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润”潮乍起 为安全感、自由和做个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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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月份上海封城前后，中文社媒上兴起一波讨论润出国的话题，至今绵延不绝。在对个人生活日益紧逼的国家权力面前，当代中国人除了躺平之外，似乎又多了移民这个人生选择。具体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么多人想润出去？在润的路上，各色人等是什么心态？他们又将如何面对润之后的自我？

令狐昌冰在“润”的路上结结实实走了三年。

最后一段距离，他骑着摩托在墨西哥公路上狂奔，从南到北十多天纵贯四千公里。

一路向北

途中的一天，他从摩托上摔下来两次，“没有绝望，就感觉很离谱，呵呵，怎么会一天摔两次？......呵呵，龙头都歪了，还是往前面赶，”一个月后，他在受访电话里欢乐地回忆到。

这些磕磕绊绊对22岁的令狐来说似乎完全不在话下，前方就是他的命运，是他霞光万丈的青春。看着中美洲大地在一路向北的车轮前一点点隐下去，自由的美国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一点点升起来，令狐心中充满着甜蜜。

4月26日下午，令狐终于到达了靠近美国亚利桑那州尤马郡（Yuma）的墨西哥边境地带。由西向东的美墨边境线在这里突然向西南拐，形成一个突进美国本土的锐角，来自南美方向的非法移民常常从这里穿越国境线进入美国，这个地带因此在民间被称为“移民角”。

“当时五点钟左右，太阳快要落山了。我的心情开始就是很兴奋啦，终于不用担心墨西哥的移民警察了；然后也很震撼，有那么多用脚投票的人，”令狐声音里的笑意似乎快要溢出来，此时他已身在美国加州。4月26日当天他就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偷渡者排着队，穿过了美墨边境线。



微信指数截图，分别以“移民”，“海外移民”为热词搜索。（记者王允提供）

带着女友和猫一起润

令狐入境美国的时候，中文网络上的“润学”正方兴未艾。5月的一天他在推特上发帖说，“润学教导，当你确定自己很想离开匪国，不要给自己想这么多困难，多想一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住在上海浦东公寓楼的年轻人“黎冰”已经下定了决心，这次一定要“润”出去。

“润”是网络流行语（meme），英文单词run（跑路）的中文谐音，一般指中国民众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或警惕，采用各种办法离开中国，去国外生活，尤以年轻人为主。

与令狐花在路上的三年相比，黎冰从起念要润到实际行动间隔了十多年。“黎冰”是这位青年常用的化名。他大学还没毕业就想润了，但过去十多年，因为各种生活牵绊一拖再拖。

这次他要润的决心部分是因为他的猫。黎冰养的两只猫是他的精神伴侣，帮他熬过了上海严厉的封控时期。但恰恰是上海疫情封控采取的消杀措施，让他深感恐惧，“新闻里的那个住户通过他的摄像头(让我们）看到了，穿着防护服的‘大白’直接把他的宠物打死。所以我梦到的第一个噩梦就是我养的两只猫被无公害处理掉了。”

黎冰同时也担忧各行业的普遍萧条。他虽然学工科出身，但喜欢文字，转行做了信息产业的文案策划师。2016年从内陆西北来上海时，他曾觉得上海遍地是机会，他在行业内虽毫无根基但也做到了月薪在三万到四万人民币之间。不过近几年，行业内的就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疫情之后这两年，我每一次换工作的等待时间，或是我做freelancer（自由职业者），客户给我打款的周期和频率就越来越长。”

这些情况让黎冰觉得，在上海继续留下去的可能性越来越低。“疫情封控让我更加明白了，就是我不可以再等待了，因为我不知道我等来的会是什么？”

这次黎冰果断采取了行动，并顺利在7月初拿到了赴日本的短期商务签证，同时还在申请日本留学签。现在黎冰随时可以出发去日本。他在电话里说，理想的润是带着女友和他养的这两只猫一起去日本。



上海浦东地区采取封锁措施，一名安保人员在黄浦江对岸陆家嘴金融区的建筑物前站岗。（路透社）

中国社会的几次剧烈“心跳”

因为上海封控转而想润的远不止黎冰这样在高楼里工作的白领。上海封控所标志的不合理、不人道防疫措施同时在全国多个城市铺展，引发不同地域、各阶层民众对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产生普遍的恐惧、质疑和逃避的心态。有关“润学”的讨论一度在微博、微信，乃至推特等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

身在日本的移民中介Y先生四月份在推特上迎来了移民业务量“不可思议”的暴增，“我也对这一个多月来发生的事情感到好奇，而且觉得很神奇，......就是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一个多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他出于安全考虑以化名这样告诉本台。

Y先生在推特上开设“空间”，为听众提供移民日本的免费咨询。记者观察到，这样的推特空间在四五月份大量涌现，主持者多为从事移民中介的大陆移民，不仅有日本的，也有澳洲以及美国的。Y先生回忆四月份的盛况时说，“最多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自己看到的讲如何润出去的空间就有七八个， 每一个空间里都有接近一千人。”

Y先生为此所获甚丰，从4月到5月，不到两个月时间中，他签约代理经营管理类日本移民签证的合同就多达几十个，而这经常是日本一般移民事务所一年的业务量。

早已取得美国绿卡、但身在上海的小企业主孟先生在封控期间也突然成了朋友圈里的润学“咨询师”。出于安全考虑，他化名告诉本台，“只有一个是在疫情期间、还没有封城的时候来问过我。其余所有的人都是我封在家里的时候来问我的。”

微信指数显示，在上海封控的三到五月和解封后的六月底，作为“润”的本意词，“移民”和“海外移民”两个关键词的热度在历时曲线图上均出现了罕见的高峰（图示），就像平稳的心电图出现了几次剧烈的心跳。据图显示，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移民”热度指数都在三千万以下，而三月、四月、五月和六月底都分别出现了超过七千万的陡峰，在6月28日的全年巅峰时间，甚至接近一亿三千万。“外国移民”的指数从去年12月开始统计，也在今年的5月初、5月底和6月底出现了三次高峰。

微信指数的统计范围包含了微信搜索、公众号文章及朋友圈公开转发的文章，其中涉及的不仅有网页，也有视频，其中视频所占的比例超过70%。同样用“移民”作为关键词在头条指数、Google趋势和360趋势等数据平台中搜索，也在4月到6月底的时间段中出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高峰。

6月底的这次高峰在多个数据平台的时间点上有着惊人的一致。已经润到美国的前新浪微博审查员刘力朋在回复本台的推特采访时推测说，这可能与6月27日中国官媒报道，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说要在未来五年里进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



腾讯报道，4月3日官方宣布“严格坚持社会面清零不动摇”后，当天移民的整体搜索指数上升440%，视频相关来源也暴增1455%。（腾讯网截图）

起源更早的润

但中国社会润的趋向并不是始于本轮疫情封控。

目前身在澳洲的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几年前就在中产阶层的朋友圈里劝“润”。他说他早就预见到了上海封控期间漠视民众基本权益的现象，“过去几年，简略地说，就是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平民的权利日渐萎缩。”慕容认为，这种情况在未来一定是会变得非常糟糕，并影响到中国的国运，“那么接下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中国呢？会是一个更加封闭的，更加贫穷的，更加保守的中国，我觉得也是更加癫狂的中国。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

慕容劝那些平民身份的中产朋友，出于保全自身的目的尽快移民出去。他的这种劝说也正对应着中国近年以来的形势发展。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政府在极权体制的道路上快速飙进，政治上高度集权，社会控制在高科技的加持下日趋收紧。通过“人脸识别+健康宝+票务系统”的迭加，公民的行动自由一步步沦陷。四月份暴雷的河南村镇银行众多受害储户想前往讨债，却被突然变成红码的健康码挡在路上。而普通民众遇到社会不公，也难以获得公权力的帮助。二月份被曝光的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官方接连发了五个前后矛盾的通报，但问题的真相仍然云遮雾绕。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在政府的重压之下苦苦呻吟。阿里、腾讯等中国代表性的网络科技企业在遭受一轮又一轮的管控，利润、股价双双出现历史性跌幅。随之而来的是这些互联网大厂大规模裁员的声音此起彼伏。更有甚之，市值超过两万亿人民币的校外培训产业顷刻之间被政府一声令下连根拔除，几百万从业人员只得另寻出路。

精英与底层的相同变奏

孟先生在上海的企业自2014年以来就受累于中国日趋疲弱的经济环境，他手下的员工已从巅峰时期的140号人削减到目前只剩下50人左右。

他前几年就想结束生意，离开中国。在多年的经营中，他深深感受到对国家权力的失望，“我做实业的，要和各个方面打交道，尽管我的体量很小，就是和基层（政府）的人打交道，但我受到无理刁难的事情，例子就太多了。”孟先生的口气似乎是想丢开某个令人嫌恶的东西。

孟先生实际三十年前就润出去了，但多年来一直在国内经商。下一步，孟先生准备处理完资产，彻底离开中国，“你说像我们这种中国生、中国长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在中国受的教育，让我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确实不是一个首选。......但现在我对这里是彻底失望了，我觉得我应该另外找一个首选。”

孟先生身家达几千万人民币，他感叹一声，“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里的生存环境很难。”但生存的惨烈与绝望在来自社会底层的令狐昌冰身上或许体会得更深。

初中都没毕业的令狐十四岁就开始在社会上打拼，“就这里去做一下服务员，那里去做一下工厂，然后又去做包工的工程......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不管你怎么去选择这些行业，你想要努力，想要上升，你是没有机会的。”

令狐学历低，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在底层挣扎让他看到更多社会的幽暗，“如果真的是一个人努力就有用的话，这个社会努力的人多了去了。......你看一下那些首富，那些有钱的，哪个家里不是当官的，或者就是有连带关系的。”

内心充满困惑的他满世界寻找答案，2015年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世界人权宣言》，从那里得到了启蒙，开始理解自己和这个国家的命运，“没有上升途径 就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权力影响到一切；权力影响到一切，又是因为没有监督机制，政府不分权，没有新闻自由和媒体监督，不允许上街游行，还有就是没有选票。”

苦寻命运破题的令狐三年前因为偶然的机会从中国跑了出来，先后在菲律宾、迪拜等地短期待过，但感觉都不是自己理想的栖居地。他最后才辗转中亚、欧洲、南美和中美州，漂流了十多个国家，到达美国。“自由是人权中的一项，我的理想国家是一个有人权的国家，”令狐这样强调自己偷渡到美国的理由。

润是为了安全感

小企业主孟先生、上海高楼里的白领黎冰和打散工的令狐在今天的中国, 他们的选择使得他们殊途同归。在从中国到不同国家的路上正络绎不绝地奔袭着不同背景、不同阶层想润的人。

不少网民把这一波大陆的移民潮比作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政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逃港潮，文化名人张爱玲和刚刚去世的倪匡都是在这一波移民潮中到的香港。现在外界多认为，当年逃港潮的原因主要是饥饿、贫穷和政治迫害。

在基本生活物资并不缺乏的今天，饥饿似乎已经难以成为润的主要原因。但权力高压或政治迫害却依然催迫着不同的人千方百计润出中国。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今年6月的最新数据，中国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从2010年的7,732人，每年递增，在2021年已达到118,476人，11年增长了14倍。这些寻求庇护者的目的国从美国到俄罗斯，从非洲到南美洲，其中尤以美国占了四分之三。吊诡的是，香港在2020年颁布《国安法》之后，已经难以成为大陆居民寻求政治庇护的目的地。

但政治庇护历来都只是中国向外移民人数中的一小部分。日本的Y先生在移民咨询行业也接触到申请庇护者，但只占很小比例。他感觉，中国人这两年移民主要是出于寻求安全感，“中国人在骨子里是缺少安全感的，一切东西都没有保障。他为什么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尤其是我的客户，因为他迫切需要的是国外的身份。他不是来赚钱的，他要是为了赚钱，他早就来了，为什么要拖到今天？”

上海的孟先生也感觉，来找他咨询移民事务的人基本是为了谋求后路，“刚来咨询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想到国外去生活，他们只是想准备一条后路。在万一发生不测的情况下，我可以立刻走。所有人都是这个目的，甚至把资产转移出去的想法都没有”。

这些朋友都是来自孟先生的同一个阶层，用他的话说，都是精英或准精英，但基本没有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所谓精英，最重要的是必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目前有稳定的、良好的社会地位，这是两个基本条件；再下去可以用资产来衡量。”在这些咨询他的人中，资产最多的可达十个亿。



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推特图片/Murong Xuecun慕容雪村@hawking197428）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目前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慕容雪村认为，把今天的移民潮比作当初的逃港潮不无道理，“现在跟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现在的人不至于为了吃饱一口饭而逃往国外。但相同之处在于，为了自由、为了安全，跟为了一口饭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敏锐地洞察到，“对大多数人来讲，离开之后，做哪国人并不重要，做不做得成人是最重要的。”

慕容把自己劝润的行为看作是知识人作为社会守夜人的责任，是必须向社会发出的信号。而改变国家的责任，他认为应该由有影响力的人来承担。他这次前往澳洲正是这种责任的担当。

慕容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窗外是墨尔本湛蓝的天空。秋天已经到来，红叶正渲染着视野的边界。晴朗的日子里，他常常能望见几十公里之外的山峦，有时他也会骑车去远处的海边。

为了出版一本国内无法出版的书，慕容在出版社的建议下匆匆赶赴澳洲。这本揭露武汉疫情真相的《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英文版终于3月份在澳洲出版。

慕容有些庆幸离开了中国。“至少在几年之内，我觉得我要写很多我以前没有想过的、甚至不敢想的中国题材的作品，这也算是一个暂时离开中国的作家为我的故国所负的一点责任。但是这样的工作我如果是留在国内，恐怕是无法做的。”

拥抱自由

慕容并不觉得自己这趟出国是在润，有机会他还是想回去，但他和润的实践者一样，都正在或是想要拥抱他们心目中的自由。相比于中国改开之前物质匮乏年代的逃港者，这一代润的实践者有着鲜明的自由理想。

黎冰说，自由就是每个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有尊严地活着，哪怕只想做一个普通人。黎冰曾经游历多方，并且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做一个有趣的普通人，包括润去日本也是在实践这种理想。

黎冰有自己的人格理想，他提到日本作家吉田修一小说里的人物横道世之介，“他实际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日本年轻人。只要接触过横道世之介的人事后都会感叹，我认识世之介这样的朋友三生有幸，这样的人会像一盏灯一样，会像一颗火种一样，始终温暖着周围的人。”

但黎冰认为，在当今的中国，他很难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我作为普通人，如果我不离开中国，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四个字，叫‘逆来顺受’。如果我不想逆来顺受，我们在推特上、Youtube上都看到了，绝大多数国内敢于公开表达的人，就会受到政治、人权、宗教等等方面的迫害。”

谈到上海的生活，孟先生也用了“逆来顺受”这四个字，“如果你没有任何想法，你只求逆来顺受，只要活着就好的话，上海生活不困难，包括封城期间也不困难。关键就是你对生存的诉求有哪一些？”

孟先生三十多年前大学一毕业就出国了，所以他对自由特别在意。多年经商也让他对自由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在我来说，自由就是法律没有限制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是，如果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了，甚至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不公正对待，你有地方说理。”

准备在美国打短工的令狐昌冰则说，“我说的自由就是，不去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下，我想干嘛就去干嘛。”令狐已经摸清了加州当地装修工的工资，一天的底价是150美元起跳。这让他觉得在美国只要努力就可以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2022年6月21日，北京街头，一名男子在三轮车后座上吃饭。（法新社）

“你从哪里来？”

在润的路上，所有人似乎都骑在令狐那样的摩托上，前方冉冉升起的是他们想象中的自由世界，车轮下渐渐隐去的则是带着诸般怨念的故国。但如何面对故国，这似乎并不是他们能轻易摆脱的问题。

令狐说，他不喜欢别人问他是哪里人，而喜欢别人问他是从哪里来？因为他厌恶称自己是“中国人”，“你叫我中国人，等于是变相让我去站队。......我本身是不喜欢去站队的，因为中国政府不是选出来的嘛，实际上中国只有一个政党共产党，你叫我中国人，就等于说我是共产党员。”

而“你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对令狐则只意味着你是在哪里出生、哪里成长。令狐所讲的似乎只是微妙的差别，却也包含着人生选择的决绝。而这种决绝并不鲜见。

前文提到的Y先生和家人移民日本已经三年。他说中国是故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他不想谈论中国，“我不能完全说她不好，也不能完全说她好，但是她对于我来讲，太沉重，太复杂，我完全不想面对她了。”

Y先生甚至不想让年幼的孩子学中文，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给孩子解释中国的历史，解释诸如文化大革命、大饥荒等等事情。他说他没有所谓的乡愁，“没有，绝对没有，唯一的理解，最诚实的就是身体记忆，就是我想吃好吃的，就是从小到大吃过的东西我很是想念。比如，现在日本，我会经常去吃中餐馆，吃中国料理。”

与他年龄相近的黎冰似乎更为洒脱，他说自己有可能改成日本姓名，他会去日本学一门手艺，做一个普通的钟表匠人。他还会停用微信，转而用Line，就像大多数日本年轻人那样，这是为了完成精神移民。

谈到中国时，黎冰说，“我跟祖国或中国的关系，我只会把它理解为我的过去；当别人不主动问起的时候，我不会主动提及。”

“我究竟是谁？”

从小沐浴着全球化烈风长大的中国青年人，或许早已在心目中重塑了自己与祖国的关系。他们率真而直接给出的答案似乎在润的命运来临之前就已做好了准备。

人到中年的慕容雪村则似乎对乡愁更加执着，他随口就提及他从未去过的洛阳，以及徐州夏丕城的张良墓，“我这一生都会非常关心中国的事情，但如果（待在海外的）时间越来越长，那我要以什么身份自处，以什么身份立足，这是要长期考虑的问题。”

慕容显得有些犹疑，他说在海外生活，自己可能会遭遇“我究竟是谁”的问题。如果一生都回不去的话，他更倾向于做一个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