主义，也不时与女人、麻将、六合彩等等话题杂糅在一起，漂浮在小县城的夜市摊上。

满满当当的信息碎片，导致他们的大脑已超载到容不得任何异见。信手可拈的信息碎片，却赋予了他们反智的自信。

尽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这几位朋友在饭桌上却毫不客气地嘲笑公知，嘲笑专家，嘲笑我“读书读傻了，竟然为美国说话”。作为大学老师，唯一让他们羡慕的，不是我的博士学位，而是事业单位将来的退休金。

他们非常鄙视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不关心世界局势，对美国的阴谋丧失警惕，“这些人将来怎么被美国弄死都不知道。”

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最清醒的人。给“至道学宫”打赏，是“位卑不敢忘国忧”。给作者一点鼓励，好让他们创作出更多“醒世”的作品。

在国际政治领域，凡事真相只有一个，但是谎言却可以有很多版本，因为谎言不需要成本，可以信口捏造。手机上网，有利于知识的传播，更有利于谎言的复制。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幕是，在公共讨论中，一条真相被几十条谎言围攻。

你不但很难说服脑子被碎片和谎言占据的中老年粉红，却有可能被他们驳得“体无完肤”。

比如，你说林肯解放了黑奴，是一位好总统。他们可以信口列举林肯犯下的几十条“滔天罪行”来驳斥你。他们坚信，那些都是真相，你却无法证伪。

面对这些从不摸书，完全依赖手机获取信息的中年粉红，逻辑是无力的，思辨是苍白的，他们比的是谁脑子里的碎片多。纵然是学富五车的国际政治学者，恐怕也会陷入深深的无力感。

在这个初夏的夜晚，这几位小县城中年粉红在唾沫横飞中享受着“俯瞰世界，纵论天下”的幻觉带来的快感，我却痛心地看到，明明这是一个资讯超载的时代，人们却越来越活在信息的孤岛中。

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说，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难以获得真相。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真相。

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能被人们装进脑袋里的，只有那些与原来的认知相容的信息碎片。装的越多，他们就越“自信”。内容越同质，他们就越偏执。

在思想的极化中，不同的人群皆被情绪和偏见裹挟，理性对话越来越困难，社会正在不断走向撕裂。

离开夜市摊那一刻，我突然一反常态“悟道”了。也许，司马南、卢克文、李毅等等，才是这个时代最具“顶级智慧”的人。

是啊！面对如此庞大的粉红群体，既然改变不了他们，何不利用他们赚钱呢？跟他们过不去，不就是跟钱过不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