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进退与中国权力博弈的底线重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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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很多人开始相信，正如普京侵乌失败，让无法团结的西方国家团结起来一样，习近平的清零失败，让势不两立的中共高层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必须阻止习危害“党和国家”的生存。这意味着，一场决定亿万人的命运和中国国运的政治大博弈已经展开，这场博弈的核心挑战其实并非所谓的“中国向何处去”，而是中国权力博弈的伦理和道德底线该如何重设，具体来说，就是如何给习近平和他的支持者们安排一条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退路。

不难理解的是，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给中国带来一场大难，并加剧正在恶化的全球秩序危机，而这个问题若能解决，不仅“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会迎刃而解，而且会让中国在不可避免的世界秩序重建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许多人对中国问题有一种悲观的宿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信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但如果从文革和文革以来中国权力游戏的演变历史来说，我并不太悲观。

中国文明的权力博弈有非常血腥的杀戮传统，中共把这个传统推向了极端。土改和镇反的大规模杀戮，是毛泽东能推动极端激进的社会运动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几千万人竟无声地死于大饥荒的原因。文革时中共高层权斗带来的恐惧，连林彪这个接班人都有了劝毛泽东不杀高层领导的念头。因此，毛泽东死后，避免政治杀戮是中共内外的主流所向，直到六四，邓小平为了保权又动了杀机。如果老布什对邓的杀戮罪行不姑息，中国的权力游戏很可能要比今天文明许多。

现在，围绕习近平的进退，中国的权力博弈又面临着重设底线的机会和挑战。我之所以对中国实现某种历史性超越抱希望，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由于多种原因，习近平与中共高层的绝大多数形成了一种恐怖均衡，习近平虽然曾经以为自己掌握了刀把子，但发现自己先动手的后果完全无法预料和控制，当然，习近平的对手面临着类似的局面，无法预料和控制先对习近平下手带来的后果。

第二，在社会基层和地方层面，也面临着类似的格局。一方面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不满相当普遍和严重，但绝大多数人都害怕出现历史上的“乱世”惨剧，虽然会有人产生揭竿而起的冲动，但历史上让这种冲动成功的技术环境已不存在，也就是说，只要中央政府还能运转，历史上自下而上造反的机制已经失效。


第三，外部环境也非常害怕中国出现内乱，简言之，中国的内乱不仅是周边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这种外部环境是史无前例的。

第四，总体上，国人和海外华人的信息、知识、人才和经验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历史性的成长，足以支持创建一个和平、且具有活力的内部和国际秩序。

问题是，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围绕习近平进退的政治博弈必定会有良性的发展和结果。事实上，目前中国从上层到底层的“恐怖均衡”是相当脆弱的，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无论国内还是海外，都不存在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来整合利用所有的积极因素。不过，这个因素也给中共高层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窗口，在解决习近平的进退问题的过程中，重设中国权力博弈的底线，从而增加中国陷入大乱的可能性。这条路径之可欲容易理解，其可求的逻辑将在下篇讨论。